反正退休报告已经递上去了，处在待退阶段，一句话，没事儿。
我叫张丹增，这名字听上去挺新奇是吧，怎么张是汉姓？又叫丹增呢？实话告诉大家，我父亲姓张，汉族，母亲是藏族，属典型的“团结族”。平日里，大家都省去了我的姓，直接叫我丹增，晚辈叫我叔叔丹增，同辈的叫我阿哥丹增，孩子们叫我爷爷丹增。我们这个金沙江畔的藏区小县城，是藏汉杂居之城，交融文化习惯把姓放在名的后面。我知道，县城里的人都在丹增前加上电影两字，叫我“电影丹增”，因为我做了三十多年的农村电影放映员。
但在农村，老乡们连“电影丹增”都省去了，直接叫我“红旗渠叔叔”。为什么呢？当时一个农村放映员手里的片源是非常有限的，仅有《地道战》《地雷战》《红旗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几部影片，给大伙儿放得最多的电影就是大型纪录片《红旗渠》。我知道，绝大多数70后80后出生的农村孩子们是看着《红旗渠》长大的。
那年月，无论春夏秋冬，一旦我牵着驮电影机的骡子出现在村口，驮骡脖子上的铜铃声音便敲开了山寨沉寂的大门。第一个看见我的大人或小孩就会惊异地吐出舌头，像战争时期的传令兵一样高喊“啊嘛嘛（惊叹语），红旗渠叔叔来了!”嘿嘿，当时我管那些报信的叫“移动的烽火台”。
嘿嘿，“红旗渠来了”，顿时，整个山寨苏醒了，热闹的气氛像击鼓传花一样快速地传遍各家各户，就连动物们也凑热闹似的发出欢快的响应声。
那一刻，整个山寨在我的眼里像地震一样晃动起来，人们奔走相告在乡间的小道上，所经之处便腾起黄龙般的烟尘。这腾起的黄龙般的烟尘告诉大家，金沙江干热河谷两岸的山寨太缺水了，加上强烈的日照，热风顺着河谷吹，把河边到半山腰间的水分吹干了，形成光秃秃的山脚和山腰，仅有一些耐寒的仙人掌一类的植物。在我的记忆中，羊肠般的小道只要有人和牛羊走动或奔跑，立刻会卷起浓浓的烟尘遮天蔽日。我知道，这些地方小春作物一旦进入抽穗时节，雨水的蒸发量是降雨量的四倍以上，那干旱程度像老妪的乳房，垂吊、干瘪、毫无生气。
那个年代，电影像勾魂的情人一样俘获了村民的心，他们像盼情人一样盼望着我的到来。只要我一出现，人们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来满足“过年”似的愿望，心里想：手里的活计等看完电影再干也不迟，一旦错过看电影说不定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了。于是大家拿起板凳直奔晒场，给自己占一个理想的位子，不一会儿院坝里安放好了长短不齐、高低不一的凳子。
那热闹的景象冲淡了我的疲惫感，顿时感到自己像“皇帝”一样变得伟大起来。整个村寨一片欢腾、热烈，就像火柴头遇到擦皮，点亮了人们的欲望。嘿嘿，那场面啊，现在叫精神盛宴，那时我们叫给眼睛打牙祭。
嘿嘿，一个农村放映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你说有多“牛”！那是很受欢迎很吃香的职业啊！特别在广大的不通公路的农村牧区，我，享受着现代的影星歌星一般的超级待遇。这待遇至今让我想起吃香喷喷酥油煎蛋的味道，在物质极度匮乏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能在藏寨吃上老乡给你做的酥油煎鸡蛋，那可是“土司和头人”的待遇了！只要随便入住哪一家，就会听见筷子在碗里发出的极有节奏感的碰撞声，就会想象出蛋清和蛋黄在经过搅拌后已经混在一起，接下来就会听见锅里发出吱的悦耳声。顿时，一股扑鼻的香味从厨房里扑面而来，这香味立刻引出浸在牙缝里的唾液在嘴里翻滚，那馋劲恨不得把装煎蛋的碗和筷都吃了，很快，一碗撒上毛盐的金黄里透着白的煎蛋端到我的面前。
一晃三十多年快过去了，但酥油煎蛋的味道至今还在我的舌尖上留着。
更牛的是我张丹增凭借放映员的工作找到的爱情。瞧，那张挂在墙壁上的结婚照证明了一切。照片上我和妻子格桑志玛小心翼翼地像捧婴儿一样捧着“红宝书”，“红宝书”是毛主席语录的选登，用大红色的塑料布做包装，上面印有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头像，头像下面印着“毛主席语录”五个字，毛主席他老人家畅笑着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嘿嘿，那是临终归天都将附在灵魂上的记忆。
至今都记得在为妻子的村子放映《红旗渠》的一天下午。四周静悄悄的，偶尔有鸽子扇动翅膀与空气摩擦发出声音。她家屋顶晒台靠窗的麦草堆边，麦草被阳光染得金黄，在流金溢彩的映衬下，她的眼神和麦麸色的皮肤楚楚动人。看上去，她的眼珠微微有些发蓝，配上高高的鼻梁显得有些超越东方美的那种扁平，像极有棱角的山峰竖在脸中央，眼神在期待中突然间变得迷离，她用上牙轻轻地咬着下唇，像盲人在等待亲人的手，异常的美丽。
我的妈！那绝对是传说中的度母（仙女）现身，我冒着犯法的冲动颤抖着身体像饿狼一样朝她扑去。快要燃烧到喉头的欲望导致了动作过于粗野，不慎绊到了锄头，锄头哐当一声惊吓了一群在草窝里的燕子，受惊的燕群一股脑扑棱着翅膀惊慌而逃，打破了乡间的宁静，楼下的看门狗闻声冲着发出响动声的楼上昂起硕大的头狂吠不已。
“志玛，快去看看是不是有人来了，阿黑叫得那么凶。”志玛红着脸理理头发应声而去，身影在独木梯上像猴子一样敏捷而快速。
看着空空的楼梯，我恨自己该死的腿和那把该死的锄头坏了我的好事。“该死！煮熟的鸭子飞了！”
等到“煮熟的鸭子喂进嘴里”已是两年后我们结婚入洞房的时候了，把美妻抱在怀里的那一刻我才明白“爱情就是要生缠死缠，就是要死缠滥打，在众多的纠缠者中，当你缠得只剩你一个人时，你就是胜利者。”哈哈，这是我做放映员的最大收获。
唉，细想起来，多亏她支撑起这个家。她嫁给我的前二十年，我一年四季在乡村奔走，一年之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家里。虽然户口上写着户主张丹增，其实这个家，格桑志玛才是真正的顶梁柱啊。
最让我一辈子歉疚的是生女儿时我不在她身边。那时她还在农村，我只知道她的预产期是在八月十三日，我特意将放映的时间轮到我们村，一来可以在她身边，二来可以完成任务，两全其美。
那天我一早就从甲因乡出发，一口气走了二十五里路，不到吃午饭的时间就到了村口的荞麦地，只要看见荞麦地前那座季节河的木桥便到家了。
一进家门就傻眼了，丈母娘正在哄刚生下来一周的女儿睡觉。看见熟睡的女儿，我的泪水哗哗地流淌出来。那一刻，只感到身体在发抖，充满了兴奋、愧疚、自责。手里拎着二十个鸡蛋、两斤白糖（白糖是十个人的配额，当时计划供应每人每月二两白糖，知道我妻子要生孩子了，同事们凑的）、十个点心，心里在问：“这够吗？这能弥补吗？也许这些东西再多十倍百倍，都是不够的。那是我欠她们母女俩的一份情呀。”
此时，妻子正背着满满一背篼新掰的玉米回家，虚弱的身子晃晃悠悠的。过去在藏区产妇没有坐月子一说的，三天后下地干活是常事，但我再也忍不住了，她晃晃悠悠的身子晃“碎”了我的心，我竟然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
当晚，我在放电影时从妻子的好友拉姆的嘴里获知了妻子生女儿时的惊心场面。
当国产长江十六毫米电影机关上换片机旁边的灯，她迫不及待地说:“一个星期前村里就开始收玉米了，记得那天午后的太阳光特别烫人，我从离你们家地里不远的坡上下来时看见阿姐志玛背着一背篼玉米，阿姐吃力的样子真让我担心，我用开玩笑的口气劝她说，‘压着你，我一点也不心疼，可千万别把肚子里的娃娃压住了哦。’阿姐吃力地对我笑笑，她点点头说，‘背完这背篼就休息。’还没说完就把背篼底顺势放在旁边一个能歇脚的土坎上，对我说，‘你先走，我歇歇就来。’看见她满脸的汗水，‘没事吧？’话还没问出，见她嘴都有些变歪了的样子，一只眼睛也随之半睁半闭的，半边脸上的肉不停地抖动，那是疼痛的表现，‘怎么，这么快就发作了？’我问，‘快，快去叫我阿妈来，痛得不行了。’‘好，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一定要稳住哦。’她咬着牙朝我点点头。半个小时后我带着阿姐志玛的阿妈和舅母赶来了。但眼前发生的一切让我惊呆了，阿姐志玛无力地瘫软在斜坡上，与此同时她的怀里再次传出婴儿响亮的哭啼声，‘天呢，菩萨，这么快。’志玛阿妈的口气就像是在做梦一样，等她回过神来时，有经验的舅母大格桑已经解下腰上的围裙把血糊糊的婴儿包裹起来，为了缓解当时的紧张气氛，还打趣地说，‘这么肉嘟嘟的可爱宝贝，我看见了都牙齿发痒，直想咬一口，幸亏我们来得早，苍蝇只能去咬胎盘了。’志玛阿妈简单地擦了擦女儿两腿间的血迹后，就和我扶住志玛回家了。”
听着叙述，我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播放着妻子生孩子的画面，内疚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若干年后妻子补叙了那段生孩子的经历，她说：“拉姆走后，下身的剧痛让我猜疑到该不会把孩子生在这里吧，但那种与从前的疼痛不一样的感觉让我必须做好准备。等我放下背篼后完全直不起腰了，肚子的坠胀感觉使我几乎是趴着选择了右手边一个干净的草地来躺下，我顺着草坡斜躺下来后，咬着牙撩起裙摆把春秋裤脱到膝盖处，这时疼痛感一阵松一阵紧的，我用力分开腿做好了准备，可能是没有人照料的原因，我努力地说服自己要保持清醒，一定要坚持到阿妈她们来。我把从前不同场合不同年龄段听到的女人们谈生孩子时那些道听途说的经验全部用上，比如用鼻子吸气，用嘴巴出气，用手紧紧握住临时派上用场的玉米棒子，努力用吸进肚子里的气鼓圆肚子以便更快地生产。我几乎痛得失去了感觉，同时感到身体在蒸笼里一样，汗水一个劲儿地直往外冒，就在那一瞬间，我感到突然下半身空了，像拉肚子时的胀痛到了顶点时憋不住那突然间哗地喷出来的感觉。等到胎盘出来以后疼痛慢慢消失了，但我已经没有力气抬头看看发生了什么，就这样躺了大概一分钟，但很快想到孩子的呼吸，那一刻，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劲，我用力使自己侧卧并弓起腰，睁开眼睛看见一个血糊糊的肉疙瘩一动不动地缩成一团。我摸索着找到挂在腰间的小藏刀，快速割断脐带后将婴儿倒立起来并在屁股上一拍，突然间孩子哇的一声哭起来，声音像他爸吼出的根嘿嘿一样洪亮。听见这一哭声，我知道安全了，流出来的眼泪滴滴都充满着幸福，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是她阿爸在身边就好了，看见自己的孩子不知有多高兴……”
平和的叙述让我歉疚，而歉疚的方式在那一刻却演变为一阵狂吻和抚摩，“你，丹增，你，你要干什么？才刚刚干净你又要胡来了。”在摸到志玛的腰部和胳肢窝的结合部时她咯咯笑着，反抗着，但当她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力量抗拒的时候，开始由被动变得顺从，由顺从变得积极，再由积极变成互动，我俩像蛇一样死死地缠绕在一起。
待退期间同妻子分好工，上午我在家里给州里唯一一家党报副刊和一家文学刊物写文章，下午替妻子守小卖部。
“嘿嘿，撰写文章，听上去蛮有才的。”我用手捂住半边嘴小声告诉你，我在报刊上发的也就是一些豆腐块文章，仅仅比刊物和报纸业内人士称的“题花”大一些，很少有上了一千字的，所得的稿费还不及小卖部卖冰糕所赚的零头。
有点寒碜是吧？像我这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来到世上的，正值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欣欣向荣的时期，那个时期人的追求和认识与现在人的价值观，荣誉和金钱观是有巨大差异的，我敢打赌，那时的荣誉绝对大于金钱。电视上那些卫国战争时期挂满奖章的老兵就能说明这一点，荣誉高于一切。
到了我这个年龄，每每在报纸或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那愉快的心情比晚上抱着格桑志玛逐渐松懈发胖的身子要幸福十倍。当然，老实说，这跟年轻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生命的旺盛期和精神的成熟期是成反比的，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的两者之间的幅度不大，甚至很靠近。
这种幸福感在年底的宣传文化表彰会上升到极致。每当得到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的赞赏和表扬，得一个“弘扬文化先进工作者”之类的表彰和两三百元奖金或一床羽绒被盖或一个高压电饭煲什么的，在众目睽睽的审视下，我那双微微颤抖的手握住发奖领导的手，那一无比荣幸的时刻，就连回味在嘴里的口水都是带甜味的，嘿嘿，瞧瞧我们这代人的出息。
至今我家那幢十三根柱子三楼一底的藏式房里，还专门腾出一间屋子做陈列室，里面陈列着印有“反修防修”或“抓革命促生产”等字样的搪瓷茶缸；有上山下乡时军用水壶或军用挎包军用胶鞋；还有下乡最实用的能装五节电池的手电筒或上发条的闹钟之类……后来才有改革开放后发的那些大件、值钱一些的物品。从茶杯——水壶——被套——半导体收音机——越战时的绿色薄毛毯——锑锅——高压电饭煲——羽绒被，这些纪念品记录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
在我的“陈列馆”里，有两件我一生中最重要最珍贵的纪念品，一件是两部伴我一生的电影胶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旗渠》，另一件是一台国产长江十六毫米甘光溴钨灯GS-16HX电影机。
值得一说的是，陈列室的一壁墙挂满各种款式的大小不一的毛主席纪念章，耐心的女儿曾经用大半天时间清点了像章的数量，共计五千八百四十枚。当然啦，这些奖品和纪念品都跟我当放映员有关，就像“红旗渠”成为我的代名词一样。
有半个军数量的毛主席像章是多亏《红旗渠》带给我的“灰色”收入，也多亏了兵站的站长夫妇。回想起这事真巧，宋站长就是林县人，对发生在家乡的奇迹——红旗渠情有独钟。每次给兵站放电影他都要我加演《红旗渠》，战士们心里憋着一股气，因为他们看腻了，也是，如果天天让你吃回锅肉你能行吗？但宋是一站之长啊，大伙儿敢怒不敢言。
后来宋站长转业回老家了，临走时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装箱打包了，唯独那箱三百多斤重的各种样式的毛主席像章令夫妻俩犯难，拿走太过于沉重，但又不敢遗弃或扔了，如果把它们用捐赠的方式交给组织又可能留下不忠的嫌疑，为这事夫妇俩三天前就急得一筹莫展，常常在半夜里还在想办法呢。
正在两口子犯难之际，我的出现解决了这个火烧眉毛的难题。宋站长是属于那种“弹子盘”式的脑袋，头脑转得有“弹子盘”那么快，别看他面带殊相，可心里却是大大地明亮啊！“喂，老婆子，快给老朋友益西泡茶。”他老婆应声从里屋端来清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