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新来的老人
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抵达京师。这是他第五次来京师了，年轻时来京赶考，三次落榜，那种失落的情形，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心酸。第四次来京时，已经是朝中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员了。这次立功回朝荣耀无比，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第二天，左宗棠就进宫陛见了皇上、皇太后。还记得左宗棠上次来京陛见是同治七年（1867年）八月，距今已经有14年了。
塞外多年的戎马生涯让左宗棠又衰老了不少，慈安太后看到左宗棠两鬓的白发时，不由得掉下了眼泪。太后勉励道：“你这个年纪本应该告老还乡，享受天伦之乐。但大清需要你，你今后的担子仍然很重，大小国事全靠各位王公大臣了。”
左宗棠自知自己年事已高，身体也不是很好，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但皇恩浩荡，如今又是用人之际，他没有理由拒绝皇上和皇太后的重托，只能答应了下来。
为了表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卓越战功，在他抵京后第三天，即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九日（1881年2月27日），便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这对汉族地主地方大员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当时，这个消息是上头版头条的大事，被称为最好的消息，许多关心国事的人都十分振奋。因为朝野爱国人士一直对帝国主义的进逼和国家的积弱不振深感忧愤，希望中枢执政者能振奋精神，维护民族权益，在外交上表现出强硬的一面。
如今，对外一直主战的左宗棠获得了直接参与和决策中枢的政治、外交、军事各要务的权力，让这些爱国人士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我们知道，被称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个人中，曾国藩、李鸿章先后在直隶担任总督，而且曾国藩以一等侯爵高出左宗棠，李鸿章晋封大学士也早于左宗棠。但曾国藩和李鸿章二人一生也没有得到入值军机、主持总署和参戎兵部的殊荣。所以，左宗棠入京辅政在晚清政坛中是很引人注目的事情。
那么，清廷为什么要给予左宗棠如此重任呢？左宗棠有能力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也有当权者的用人权术。
首先，清廷怕左宗棠在新疆捅出乱子来，影响和沙俄的和谈进程，破坏了妥协，所以把左宗棠从新疆调了回来。
其次，左宗棠虽然在边疆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终究是一个汉人，而且手握重兵，再加上海内外越来越高的声望，难免遭到清廷的猜忌。所以左宗棠也逃不脱“飞鸟尽，良弓藏”的命运，最终被解除兵权，调往京师。
再次，统治者制衡大臣势力的需要。
曾国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已经过世，之后，左宗棠与李鸿章所代表的湘、淮两系势力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鸿章与京师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们十分惧怕列强的武力恫吓，主张对外妥协。奕被罢免议政王后，在主持总理衙门并任军机大臣期间，对外的立场也非常软弱。为了牵制奕、李鸿章等人的势力，清廷选中了强硬派左宗棠，所以，调他进京以备朝廷顾问。
另外，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轰动京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英雄。对英雄不能冷落，再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清廷也希望全国多出几个像左宗棠一样的人物。还有，士大夫们的积极建议和一些王公大臣的支持及慈禧太后对左的赏识等等这些因素最终促成了左宗棠进京拜相封侯。
不管怎么说，左宗棠已经成为了京师数一数二的重臣，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左宗棠在外地当地方大员时，想说什么干什么，到哪里去见什么人都自由自在。而京师是帝王之都，上有皇上、皇太后、诸位王爷，下有各位军政大臣，再加上朝中的礼仪规矩、繁文缛节，这些简直要把左宗棠逼疯了。
本来看似很简单的一件事，在朝中却变得异常复杂。在这种钩心斗角的地方，性格秉直的左宗棠能游刃有余吗？
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
慈禧太后一向非常宠信太监，太监头子如李莲英、安德海等都红极一时。他们无比贪婪，对入京陛见的外地大员索要宫门费。这种小人是得罪不起的，而且他们背后有慈禧太后撑腰。所以就连曾国藩、彭玉麟等清官也要低头照付宫门费。
左宗棠对这种贪污索贿的事情也略有耳闻，认为不可思议。所以当他第一天入宫，被索要宫门费时，就大发脾气：“我一生出入百万军中，没有人敢阻拦我。你们几个鼠辈也敢和我要钱？既然不让我见皇上，我只好回西北了。”
太监们没想到这个老头这样倔强，不知道有多大来头，便请他进宫。左宗棠余怒未消，边走边说要把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太监交给内务府惩办。
太监们急了，请求慈禧的庇护，慈禧听后笑着说：“你们也太胆大了，怎么找上他了。这个人功劳大，性情憨直，我也没办法，你们自己求他去吧。”
左宗棠的与众不同让他取得了小小的胜利，但却注定了他以后会在朝中失意。因为作为另类，在朝中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直至被排斥在外。这就是另类与生俱来要付出的代价。
当然，左宗棠不会在意这些，在他眼中，只有一个字“干”。既然身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办一些利国利民的实事才是最主要的。
在其位谋其政
鉴于清朝统治中枢的腐败，人们对左宗棠抱有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带来新气象。左宗棠也是这么做的，他不能容忍清政府在对待日本提出的侵略权益方面一再退让，明确表示不能退让。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和试图改变军机处、总理衙门一向“积弱”的高度责任感让左宗棠行动了起来。
左宗棠准备劝说最高统治者扫除以往的颓势，振作起来。在任职后，把“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作为主要事项努力加以实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军政上，左宗棠打算教练京师旗兵，但由于满洲亲贵的反对，不允许左宗棠这类汉族大吏参与，最后只好放弃了练兵。
不过，在其他几项，左宗棠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首先，修治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此时他把重点放在兴修京畿的永定河上。因为他从新疆返京途中，看到山西、直隶境内水利失修非常严重，所以在进入军机后，就提议修整京畿水利。
本来治理永定河属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管辖范围，当左宗棠与李鸿章商议修水利时，李鸿章怪左宗棠多事，便阳奉阴违。左宗棠在无奈之下不得不派两千多亲军前往涿州一带修整永定河道，毕竟还是自己人靠得住啊。
而且左宗棠还以身作则，在六月不顾酷暑前去视察永济桥工程，真是难为这个老人了。在左宗棠的带领下，经过4个多月的加紧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坝等工程基本完工。官吏百姓看着滚滚洪流都万分高兴。
其次，对于外国的鸦片输入，左宗棠一直是深恶痛绝的。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事实。左宗棠除了痛惜之外无能为力。但他依然上奏痛陈了鸦片烟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还提出以加税捐的办法来阻绝鸦片的建议。
可见，左宗棠的头脑是清醒的，没有因为大清的衰落而浑浑噩噩为官。但面对外国鸦片贩子的疯狂倾销和百姓吸食鸦片已成普遍社会现象，左宗棠的建议和举措已经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了。
其实，为了减少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清政府在同治七年（1868 年）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协商将进口鸦片的征税由旧额增加20％。但十几年过去了，增税的问题一直受到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而未能实现。
这就是弱国无外交，只能意淫一下而已。不过，左宗棠的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再次，左宗棠还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20年来在对外交涉中遇事屈从、过于卑怯的外交格局而提出“洋务必当振作”的主张。他本想改变这种局面，但由于任职总理衙门大臣的时间比较短，在对外交涉中，仅与英使威妥玛谈论鸦片加税一事值得称道。
因为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不能限制洋烟进口，国内禁烟也很难办到。若想减少吸鸦片的人数，只能提高鸦片烟进口税，进而提高烟价的办法。如果烟价提高，吸鸦片的人就会减少，英国的利益肯定会受到损失，所以英国不同意提高鸦片烟进口税，但道理上说不过去，于是就采取拖延的办法。左宗棠认为人民的事应由人民自己来决定，于是上疏朝廷，请全国上下一起来讨论洋烟提税方案。
采取全民公决的办法，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威妥玛看到事情已经公开，自己又理亏，就勉强答应了。洋烟原来每百斤进口税银三十两，现加征税厘为一百五十两；内地私种土烟也加重捐税。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左宗棠功不可没，慈禧太后也对左宗棠这样评价：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之声威。
可以说，这是对左宗棠的最高褒奖了。
官场的弯弯绕
清朝廷中的大臣们个个精通世故、谨小慎微，看上面的眼色行事说话。其中虽然也有少数正直、爱国、有学问的人，但在封建专制的大气氛下，只能唯唯诺诺，随波逐流，不敢多说一句话。左宗棠虽然是大清的栋梁之才，但他耿直、孤傲的个性，未必就能在官场中游刃有余。
因为在官场“多磕头少说话”才是最佳的生存之道。在这里想起一个人——曹振镛。
在清代道光帝的满朝文武中，曹振镛最得宠、最走红。让人费解的是，这个人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仕途通达，往上爬的速度快得惊人。
在嘉庆皇帝驾崩后，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几位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其中说到乾隆皇帝生在热河避暑山庄。这份遗诏颁布后，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偏偏让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挑出了一个“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庄，而是生在雍和宫。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所以，道光帝龙颜大怒，很快就将这几个军机大臣赶出了军机处，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三个月后，鸿运当头的曹振镛又荣任军机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曹振镛不仅得宠让人吃惊，更让人吃惊的是能够一直得宠。
在随后的岁月里，没见这位曹大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迹，但他仍然一个劲地往上蹿，许多荣耀接连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
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在玉澜堂铺张浪费地赐宴15位老臣，曹振镛的年龄最小，却也分享到了赐宴、绘像的荣耀。第二年，曹振镛出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未来皇帝的师傅头儿。道光六年（1826年），平定张格尔叛乱，曹振镛又晋升为太子太师。次年，张格尔被擒，道光将曹振镛提升为太傅，赐予紫缰，在紫光阁陈列画像，从此，曹振镛进入了显赫功臣的行列。
我们不难发现：就品德和功业而论，这位曹大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却取得了让众官僚羡慕不已的地位。看来，在官场中，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仅能明哲保身，还能不断升迁。
在曹振镛的为官字典里，只有“多磕头、少说话”六个字，这无疑成为了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虽然曹振镛的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以“名垂青史”，但这个“做官六字诀”绝对可以流传百世。要不然，这条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又怎么会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少说话”是曹振镛为官几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他之所以要奉行这一“六字真经”，是因为他把道光皇帝摸了个门儿清。
我们知道，道光是一个守成的皇帝，而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转衰，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国家体制即将土崩瓦解。作为中国这条古老大船的船长，道光皇帝是不合格的，他缺乏进行变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一味坚持“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了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这条大船日渐沉没。而曹振镛当然也没有那远见卓识，他只是捧着他的“六字真经”，顺应着道光皇帝，拍着马屁在官场上大红大紫了。
道光十五年（1835年），81岁的曹振镛在领导岗位上病死了，悲痛的道光皇帝御赐曹中堂谥号为文正。
这就是官场，要想往上爬——多磕头、少说话，结果还能落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