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这么奇怪和充满偶然性。北宋后期政坛和文坛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在经历政治风波和个人磨难后，竟又重逢了。一个是罢相，一个是罪臣，重逢时却语及平生，亲如知己。他们谈旧事、论时政，涉及新法和个人恩怨也直言不讳，有时开起玩笑互相讥讽，或是放纵聪明互相比试，最后都大笑释之。他们心中装着社稷苍生，言语碰撞的却是生命智慧。
半山上杂花满树，一片绚丽。已风霜满面、历尽沧桑的两人在花下漫步，似乎重新焕发了少年精神。王安石说起了“乌台诗案”——这件本朝以来最大的文字冤狱。当年，苏轼还在杭州通判任上时，到两浙巡察灾情的沈括向苏轼索要诗集，苏轼想都没想就给了他。沈括回京后，摘抄诗中言语，除夕夜就写好弹劾苏轼的奏章。时任宰相的王安石当即把奏章扣下了。后来天下大旱，华山崩裂，王安石自请离开相位，挂职江宁，沈括又上了第二本奏章，直接送到皇上手里。神宗当时一心悬于天灾人祸，对他的奏章并未在意，要不然，“乌台诗案”恐怕要早几年发生了。
苏轼心中深感意外，对王安石秉公无私之举十分感激，这才是君子的境界，与那些小人行径有天壤之别。
王安石又讲到变法，这桩他付诸毕生心血的宏图伟业，已使天下发生了很多变化，他很想知道曾经作为反对派的苏轼的看法。苏轼拱手直言道：“荆公勇于任事，体恤显隐，锐意兴革，足可道哉。然而，小人追随王公，却以变法谋私，荆公搭台，小人唱戏，公做了冤大头，我做了阶下囚，天下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王安石点头称许。他是不拘小节之人，自然不会介意苏轼直言。倘若苏轼心有顾虑，言有虚饰，那他也不是苏轼了。王安石深知变法艰难，朝廷颁令与地方施行，总会有实践过程中的偏差。加上人事任用，小人作祟，常常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要不然他也不会两次罢相，对变法遥遥观望而无能为力了。他又问：“这次变法，功过如何？”苏轼答道：“问心无愧即可，莫论功过。”
王安石想起当日在朝堂上与苏轼争辩变法，言犹在耳。苏轼强调变法须徐行徐立，急则易蹶，现在看来，是被他言中了。王安石感叹道：“老夫岂不知要取徐立徐行之策啊，此事，老夫也有难言之隐哪。圣上急欲建功立业，不是老夫能左右的，包括用人，皆由圣上说了算。有功皆归人主，有过皆因安石，老夫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子瞻你，对圣上有微词，便直言奏明。谁是谁非，概不掩饰。所以，吕惠卿他们见我对你屡屡迁就，大惑不解，可天下谁又能理解君子之交呢？”
苏轼忧虑地说：“荆公啊，此次变法，成则为大宋之幸；反之，大宋命运就不敢说了。”王安石惊讶地问：“子瞻此言有弦外之音啊！”苏轼直言道：“成则大宋兴，不成则动摇国本。何以如此呢？贬人太多，奸臣弄权者太多，谁也不能保证熙丰之法将成为几十年的不变之法。一旦有个反复，则党争日炽，一旦如此，我大宋危矣！”
王安石听罢，垂首不语。他何尝不愿新法长久施行下去呢？只是人事难为，天命难测，世事大概便是如此了吧。苏轼又说：“荆公是君子，行大道，为国事，对这小人之争，未曾在意，可往往千里之堤就溃于蚁穴。好比这《青苗法》，运行得当，也是百姓的幸事，到最后却成了小人邀功晋升的台阶，所以百姓怨声载道啊。”
王安石想起自己用人之失，痛心疾首，见苏轼公正直言，不由得心中佩服，感叹道：“都怪我刚愎自用，不听子瞻之忠告。”苏轼安慰道：“荆公不必自责，不历后事，哪知前事之失啊，如此也好为后来变法者留前车之鉴。”
王安石自嘲说：“只怕老夫从此要成为天下话柄了。有些人会拿祸国殃民的帽子扣在老夫头上。”苏轼说：“功过自有后人评说，然荆公真君子，足以千古流芳啊。”王安石大笑：“刚直敢言如子瞻也会恭维人了。”苏轼淡然一笑：“苏某说真心话，荆公心中了然。”
两人继续往上走，一路绿荫遍地，鸟声悠然。王安石问：“你说这下坡路好走呢还是上坡路好走呢？”苏轼答道：“上山容易下山难是俗人的看法。依我看来，上山费力，下山费神，只要能上能下，能走能动，就不难。真正难的是既不能下也不能上。”
听聪明人的谈话总是令人惬意，像这样随意简单的谈话，两位智者却能讲出别样的道理来。王安石明白苏轼所指的是新法的实施，如今既难裨补国政，又无法完全适用民生，正处在上下两难的境地。只是自己告老隐居，置身事外，新法已交给后来的新党人物主持，他再也无力插手，笑说：“正所谓人老步步难哪！”说着，拄杖迈动着老腿。
苏轼过来扶了一把，慢慢陪他走上一级级石阶，说：“人一生下来，面临的第一件事是学会走路，到老来，走不动了，面临的第一件大事还是走路。人生始终在走路啊。”王安石针锋相对地反问：“然则，人生有一半睡于床上，不知有道路乎？”苏轼笑着说：“守财者梦游于被追杀，求仕者梦游于赶考之路，风流者梦游于追欢逐笑，农人梦游于田间地头，商人梦失于道路，岂非无路可走乎？”王安石进一步说：“未梦者则不游。”苏轼诙谐地说：“未梦者称为睡死，又称小死，死者焉能游乎？”王安石大笑。
苏轼是出了名的机智诙谐，遇着王安石更是当仁不让。他笑说：“荆公啊，我听说你正著《字说》一书？”王安石兴致勃勃地说：“是啊，老夫研究汉字，颇觉有趣，比如这‘波’字，乃水之皮也。”
苏轼马上反唇相讥：“如此说来，‘滑’者，岂非水之骨也？”
玩笑总是机智敏捷，但绝不带半点恶意。王安石是心中通脱之人，自然也不会计较。他有点尴尬地说：“你休讥笑，也并非没有道理。只是这斑鸠的鸠字，何以旁数为九呢？”苏轼马上回答说：“荆公不记得《诗经》上说，‘鳲鸠在桑，其子七兮’？”王安石皱眉不解：“即使这样也只有七只，何来九呢？”苏轼笑着说：“加上它爹它娘，正好是九了。”王安石哈哈大笑：“好个子瞻，原来你在讥讽老夫！”苏轼忙说：“岂敢岂敢。以竹鞭马是为笃，以竹鞭犬，不知有何可笑？”两人会心大笑。
两人继续拾级而上，来到半山上一处荒废的宅院前。王安石见旧屋向东倾斜，戏言道：“子瞻，老夫出个上联。墙歪上东坡。”
苏轼看着屋下突兀的岩石，对道：“屋斜下安石。”
王安石兴致来了，大悦道：“对得妙！墙歪上东坡，坡上鸟自多。”
苏轼脱口而出：“屋斜下安石，石下虫不直。”
王安石大笑不已，又出一联：“半山非半山，一山飞峙大江边。”
苏轼立即说：“满月不满月，缺月高悬银河畔。没有绝联，你难不住我。”
苏轼自信满满，斗文斗智最能令他心神愉悦，更何况遇着王安石呢？王安石笑着说：“子瞻果然才思敏捷。你且出个对子难住老夫吧！”苏轼说：“我有一副绝对，得之于西湖之上，至今未能对上。携锡壶，游西湖，锡壶掉进西湖里，惜乎锡壶。”
王安石沉吟半晌，顿时犯了难：“此联乃绝联，老夫对不上，恐怕后人也对不上。”苏轼见王安石雄心未减，大笑赞叹。
两人来到半山佛堂，堂上匾额题曰“保宁禅院”。原来王安石退居江宁后，曾大病一场，病愈后舍宅为寺，潜心学佛，神宗得知，亲书题匾赐予王安石，算作优礼相待。可是对于一个信佛的人来说，这些厚赐又有什么用呢！王安石问苏轼：“子瞻信佛吗？”苏轼笑道：“信，又不信。我给荆公讲则故事。有一座庙，香火不旺了。这天来了个汉子，推倒神像，将神座料石扛走，回家砌了猪圈。第二个汉子烧香来了，见此甚为惊慌，搬来自己家中的料石，扶神归位。小神对大神说，第一个汉子应该严惩，第二个汉子应该给他好处。大神说，你错了，第一个汉子不信神，我又怎能奈何于他呢？”
宋代读书人大多学佛参禅，这是时代风气。但学佛又不离弃世俗，这是讲究精致生活的宋人对学佛的巧妙转化。苏轼是积极学佛的。在黄州时，他就常常到佛寺去听经念佛，排解现实的苦闷，最终以自己的智慧为主，以佛禅为辅，挣脱出来。他曾跟友人说，自己学佛好比吃猪肉，不但味美，还能饱肚，不像有些人，空学禅义，如吃龙肉，纯粹是诈唬人。苏轼对王安石说：“对于少数人来说，佛是一种哲境；对于多数人而言，佛是一种安慰。有大安慰，小安慰。大安慰是悟自然之道，小安慰就只能满足一时之需。”
王安石不同意他的说法，反驳道：“你所说的自然之道乃道家之言，非佛家之语。”苏轼说：“佛家的四大皆空，并非真空。开大法眼，三教殊途同归，皆为道也。”王安石大喜，欣喜地说：“子瞻，你何不来江宁买一宅院，与我同住，我二人天天谈玄论道，岂不妙哉？”苏轼拱手笑道：“能与荆公同住，是求不来的福气，只怕身不由己，事与愿违啊。”
其实苏轼何尝不想归老田园，与王安石比邻而居呢？自从接到圣上量移汝州的诏书，苏轼犹豫了好久，不知道该不该上书请求留居黄州。但最终圣意难违，他上了谢表，表示愿意到汝州继续思过待罪。他一路东下，行程迟缓，沿途又不断上书，希望朝廷能恩准他买田归老，可是批文迟迟没有下来，苏轼只好一步步走下去。如今王安石的盛情邀请，又触动了他归隐的念头，可是登上半山，遥望茫茫江水，身不由己的无奈又袭扰心头。他当即写了首诗赠给王安石：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感叹道：“老夫无缘与子瞻比邻而居，实乃憾事啊！子瞻此去，当大有作为。将来国事要交付给子瞻了！”王安石此意，是料想神宗必定重用苏轼，将来新法的纠正补救，还仰赖他从中施行了。
可王安石哪里料得到以后政局的急剧变化呢？他已无法亲眼看到日后新旧党轮番上台，政治斗争激烈残酷的情景了，而苏轼将深陷在这旋涡里。
苏轼一家在半山园逗留了几日后，又去拜扫了采莲表姑的坟墓，即准备告辞。在短短数天里，苏轼与王安石携手出游，纵横谈论，实在是大快平生，留下一段文人交往的佳话。王安石与吴夫人送苏轼一家到码头，目送他们离去。王安石感叹地说：“世上不知更几百年，才出如此人物啊！”
苏轼拜别王安石，对身边的巢谷说：“荆公是真君子，可举世不能识之。苏某能从游数日，已是莫大的缘分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啊！”这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大约两年后，王安石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