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选取的关于“善”的意义，就是那种旨在利人的善行。这就是希腊人所谓的“爱人之道”，而用“人道”这个词一如当下的用法冤，显得分量有些轻。我称爱人的习惯为“善”，称那种天生的倾向则叫做“性善”。这在一切德性及精神品格中是最伟大的。因为它是上帝的特性，并且如没有这种德性，人就成为一种碌碌无为、为害匪浅、甚至卑贱堕落的生物，比那些虫豸强不到哪里去。善与神学中的德性仁爱相符合，也许有时会用错地方，但却永远不会过分。过度的权力欲会使天神堕落，过度的求知欲会使人类堕落，但是在“仁爱”之中，永远也不会有过度的情形，无论是神或人，也都不会因它而陷人危险的境地。向善的倾向在人性中的烙印很深，到底有多深呢？就是如果这种善不洒向人的同类，也会泽及其他生物的。这一点，土耳其人表现得很明显。土耳其是一个残忍的民族，然而他们对待禽兽却很仁慈，甚至还会向狗和鸟类施舍粮食。据布斯拜洽斯的记载院君士坦丁堡有一个耶教青年，因为在玩笑中撑住了一只长喙鸟的喙，差一点被人用石头打死。在这种“善”或“仁爱”的德性中，有时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意大利人有一句骂人的俗语院野他是个老好人，好得简直像个废物。”意大利的宗师之一尼考劳·马基雅维里居然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几乎明明白白地写道院野耶教把善良之人做成鱼肉，贡献给那些专横无道的人。”他说这话是因为真的从来没有一种法律、教派或学说曾如耶教一样地尊重过“善”。因此，为了避免诽镑及危险起见，最好是好好研究一下，如此良好的习惯究竟有什么错。我们要努力利人，但是不要被人们的面貌或妄想牵着鼻子走。因为若是那样，就是容易被欺骗，或者太过怯懦了，不要太怯懦或容易受人欺负，白白浪费了满腔的热忱。也不要像《伊索寓言》中那人一样，不要给雄鸡宝石，因为一颗麦粒更能使它欢喜。上帝的例子给我们很真切的教训院“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之人；叫阳光照耀好人，也照歹人”，然而他不会降下财富，也不让所有的人拥有同等的荣誉和美德。平常的福利应该使大众共有，但是特殊的福利则应当有所选择。并且我们要小心，不要在临摹的时候把底稿毁了。因为神学教给我们说，当以人之爱己为模范，爱我们的邻人则是这种爱己之心的仿作。“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并且来追随我。”然而除非你要来跟从我，否则不要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了。也就是说，除非你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无论是用很少的资产，还是很多的资产，都能行得出一般多的善来。如若不然，则是灌溉了支流，却汲干了源泉。不仅有一种受正道支配的为善习惯，并且在有些人的本性之中，也是有一种向善的心理趋向的，如同在另一方面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恶一样。因为也有些人天生不会关心别人的福祉。诸恶之中较轻的一种趋向于暴躁、不逊、喜争或顽强，或者与此类似的倾向，而较重的一种则是趋向于嫉妒或纯粹的伤害。可以说，这样的人完全是靠别人的灾难而发迹，并且还会落井下石院他们连那舔拉撒路的疮的狗都不如，反而像极了那些总在人体的溃烂处上方嗡嗡直叫的苍蝇。这些“恨世者”，习惯于引诱别人到他们的树上吊死，尽管在他们的园中却连一棵有如此用途的树也没有的和太蒙的事迹相反冤。这样的坏心迹正是人性的溃疡，然而他们却正是制造杰出政客的材料，他们就如同曲木一样，造船最好，船注定是要颠簸的。但是这种木材却不适于造房屋，房屋是需要站得牢的。性善的特质和特征有很多。如果一个人彬彬有礼地对待异乡人，那就足以见得他是个“世界的公民”。他的心是与陆地相接的大洲，而不是一个与陆地隔绝的孤岛。若是他对别人的痛苦和灾难表示同情，那就是表明，他的心有如一种珍贵的树院为了驱除他人的病痛，自己宁可忍受刀割的痛苦。如果一个人很容易宽宥别人的过错，那就足见他的心是能够超越伤害的，因此也就很少受到伤害。如果他很感激别人，哪怕是很小的恩惠，那就表明他看重的是人心而不是他们的钱财。但是，最重要的是，假如他有圣保罗那样的美德，也就是说，假如他肯为了救赎他的兄弟们而忍受基督的诅咒的话，那就表明他颇合乎天道，与基督本人竟有不谋而合之处了。
论贵族
关于贵族，我想从两方面来论述。首先是关于贵族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其次是关于贵族的特质。一个没有贵族阶级的君主制国家，只能成为独裁专制的帝国，土耳其便是如此。因为贵族可以控制部分民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民众对君权关注有所转移。但是，至于民主制国家，它们是不需要贵族的。并且，同有贵族巨室的国家相比较而言，它们通常是较为平静，不易有叛乱的。因为在民主制国家中，人们的目光专注于事业，而不是个人。或者，即便眼光是在个人身上，也是因为事业的原故。要问某人与否适当，不能看他的门第与血统。我们看到，虽然瑞士这个国家有很多宗教派别，而且行政区域的划分也大小不一，但是国家却能长治久安。这就因为维系他们的是实利，而不是对王权的个人崇拜。荷兰合众国在政治方面表现也很优异，因为在有平权的地方，政治上的集议是重事不重人的，并且人民也乐于缴纳税款。一个强有力的贵族阶级虽然能够增加君王的威严，也减少了他们的权力。使人民更有生气，更为活泼，可是却减损了他们的福利。最好的是，贵族不要凌驾于君权或国法之上，同时却又要保持在一定的高位。这样，当下民有犯上的怨气时，贵族阶层可以在君主的威严受到威胁之前，缓解这种桀鹜的怨气。如果贵族人数众多，那么国家就会贫而多艰。因为这是一种过度的消费，并且，在经过相当的时间后，贵族中有许多人会家道中落，结果在应享有的尊荣与实际所拥有的财富之间便大不相称了。至于身为贵族的个人，我们看见一座古垒或建筑物依然完好，或者一棵好树英姿挺拔的时候，谁都免不了会肃然起敬。同样，面对一个几经风雨依旧巍然屹立的古老贵族豪门，更多的敬意将会从人们心中油然而生。因为新贵之家不过是权力成就的，而豪门望族依靠的却是威望。第一个升到贵族阶层的那些人，大多比他们的后人富于才力，但是却不如后人那么单纯。因为在飞黄腾达的过程中，很少有人不采用善恶交织的手段。但是这些人留给后人的记忆中只有长处，而他们的短处也随着他们的离去而烟消云散，这是合乎情理的。身为贵族的人则多半轻视劳作，而自己不勤劳的人会嫉妒勤劳的人。再者，贵族如果不能继续升到更高的地位，而只是在原地止步不前的话，看到别人升迁时，难免会生出嫉妒之心。与此相反，世袭贵族却能抵消别人对他们的消极嫉妒，因为他们似乎理应享受这些荣华富贵。当然，国王如果选择贵族中的精英，并加以重用的话，一切就会进行得很顺利。因为民众会认为贵族生来就有权发号施令，自然而然就会臣服于他们。
论叛乱
管理民众的官员一定要知晓国家政治风暴的预兆，并且要有所警觉，这些风暴在各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最为激烈，就好像自然界的暴风雨，在将近春分秋分的时候最为猛烈。并且，正如一场暴风雨之前，会有风平浪静的假相，国中如果发生叛乱也会有类似的情形院他（太阳）发出警报，预示暗潮将发，祸乱迫在眉睫，险象环生。
如果人们公开发表毁镑与背叛国家的言辞，而且此类言辞屡见不鲜曰或者各种各样有损国家利益的谣言满天飞，这些都是乱象将至的征兆。维吉尔在叙述谣言之神的家世时，说她是巨人的姊妹之一：
地母因恼怒众神遂生了她-摇言这巨人族最后的一名袁锡乌斯和安塞拉多斯的妹妹。
表面来看，谣言好像是以往的叛乱遗留下来的，但是实际上，谣言也确实是未来叛乱的前奏。维吉尔所言极是，那就是叛乱的举动和谣言之间差异甚少，有如兄弟之于姊妹，阳性之于阴性一样。尤其本应是最受到赞扬、最深得民心的国家良策，竟被肆意地曲解和违背：因为表明完全出于一种强烈的妒恨之心，如同泰西塔斯所说的一样：野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它的一切举措都会激怒民众，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这些谣言是乱象的征兆，就以为制止谣言是止乱的方法，而用高压手段去制止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事实上，蔑视谣言常常是事半功倍的制止方法。到各处去设法禁止谣言，反而让人们的疑心更重。还有泰西塔斯所说的那种服从，也是应当提防的。“他们并非不愿意效力，只是喜欢批评和不服从长官的命令。”争论、推倭、对命令和指示吹毛求疵是一种脱离羁绊的举动，一种叛逆的尝试，尤其在争论之中，主张服从者出言畏首畏尾，而反对服从者畅所欲言，这种情形便是如此。
又如，马基雅维里说的很好，应当为民父母的国君如果自成一党，偏向一方的时候，就会像负荷不平衡的船只，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在法兰西王亨利三世时期，这一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因为他自己先加人同盟，要消灭新教徒。此后不久，这个同盟就转而反对他本人了。如果国君的权威仅仅被视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并且王权的维系反而弱于其他力量时，那时就要大权旁落，他差不多就要受到驱逐了。
再者，当冲突、互诟和党争等公开而肆无忌惮地进行时，那就是一种征兆一政府巳经失掉了民众的敬畏之心。因为政府里的大人物们的举动应当如老派天文学中所说的第九重天之下的诸行星的动作一样，每个行星受一种更高的规律的支配，快速地公转着，而在自转中则是很缓和的。因此，当大人物们在自转运动中很激烈，有如泰西塔斯的名言院野过于自由，与臣道不符”的时候，这就足以见得，天体运动失常了。因为尊崇上帝正是上帝对人君的约束，因而上帝曾经警告过他们，“我也要解除列王的腰带”，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当政府的四大支柱宗教、法律、会议和财政冤之任何一个受到动摇或者削弱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祈祷上天庇护了。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预兆的部分关于这一点，下面所谈的不失为一种参考冤，先来说说叛乱的原材料、动机和防范之道。
关于叛乱的原材料，是很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防止叛乱的最稳妥的方法（假如时势允许的话）就是杜绝这类叛乱的一切隐患。因为要是预备好了柴火堆，说不准从哪里来的火星子就会将它们点燃。叛乱的材料有二：极度贫困和严重不满。有多少破产的人，就有多少支持动乱的人，这是肯定的。鲁侃对于罗马在内战前的情形说得极是！
苛政猛于虎，
摇摇欲坠的信用，
这些都会引发对民众有利的战争。
这个“对民众有利的战争”的确是一个明白无误的征兆，表明一个国家即将陷人叛逆和变乱。并且假如这种上流阶级的贫乏，与破产和普通人民的穷困连在一起的话，祸乱将会一触即发。因为食不果腹所引发的叛乱是最厉害一种。至于不满情绪，这在政治团体之中，有如人的肉体中的体液一样，会聚集成一种异乎寻常的“火”而引起炎症的。每一位君王万万不能以这种危险的大小来判断这种不满的是非曲直：因为那样就是把一般人想象得过于合理了，而他们其实是常常会拒绝对自己有利的事物的。也不可以这个为标准一就是不满所引发的痛苦在事实上是大是小院因为有几种不满，其畏惧之情远超痛苦之感，这种不满是最危险的。“痛苦是有限制的，而恐怖是无限制的。”再者，在严厉的压迫之中，那激剌人的耐性的事物同时却也能制伏勇气，然而在恐怖之中则不是这样。任何君主或国家也不要因为不满经常有，而且持续时间长，就认为不会带来危险，因此对之不加提防院因为固然每一股水汽或雾气不一定就能降下暴风雨，虽然暴风雨只是一晃而过，可是终究要大下一场的，西班牙成语说得好院“终有一天，绳子会被最无力的拉扯弄断的。”
叛乱的原因和动机是院宗教改革、赋税、法律与风俗的变更、特权的废除、普遍的压迫、小人的擢升、异族的闯人、饥馑、散兵、非常严重激烈的党争、以及任何足以激怒人民，使万众一心团结起来的种种举措。
关于叛乱的整治，我们会说一些一般的策略，至于具体的疗救方法，必须对症下药，所以这个不能由个别的理论推演，而必须要大家共同商榷。
第一种疗救的方法，就是尽其可能消除我们以上所说过的叛乱根源，而物质根源就是国内的贫困。要杜绝这一根源，就应当采取如下的方法院开放贸易；保护并鼓励工业；禁除游手好闲；明令禁止消耗与浪费曰改良并垦殖土壤曰控制物价无限上涨曰减轻赋税，以及与此类似的方法。一般而论，应当预先注意使国内的人口尤其是没有受过战争戕害的时候冤不要超过国内所能供养的人数。而且，人口也不能仅仅用数目来计算；因为一个人口虽少但是消耗大于生产的国家，反而比一个人口众多但是生产大于消费的国家更容易衰落。因此贵族及其他官员的增长如果超过了平民的增长的比率，这样的话，一个国家很快就会濒临贫困的边缘，僧侣过多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曰因为他们都不事生产，同样的，受教育的人如果多于可提供的职位的时候，也是如此。
与此类似，应该记住，任何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增加如果必须靠外国人才能实现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得必有失冤，那么，只有三种东西是可以用来出售：天然的矿产；手工或机械制品；贸易或运输业。因此，若是这三个轮子转个不停，则财富将如春水一样涓涓不息。再有，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人力胜于物质”，那就是人力劳作和运输比物品更有价值，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荷兰人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们是世界上地面矿藏最丰富的国家。
最重要的是，国家要采取非常手段，使国内的财富不要落人少数人的手中，如若不然的话，一个国家就有可能拥有巨大的财富，却不能让人民免于饥馑。金钱就像肥料一样，如果不撒匀的话，就会失去其效用。要使财富平均分配，就要禁止或严厉约束那些暴利行业，比如高利贷、垄断行业、过大的牧场等等类似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