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接着说：
“还是让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吧。我们刚才谈到哪儿了？您刚才说的是……您说九三年伤天害理吗？”
“对，伤天害理，”主教说，“请问，您对马拉马拉（1743-1793），法国政论家，雅各宾派领袖。朝着断头台鼓掌叫好怎样看？”
“那我问：您对博须埃博须埃（1627-1704），法国天主教卫道士。在残害新教徒时高唱圣诗，持何种态度呢？”
问题提得尖锐异常，一针见血，犹如利剑。主教为之一震。他绝对想不出一句回驳的话了。但是如此提到博须埃，却使他感到大为不快。再高明的人也有自己崇拜的偶像。有时，人们还会由于别人不尊重逻辑而致使他们内心隐隐作痛。
国民公会代表本来就气力不济，加上临终之前呼吸不畅，便气喘不停，说起话来更是断断续续了。可是，他的眼睛表现出，他的神志完全清醒。
他继续说：
“我很高兴我们胡乱扯上几句。那次革命，总的说来，是获得了人类的广泛赞扬的，可惜九三年造成了一种口实。您认为那一年是伤天害理的，但从整个专制政体来看又如何？卡里埃卡里埃（1756-1794），法国国民公会代表之一。是个匪徒；但您如何看蒙特维尔蒙特维尔，17世纪末法国新教徒迫害者。富基埃-泰维尔富基埃-泰维尔，法国18世纪末革命法庭起诉人。是个无赖；但是，您如何看拉莫瓦尼翁-巴维尔拉莫瓦尼翁-巴维尔（1648-1724），法国朗格多克地区总督，1685年镇压了新教徒。马亚尔马亚尔，1792年9月大屠杀的执行者。恶贯满盈，但请问，索尔——达瓦纳索尔——达瓦纳，1572年巴托罗缪屠杀事件的策划者呢？杜善伯伯杜善伯伯，原为剧中普通人形象，后成为“平民”的通称。横蛮凶狠，但勒泰利埃神甫呢？茹尔丹屠夫茹尔丹屠夫，1791年法国阿维尼翁大屠杀的组织者。是个魔怪，但他与卢夫瓦卢夫瓦，路易十四的军事大臣。侯爷相比又如何？先生，我为大公主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感到不平，但是，我也同时为那个信仰新教的穷妇人叫屈。是她，在1685年大路易当政期间，先生，正在给孩子喂奶的时候，被捆在了一个木桩上，上身一丝不挂，孩子被放在一旁；她的奶水涨得厉害，心中满是愤懑。孩子饥饿不堪，面色苍白，盯着母亲的乳房有气无力地哭个不停；刽子手却喊道：“快快改邪归正！”他们要她抉择，要她在她孩子的死亡和她信仰的死亡之中作出抉择。一个做母亲的人眼睁睁忍受着生离死别的苦痛，先生，面对此情此景，您有什么可说吗？请不要忘记：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里终会被人理解，而它给历史前进带来的巨大作用无法估量。它猛烈的鞭挞产生了一种对人类的爱抚。我不再多说了，我的理由极为充足。况且我的生命快要结束了。”
随后，这位国民公会代表的眼睛从主教身上移开，他只用这样的几句话来作为结束：
“是呀，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后，人们就认识到一点：人类受到了洗劫，但社会前进了。”
国民公会代表未尝不知道，刚才他不间断的出击，已经把主教心中的壁垒一个接一个地攻破了，但他的攻击点留了一处，那是卞福汝主教最后的一道防御屏障，卞福汝主教说出了下面这样一句话，几乎把舌战开始时的激烈态度又全部流露了出来：
“进步，应当信仰上帝。善，不能由不信上帝的人来体现。无神论者乃是人类的丑恶的开路人。”
对此，那年迈的人没有回答。他颤抖了一阵，望着天空，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然后，眼泪顺着他那青灰的面颊流了下来。他对自己低语着，几乎泣不成声，目光投向苍穹：
“啊你！啊理想的境界！惟有你存在着！”
主教受到一种莫名的感动。
一阵沉寂过后，那老人用手指着天说：
“无极存在着。它就在那里。如果无极之中没有我，那它就有了止境。这样，它也不成其为无极了，它就不存在了。毫无疑问地有一个我，无极之中的这个我，便是上帝。”
那垂死的人用爽朗的声音说了最后几句话。那声音，带有灵魂行将离开肉体时那种至乐的颤动。他好像望见了一个什么人。随着声音的停止，他的眼睛也闭上了。一时的兴奋已经耗尽了他最后的精力。他剩下的几个钟头，显然已在顷刻之中度过。他刚刚说出的几句话，已经使他靠近了那位生死的主宰。他的时刻到了。
主教知道，现在时间紧迫。他是以神甫身分来到此地的。他经历了从极端的冷淡步步进入极端的冲动的过程。他望着那双闭合了的眼睛，伸手提起那只枯皱冰冷的手，弯下腰去，向那临终的人说：
“这个时刻属于上帝了。如果我们白白地聚首一场，您不觉得遗憾吗？”
听罢，国民公会代表睁开眼睛，眉宇间出现一种严肃而阴郁的神情。
“主教先生，”他说得很慢，也许是他力气不济的缘故，也许是他心灵高傲的缘故，“我在深思和观察当中度过了一生。60岁时，祖国召唤我去管理这个国家。我服从了。当时积弊如山，我倾尽所能与之抗争；暴政，我极力诋毁之；我发布了人权和法则，做了宣传。国土被侵犯，我献出了我的力量；祖国受威胁，我献出我的热血。从前我不富足，现在也没有钱。我曾是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当时，国库堆满了金银，墙头不堪重压，随时都会坍塌，不用支柱是支撑不了的，我，在枯树街吃饭，一顿不超过22个苏。我帮助了受压迫的人，医治了人们的创痛。我也撕毁了祭坛上的布毯，那是千真万确的，不过，那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为包裹祖国的创伤。我始终维持人类的进步事业，但对于过火的行动我也表示过反对。有机会，我也保护过我们的对手——你们这些人。在佛兰德的比特罕，在墨洛温王朝墨洛温王朝，法国的第一个王朝。夏宫的旧址上，有一座名叫波里尔的圣克雷的修道院，那是乌尔班派的一座寺院。1793年，我出头从危难中把它抢救了出来。我尽了责，力所能及，我竭尽全力做了善事。此后，我却被驱逐、被搜捕、被通缉、被迫害、被诬蔑、被讥诮、被侮辱、被咒骂，还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利。多年来，我白发苍苍的一个老人，看到许多人像是自以为有权蔑视我。他们是些愚昧可怜的人，认为我面目可憎。我并不恨任何人，但我高兴避开这种恨。现在，我86岁了，快不行了。您还想知道我的什么呢？”
“我是来为您祝福的。”主教说。
他跪了下来。
等到主教抬起头来时，那个国民公会代表已经神色庄严地死去了。
主教回家之后，感到被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包围着。他祈祷直到天明。次日，几个胆大好奇的人，一个劲儿地向他打听那个G．代表的事，变着法儿套他说出什么，但他除了指指天，什么也不说。我们只知道，从此以后，对小孩和有痛苦的人他更加关怀、更加仁慈了。
人们的言谈中，只要涉及“G．老贼”，他就必然陷入一种异样不安的状态之中。谁能说清楚，那颗心对他这颗心的昭示，那伟大的良心在他的意识上所引起的反应，对他的日趋完善的精神境界不会产生某些影响呢！
那次“乡村访问”，不可避免地给本地那些小集团提供了饶舌的机会：
“那类死人的病榻前也是主教应当去的地方吗？事情明摆着：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感化。那些革命党人全是宗教的叛逆者。那，去了那里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好奇罢了，魔鬼接收灵魂，他也要去瞧一瞧。”
一天，有个总是自作聪明的阔寡妇，属于冒失鬼一类的人，向主教说了一句俏皮话：“我的主教，有人打听，问大人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一顶红帽子戴红帽子，即参加革命的意思。？”
“啊！啊！这种颜色是多么高贵呀！”主教回答，“多亏红色帽子的鄙视者也还崇拜红色法冠！”
十一、保留
如果我们仅凭上述内容便判定卞福汝主教是一位“哲学家的主教”、“爱国的神甫”，那也许就错了。他和国民公会G．代表的晤合——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结合，给他留下了一种使他变得更加温良的令他惊叹的回忆。不过，事情仅此而已。
尽管卞福汝主教大人完全算不上一个政治人物，我们或许还是应该简略地讲一讲他对当时国家大事所持的态度，如果对这位主教来说，他确曾想过要有一种态度的话。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几年前的一些事。
米里哀先生升任主教不久，皇上便封他为帝国的男爵。好几个别的主教也同时得到了这一封号。我们知道，1809年7月5日至6日的夜晚教皇被拘禁。为了此事，米里哀先生被召至巴黎，参加了拿破仑策划的法兰西和意大利主教会议。会议在圣母院举行。1811年6月15日，红衣主教斐许主持了第一次会议。95位主教参加了会议，米里哀先生也在其内。不过，他只参加了一次大会，三四次特别会。他是一位山区教士，终日过着僻陋贫困的生活，与那里的自然环境接近已成为他的习惯，他觉得他给那些达官贵人带来了一种改变会场气氛的见解。他忙着赶到迪涅去了。当人们问他为何来去如此匆匆时，他回答说：
“他们看我不惯。外面的空气老是跟着我，我一进会议室，它就钻到他们的当中去。我对他们，犹如一扇关不住的门。”
另一次他还说：
“你想怎么办？那些大人先生全是王子王孙。而我呢，一个乡下穷主教！”
他确也有令人讨厌之处。有一个晚上，他在一个最有地位的同道家里，不自觉地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许许多多的漂亮挂钟！这许许多多的漂亮地毯！这许许多多的漂亮服装！不过，这些漂亮东西好不让人烦恼！我可不愿意在看着这些东西时，还听着它们一个劲地喊：‘好多人在挨饿！好多人在挨冻！穷人多着呢！穷人多着呢！’”
我们顺便提一提，仇视华贵物品也许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种仇恨包含着对艺术的敌意。不过，对于教会中的人来说，除了表示身份和举行仪式，就不应该使用华贵物品。那些东西对一贯真心实意解囊济困帮助穷人的教士是不适宜的。对于教士来说，养尊处优，就等于离经叛道。教士应当接近穷人。既然一个人日日夜夜和灾难、苦痛、贫困打交道，难道在他自己的身上竟能不带上一点圣洁的清寒味，犹如劳动必然沾上泥土？一个人站在烈火旁边能不感到热吗？干起活儿来手能不被弄黑，脸上能没有汗水和灰尘吗？工人在熔炉旁工作能毛发无损吗？教士，尤其是主教，清苦是他保证仁慈的起码条件。
这一定是迪涅主教的见解。
他遇到棘手问题时绝不去迎合那种所谓的“时代的思潮”。他对神学争辩不感兴趣，对政教的纠纷问题也从不说三道四；但是，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他被追问，人们就会发现，他的回答仿佛是偏向罗马派而不属于法国派。既然我们描写一个人时不愿回避什么，我们就必须补充说明，对于那位气焰渐衰的拿破仑，他的态度是冷淡的。1813年以后，他参与了各种反抗活动，鼓动反抗者进行斗争。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时，主教连欢迎他的仪式也是不愿意参加的。在“百日帝政”拿破仑于1815年3月1日在茹安登陆，6月22日第二次逊位，史称“百日帝政”。期间，他也没有为皇上安排公祭。
除了妹妹巴狄斯丁姑娘以外，卞福汝主教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当过将军，一个当过省长。他们之间通信交往相当频繁。但有一个时期，他对其中作将军的那个兄弟颇为冷淡。那个兄弟原来镇守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法国南部的一个省。。戛纳登陆时，他的那位兄弟统率1200人，照命令截击拿破仑，但他有意放走了他。另外那个当省长的兄弟，为人忠厚，后来隐居于巴黎卡塞特街，在给这个兄弟写信时，主教流露出颇为深厚的手足之情。
这可说明，卞福汝主教也有自己的苦衷，也有自己的隐情，偶尔也表露出自己的政见。这说明，他那颗温和宽厚、追求永恒事物的心弦，经爱憎的指尖拨动时，也会发出不同的调子。当然，像他那样的人最好是没有政治见解。请不要曲解了我们的意思，我们所说的“政治见解”，并非指对进步是否抱有的热情，也并非指对构成我们真诚团结的那种卓越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抱何种态度。这部作品间接涉及的内容，我们大可不必去理会它。我们只能说，即使卞福汝主教不是保王党，他的目光也从来不离开他特有的宁静的景仰点。如果他能超然于尘世风云变幻之外，从景仰之中看明白真理、公正和慈善这三道圣光放射的情景，那自然就越发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