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在那窑洞里伺候那位G．代表的少年牧人来到城里找医生，说G．患了瘫痪症，几乎到达生命的尽头，恐怕活不到明天了。这话传遍全城，许多人在说：“感谢上帝。”
主教立即抄起拐杖，披上外衣（我们说过的，他的道袍太旧了，且将有晚风），上了路。当他走到那无人愿往的地方时，太阳正搁在西方的地平线上。他的心怦怦直跳。他知道自己距那兽穴已经很近了。他跨过一条沟，越过一道篱，打开栅门，走进一个荒芜了的菜圃，又大着胆子赶了几步，便到了那荒地的尽头。定睛望去，在一大丛荆棘的后面，他发现了那窝巢。
这所木屋极其矮小、简陋，但很整洁。屋前有一个葡萄架。门前的一张有小轮子的旧椅子（农民的围椅）上坐着一位白发老人，他面对西方，正冲着太阳微笑。
老人身旁，立着一个少年，正是那位进城的牧童。牧童少年手里托着一罐牛奶，服侍着老人。
主教正在张望时，只听那老人高声说：
“谢谢，我不再需要什么了。”
他一边说，一边把笑脸从太阳移向那孩子。
主教继续往前走。那坐着的老人听见了脚步声。他转过头来：听着这空谷足音，脸上显出极度惊讶之色。
“自从我在这里住下，”他说，“还是第一次有客人来访，先生，您是谁？”
“我叫卞福汝·米里哀。”主教答道。
“卞福汝·米里哀！我听人说过这个名字。老乡们称为卞福汝主教的，就是您了？”
“正是。”
“那么，您是我的主教了？”那老人面露微笑。
“大概是的。”
“那么，欢迎您，先生。”
国民公会代表把手伸向主教，但主教没有伸手握他的手，嘴里道：“我很高兴上了当——看样子，您并没有病。”
“先生，”那老人回答，“我快好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不会太久了，大约还有三个钟头的光景。”
随后他又说：
“我略懂医道，知道临终时的情形。昨天，我只感到脚冷；今天，冷到膝头了；现在，我觉得冷到了腰际，一旦我的心头感到冷时，我的生命之钟就会停摆。夕阳无限好，但天已到黄昏。我叫人把我推到外面来，为的是对这儿的一切，做最后一次的展望。您可以和我谈话，不会累着我。您赶来看一个临终者，值得称赞。在这样的时刻，能有一两个人在场，十分难得。人人都有希望。我的希望是能够看到初升的太阳。但我知道，我再也看不到了，我的时间，大概过不了三个钟头。到那时，是夜晚。其实，这也无关紧要！死是一件简单的事。无须一定在清晨。只有如此了。我将披星戴月而去。”
说完这些之后，老人转向那牧童：
“你，去睡吧。昨晚守了一夜，累了。”
那孩子回到木屋里去了。
老人目送他，仿佛对自己说：
“他入睡，我长眠。同是梦中人，正好相依伴。”
这一切是不是感动了主教？没有。因为他认为如此死去不会悟到上帝。让我们讲清楚这一层，胸怀再宽大，其中也蕴含着细微的矛盾。平时，人们称他为“我的主教”，他会感到很自然，可现在这老人突然称他为“我的主教”，他却感到唐突，当时，他差一点反过来称这位老人为“公民”。反感中，他突然涌起一种爱怜般的亲情。这种心情在医生和神甫身上是常见的。不管怎么说，在这样一个人面前，在这个国民公会代表，这位人民的喉舌，这位昔日的风云人物面前，主教觉得自己的心情忽然严峻起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
这时，国民公会代表却正用一种谦虚的、诚挚的眼神看着他。这种眼神中含有一种行将终了的人的卑怯成分。
主教方面，平素，他约束自己，从不轻意地窥测旁人的隐情。因为在他看来，蓄意对旁人的隐情进行窥测，那就是存心侵犯他人。可是，对于这位国民公会代表，却不能不仔细地加以观察；这种动机并不是由同情心引发的，如果被观察者换成另一个人，主教也许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但是，一个国民公会的代表，在他的思想上或多或少有些法外人的意味。他认为，这类人物，再慈悲的法律也是不予保护的。
G．这位80岁的魁梧老叟，态度镇定，声音洪亮，脊梁直挺，这种身板儿，是足以使生理学家惊叹折服的。革命时期造就了众多的巨人，他们也都配得上那个时代。看到眼前这位老人，我们就会想象到这些人千锤百炼的那种情形。死神虽然已经临近，但他还完全保持着健康的状态。他目光炯炯有神、语气坚定、两臂动作强健，这一切足以使死神望而却步。伊斯兰教中的接引天使阿兹拉伊尔阿兹拉伊尔，伊斯兰教四大天使之一，主管死亡事宜。见到这种情景，也会犹豫不前，以为自己走错了门庭。G．摆出即将死去的样子，那只是因为他自己愿意那样罢了。临终时他仍能自主，只是两条腿僵了，就是说，幽灵抓捉的只是那一部分。两只脚冷了，死了，头脑却还活着，还保持着生命的全部活力，处于焕发的状态。G．在这一严峻的时刻，犹如东方神话中的那个国王，下半截是石体，上半截是肉身。
他旁边有块石头。主教在那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他们开始交谈。
“我不能不庆幸您，”主教说，表现了一种谴责的语气，“您总算没有投票赞成判处国王的死刑。”
国民公会代表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总算”二字。但说话的时候，他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
“但不应言过其实，先生。我投票表决了暴君的末日。”
语气刚强。它完全是针对主教严肃的口吻而发的。
“此话怎讲？”
“我指的是人类暴君——蒙昧，我表决了它的末日。王权是一种伪造的权力，是滋生暴君的温床。只有知识才是真正的权力。知识应该统治人类。”
“那么，良心呢？”主教问。
“那是另一码事。不过，良心，说到底，也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一种知识而已。”
对于这种议论，主教感到非常新奇，也感到有些诧异。
国民公会代表继续说：
“处决路易十六，我表示了反对意见。因为我不认为我有处死别人的权力，但我却有消除恶势力的责任。表决了暴君的末日，即为妇女消除卖身制，为男子消除奴役制，为幼童消除生活中的不幸。对共和制度，我投了赞成票，而这，也就赞助了那一切，赞助了博爱、赞助了自由、赞助了曙光！我奋力打破了邪说，打破了谬见。邪说和谬见崩溃，光明产生。我们推翻了旧世界。那是一个苦难的瓶，一旦把它打翻在地，它就成了一把人间欢乐的壶。”
“混乱的欢乐。”主教说。
“您还可以说是多灾多难的欢乐。而那倒霉的1814年倒退之后，这种欢乐就成为昙花一现了。可惜！那次的事业并不全面，我承认这一点；我们摧毁了旧的制度，但在思想领域中却没能把它完全铲除干净。把恶习彻底消灭是做不到的，然而我们可以逐渐地改变它。风车不在了，风却还在。”
“您摧毁了。它可能有益。但夹裹着怒气的摧毁，我是不敢恭维的。”
“正义也会愤怒的，主教先生！并且，这种愤怒是有进步意义的。没关系，世人不管如何评说，但是，这一事实是改变不了的：法兰西革命是自从基督出世以来人类向前走得最得力的一步。它当然不全面，但它万分卓绝。社会上的一切黑幕统统被揭穿。人们的习气也被涤荡了，从而起到了一种安定、镇静、开化的作用。它把文化的洪流推向了世界。它是仁慈的。法兰西革命是全人类的光荣，无上的光荣。”
主教表示不敢苟同，嘟囔道：
“是吗？九三年！”
听了这话，国民公会代表从他的椅子上竖立起来，表情严峻，声音悲壮，尽他瞑目之前的周身气力，大声喊道：
“呀呀！不错！九三！这个字我等它等了许久了。1500年的时间，天空布满了乌云！15个世纪过去，霹雳一声，乌云散了，而您却要加罪于雷霆！”
这时，主教嘴上虽然未必肯承认，心里却明白，自己什么地方被他击中了。不过，他表面仍然镇静，回答道：
“法官为法律而言，神甫为慈悲而语。且慈悲是高一级的法律。我要说的是，雷霆总不应该击错目标吧！”
他又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个国民公会代表，加上一句：“路易十七路易十七是路易十六的儿子，10岁时（1795年）死在狱中。呢？”
听罢，国民公会代表伸手抓住了主教的胳膊：
“路易十七！哈，您在替谁流泪？是替一个孩子，还是替一个王子？是替那无辜的孩子吗？那么，好吧，我愿和您同声哭啼。而如果是替那年幼的王子，那我还得仔细考虑一番。在我看来，路易十五的这位孙子是个无辜的孩子，他惟一的罪名是路易十五的孙子，以致殉难于大庙；卡图什卡图什（1693-1721），人民武装起义领袖，1721年被捕后被处死。的兄弟也是一个无辜的孩子，他惟一的罪名是卡图什的兄弟，以致被人捆住并吊在格雷沃广场，直到气绝。那孩子难道有错？”
“先生，”主教说，“这两个名字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卡图什和路易十五？但总可以比一比。相比之下，您更同情哪一个？”
一时无话。主教几乎后悔来这么一趟。不过，他也觉得并非一无所获。他隐隐觉得自己不寻常地被他动摇了。这时，国民公会代表又说：“咳！主教先生，看来您是不喜欢真理的辛辣味儿。从前基督可不像您。他拿条拐杖，清除了圣殿。您看到他那条电光四射的鞭子了吗？那简直是真理的一个无所顾忌的代言人。他喊‘孩子们到我这里来！’“孩子们到我这里来”，这是耶稣对那些不许孩子听道的门徒说的话。原文是拉丁文Siniteparvulos。他这样喊，对于那些孩子，是没有亲疏之分的。他对巴拉巴巴拉巴，是和耶稣同时判罪的罪犯。的长子和希律希律，纪元前犹太国王。的储君能同眼看待而无厚此薄彼。先生，有天真就是高尚的，它不必有作为，因为天真本身就是王冕。它无论是穿着破衣烂衫的穷孩子，还是贵为公子王孙，总是同样的尊贵的。”
“这倒是真的。”主教轻轻地说。
“我要坚持到底，”G．说，“您提起了路易十七。这一点我们两个人看法尤其一致。我们是不是为一切无辜受害者、殉难者、孩子们，不管他们是上层的，还是下层的同声一哭呢？我想咱们的感受是一样的。不过，我已对您说过，我们必须考虑九三年以前的状况。我们如果流泪，那就应该从九三年以前流起。如果您和我同哭平民的幼童，那我一定与您同哭王室的孩子。”
“我关心的是所有的人。”主教说。
“分量相等吗？”G．大声说，“如若天平倾斜，也还应当偏向平民一面吧！平民受苦的年代总比富人长，遭受的苦难总比富人多。”
又是一阵沉寂。打破沉寂的仍是那个国民公会代表。他直起腰来，把身子倚在一只肘上，拇指和曲着的食指捏着一点腮。这种姿势我们在进行盘问或审讯时无意中可以做出。他质问主教，看着主教，那目光中凝集着临终前的全部气力。那差不多是一阵爆炸。
“先生，平民受的苦日子过分长久了。不仅如此，您来到这里，问长问短，和我谈路易十七，目的何在？我们并不相识。自从我住在这个地方，孤零零地对着围墙生活，从未迈出大门半步，与谁也不再来往，除了那个帮我的小厮。的确，我的耳边偶尔也掠过您的名字，我还应当说，您的名声并不太坏。但这说明不了什么，聪明人哄骗忠厚老实的平民，是自有办法的。说来也奇怪，您来时我并没有听到车子的声音，也许您把车子留在岔路口那树林边上啦。我并不认识您，这您知道。您是一名主教，但这并不能证明您的人品究竟如何。我只重复我的问题：您是什么样的人？您是一个主教，那就是说，是教门里一个王爷，那些披金戴银、坐吃利息、分享大宗教款的人中的一个——迪涅的主教，正式年薪15000法郎，另有10000法郎的特别费用，年计25000法郎……厨子、侍从应有尽有，吃的是美味佳肴——包括星期五的火鸡——喝的是上等美酒，住的是高楼大厦，仆役尾随，华盖过市，前呼后拥，趾高气扬，举着跣足徒步的耶稣基督当幌子。主教就是这类人！因此，你也毫不例外，年薪、宫室、骏马、侍从、筵席，人生所有的享受，你都领略过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但也可能还不够十分明白；您来敝处，也许发了宏愿，引导我以圣教，悟我以真谛，但是，您要这样做，就得让我充分了解您真正的品质。我要明白我是在和一个怎样的人谈话，要明白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主教低下头说：“我是一个可怜虫原为拉丁文。。”
“好一条坐轿车的可怜虫！”国民公会代表咬牙切齿地说。
这下，国民公会代表越发威风自得，而主教，只好低声下气了。
主教不得不和颜悦色：
“先生，就算这样吧。但是，我还是要说清楚：我那辆停在树丛后面不远的轿车，我的筵席，我在星期五的火鸡，我25000法郎的年俸，我的宫室，我的侍从，那些东西可不能证明慈悲不是一种美德，不能证明宽厚不是人应该具有的一种品质，它们同样不能证明，九三年不是伤天害理的！”
国民公会代表高高地举起他的手臂，让它超过额头，好像要拨开一阵云雾。
“在回答您之前，”他说，“我先向您道歉，请您原谅。刚才非常失礼，先生。您是在我的家里，是我的客人。我应待之以礼。您评论到我的思想，我只批判您的论点足矣。辩论当中，我固然可以将您的富贵和您的享乐作为反击的一种武器，但毕竟有伤忠厚，不如不这样为好。我一定不再提这类事了。”
“万分感谢。”主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