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上述状况，显然与企业创办者本身的行政性质有关。乡村政权组织是企业的投资主体，资金主要由乡村政权组织筹措，企业领导班子由乡村政权组织任命。由于乡村政权组织必须对资金的安全性和营利性负责，顺理成章地掌控起了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乡村政权组织与企业形成了“天然”的、难以分割的联系，使得企业不可能真正成为自主决策、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主体。显然，不解决投资主体产权的人格化问题，不管由谁来兴办和管理企业，在经过短暂的繁荣之后，随着超额利润的消失，企业都会渐渐走上缺乏活力的死胡同。
温州、台州一带以民间信用为主解决资金问题，走上了一条与环杭州湾、宁绍一带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子。然而这一发展路子的形成，并不是温、台农民天生具有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基因，而是客观状况使然。
——乡村集体经济薄弱。1979年，温州、台州农村集体经济的人均公积金，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2，更是大大低于环杭州湾、宁绍一带。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台州一带的农村集体经济，根本不太可能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可以用来发展非农产业。
——远离政治中心。温州距杭州400多公里，台州距杭州300多公里，空间距离再加上交通条件较差，弱化了省里对于温、台一带的领导，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不如环杭州湾、宁绍一带。而且，温州当地干部与南下干部之间曾经有过的历史隔阂，也影响了温州与省里的关系。
——有集体工业失败的经验教训。温州农村尝试过创办集体企业，但由于远离经济中心、交通等成本较高等因素，这些企业绝大多数相继倒闭。”
这就是说，温台一带的乡村两级政权组织，由于集体经济薄弱，不仅缺乏必要的创办集体企业的资金能力，也由于政权建设薄弱，缺乏必要的融资能力，再加上集体企业屡屡失败，这就把农民推向自我融资、自行创办企业的路上去了。农民在舍此而难以改善自身福利的状况下，只能自救，民间信用的路子是被逼出来的。
因此，对于温台农民来说，民间融资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做法，是一种出于本能的选择。集体没钱，即使有钱也办不好企业；信用社借钱太难，经营机制与民间企业不兼容。当然，信用社也有自己的苦衷，因为贷给农民的钱，会使自己在上级面前说不清楚，不如不贷。显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体制无法接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间创业的融资要求。
农民创业的经济绩效进一步支撑了民间信用发展。温州农民具有较大的生存压力，只有千方百计地进行非农产业活动，才能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温州平阳县南丰村100家农户，只有8户农民以农业为主要收入（农业收入大于家庭总收入50％以上），其余92户以非农产业为主要收入。这种非农产业比较活跃的经济活动环境，再加上计划经济造成的普遍的低效率，导致农民的非农产业活动具有较好的回报。因此，民间借贷在多数情况下，总是能在一定的利率水平下收回，从而形成民间信用正反馈，刺激了民间借贷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较好的经济绩效，虽然使得民间信用的利率较高，但由于增加了当地民间信用的资金供应量，因此又有利于抑制利率水平，刺激民间信用总规模的扩张。
创新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
浙江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其聪明才智，创造了一系列兼容于传统体制的经济活动方式，从而形成民间企业与国有企业相对接，市场经济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融合的局面。
依附型。通过依附在国有企业身上，形成最初的资本积累。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离开国有企业形成独占鳌头的市场优势。现在占有国内炊具行业1／2份额的苏泊尔公司，原是浙江沿海玉环县的一家小厂，1989年他们成为生产双喜牌压力锅的沈阳压力锅厂的一个分厂。1994年，苏泊尔不顾沈阳方面的禁令，抢先采用新标准生产，逼得沈阳方面节节败退，不到两岁的“小老弟”成了行业“龙头”，沈阳压力锅厂的一位副总和销售科长投奔他们。也有一些企业甚至依附在外商身上，如义乌人龚品华的华鸿企业，最早替台商销售镜框，积累起了巨额资产后，最后聘来这位台商做龚的技术总负责人。
从属型。民间企业通过替国有企业生产零配件，成为国有企业的配套厂，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这是今天绝大多数成功的民间企业的经营之道。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大力提倡横向联合，鼓励城里的国有企业寻找农村的配套企业，从而快速提高生产能力。当时宁波水表厂的产品供不应求，采取了一种被称作“脱壳下放”的办法，把一些过时的、陈旧的设备给农村乡镇企业，让他们生产水表零部件，扶持了一大批农村企业。上海的一些手表厂、自行车厂，不仅把零配件下放给农村企业，还采取每辆车收取3～5元不等的贴牌费的办法，让民间企业生产当时非常畅销的“凤凰”、“永久”自行车，一时间市场上到处都是名牌手表、名牌自行车。
实物交易型。这是冲破计划经济束缚的一把利器。改革开放前后，农副产品普遍紧缺，农民们用他们的土特产品向城里的国有企业交换受计划严密控制的钢材、木材、水泥等各种工业原材料。永康一位个体户，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每年都要拉几车金华火腿去杭州的一些国有大厂，向他们交换计划价钢材，从中得到了巨额利益。有些国有企业为了实现这种交易，干脆在自己的工厂里辟出一个角落，让集体企业生产经营。在这种交易中，社会资源不断地转向集体和个体私营企业。这是一种社会总资产和总效率逐渐增大的国资流失，其得失应该不言自明。
挂户经营。上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于民间个人来说，最大问题是不具有生产经营合法性。于是，一种叫作挂户经营的形式，在温州、台州一带大量发展起来。
挂户经营，是指民间家庭或经营者，挂靠一个集体或国营企业，以被挂靠单位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基本做法是，挂靠单位收取管理费并提供服务。服务内容通常是“三代三借”，即代开统一发票，代为建账记账，代征税收；给挂户者借用本单位介绍信、空白合同书、银行账号。被挂靠单位通常按开票金额的7．5％～8％收取费用，其中5％是工商税，2％是带征所得税，0．5％～1．0％是被挂靠单位的管理费。少数挂在村级企业的经营者，还要外加2％～2．5％的村集体积累。承办挂户经营的通常有区、镇、乡、村，也有信托贸易公司、供销社、工业供销公司等。
瑞安市金后村的挂户经营比较简单。全村没有取得独立法人地位的经营实体和家庭工业，都挂靠在金后塑料制品厂。金后塑料制品厂纯粹是一个为了向被挂靠的经营户提供方便的虚设企业，与村民委员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据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1987年的研究报告，温州领取营业证的家庭或联户办工商业户138384家，但向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的仅占32％，其余68％多数采取挂户经营的形式，个别地方挂户的达90％以上。
挂户经营是民间创业者低成本地融入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制度安排。民间企业或个人经营者通过挂户的形式，花费较少的费用，通常只占销售收入的1％～2％，就有了正式的合法身份，堂堂正正进入主流经济活动领域，实现了个人经营与计划体制的对接。通过这种形式，民间创业者有了合法的经营证书，得以活跃于全国各地，形成最初的原始积累。一些国有或集体单位，为了吸引民间企业或个人经营者，竞相降低挂靠费用，更减少了民间企业或个人经营者的挂靠支出。
这种挂户经营的办法后来简称挂靠，被广泛使用。如因成功开发房地产出名的南都集团，曾挂靠在浙江省社科院，这家已拥有巨额资产的公司，据说一年挂靠费不过数万元，却可以获取现行体制的种种便利。
挂户经营存在着很多弊端，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温台一带曾出现了一批以收费为目的、专供挂户的“四无工厂”（无场地、无设备、无资金、无积累）。苍南县金乡区上世纪80年代末期53个乡村挂户企业，其中10个是“四无”工厂。而且由于挂靠与被挂靠企业之间，缺少法律约束，很容易产生一系列经济纠纷。因此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一系列支持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出台，这种挂户经营的办法逐浙销声匿迹。
简政放权，改革审批制度
如何纠正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现象？浙江宁波市委、市政府开出的药方是：简政放权。简政，就是简化审批环节，提高审批速度，包括实施一事一批制、并联审批制、备案监管制等10项制度。放权，就是还权给市场主体。为此宁波走了三步棋：一是给市场更多的资源配置权，取消行政审批和干预，由市场自行调节配置。二是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对已明确准入条件、质量标准、产品定价、物资采购等13项企业自主权，取消行政审批。三是给社会以中介服务权，对产品质量鉴定、环境评估、专业技术咨询等属于中介机构的服务事项，取消行政审批。
连续两轮的简政放权，使所有保留的审批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了60％以上。一般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从原来审批需经63个环节、盖66枚印章、花188天，减为8个环节、18枚印章、36天；一般的企业技术改造项目，从原来需盖75枚印章减为21枚，保留9个环节，办理时限由15天减为5天；餐饮业工商注册登记，原有9个前置审批，现仅保留3个，并改为政府部门的工作程序，办理时限由原来的30天减为7天。
从1999年开始，宁波市级部门和各县（市）区相继建起一批对外服务窗口和专业服务中心，次年又开始构建市、县、镇二级综合行政服务中心。2000年8月，象山县率先成立县级便民服务中心，汇集26个县级职能部门的31个对外服务窗口，涉及审批、办证事项336项，基本涵盖企业经营和群众生产、生活所需的重要审批事项。
2001年7月，宁波在市投资项目办理中心、工商综合办证注册中心为代表的一批市级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基础上成立市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纳入了与25个政府部门相关的240项行政审批、核准事项、中心的主要职能，是集中公开办理与我市经济发展相关的行政审批、产权交易、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和其它市场中介服务事项。
办证大厅主要承担市本级属地管辖范围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办理、工商注册（年检）等职能，面向群众和法人集中公开办理政府部门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行政审批、核准及其他有关的综合性服务事项。
交易大厅集中办理市经营性土地转让、企事业单位资产整体产权或部分产权转让及股权转止事项。
招标大厅主要办理建设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室内装饰厂程、重点工程、机电设备进出口等招投业务，按照“统一进场、办管分离、规则主导、全程监管”的机制运作。中心除进行各类招投标交易活动外，还将为招投标当事人提供相关的审批服务。
三个大厅，组成了一个集行政审批、市场交易和招投标为一体的一条龙服务体系。这个服务体系的运作，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为申办对象到政府机关、中介组织办事提供便捷的场所；二是为政府部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提供透明的环境；三是为政府领导协调部门的行政活动提供高效的机构，使宁波的行政服务体系和市场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和规范。
按与中心职能的关涉程度和业务量大小，进驻中心部门分为常驻部门和相关部门两类。其中首批进驻中心办证大厅的常驻部门17个：计委、经委、建委、外经贸、国土、规划、环保、工商、城管、公安、质监、人防、文化、卫生、相关部门共8个，分别是：水利、海洋渔业、国安、药监、广电、科技、统计、农业、民政、体育。这些部门的窗口共有近百名工作人员，他们负责处理全市240项行政审批、核准（备案）事项。
中心办证大厅实行政务公开制、代理服务制、委托办理制、告知承诺制，中心还根据合法、合理、精简效能和权责统一四项原则，对审批事项的范围、程序、条件、时限进行重新梳理，对同一事项，同一部门重复审批的，调整为一次审批，多个部门交义审批的，调整为一个部门审批或联合审批。
中心把所有审批、核准事项根据办理的难易程度分成即办件、承诺件、联办件三大类进行管理，程序简便。可当场或当天办结一的般性申请事项为即办件，即办件必须即收即办，当场或当天办结。经服务对象提出，需经主管部门领导审核或现场踏勘的事项为承诺件，承诺件收件后要按照办事程序和承诺时限尽快组织人员审核或踏勘，在公开承诺的时限内办结。重大项目或服务对象的申请需要两个以上部门审批的事项为联办件，联办件实行并联审批制。
宁波现在形成了以市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为龙头，开发区、保税区、科技园区和11个县（市）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及乡镇（街道）便民服务站为主体、部门专业服务中心为补充的窗口服务网络。这些行政服务中心承担了全市80％以上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服务职能。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砍掉的不仅是审批事项和审批环节，更是经济运行在市场准入、市场监管、要素配置等方面的体制性障碍。使政府在行政方式亡出现4个转变，即政府对投资和经营主体的市场行为从“严入宽管”转变为“宽入严管”；从“注重审批”转变为“注重服务”；从习惯于直接和微观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和宏观调控从行政指令式管理转变为以法律、法规为准则的法制化管理，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型政府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要一步。
把自己的职能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坚定不移地从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退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作为一个追求效率和公正的政府，仅仅做到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要通过多方努力，为各种经济成分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
2002年初，宁波市对现行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进行了全面清理，其中167件被废止；同时，宁波市还对不符合WTO规则的地力性法规、政府规章进行了清理，共有2060件被宣布失效、废止或需要重新修订，其中包括200多份市委、市政府文件。清理不符合市场经济和WTO原则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这就为市场经济搭建起基本的法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