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需要勇气和魄力，离不开胆识和冒险，因此敢为人先，成了浙江人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
多样性的创业
改革开放早期，浙江民间并不追求理想化的创业模式，而是从各自实际出发，选择最适合创业的模式。这情形正如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副对联所说的，“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以非法法也”。浙江民间这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做法，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改善自身的福利状况。民间在一种自主选择、集体无意识之中，推进了浙江的制度革新。
长期以来，浙江农民按照他们的个人偏好，进行着分散的、持续的创业活动。他们采用了多种形式创业，如跑单帮、家庭手工业、家庭作坊、外出打工经商、办社队企业等。他们所遵循的是一种“便宜行事”的原则，即哪一种体制适合于他们的创业活动，就采用哪一种体制形式，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由于实际生活总是存在着无数机会，创业路上的最大敌人其实是他们自己。
上世纪60年代初期，鲁冠球随着“大跃进”狂热过去以后的精简浪潮，从萧山县城回到家乡宁围乡。他在海涂围垦工地摆摊修自行车，成了一个典型的个体户。1969年，鲁冠球带着6个人，在乡政府所在地的小集镇，办起了集体所有的农机修理厂。鲁冠球现为中国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是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硕果仅存的少数改革弄潮儿之一。他以其稳健的经营之道，称得上是中国企业家中的“不老松”。
1977年，邱继宝离开仅读了三天的高中，弄了一辆自行车载客赚钱。仅仅三天后，他连人带车被送到公社，关了三天。1982年下半年，他出外闯荡，以补鞋为生的邱继宝回到家乡一年多后，用补鞋积蓄，又借了300元，租下大队三间旧房，创办椒江市水陡电器仪表厂，生产喷雾器零件。邱继宝现掌控10亿元资产，是中国飞跃缝纫机集团公司董事长，浙江省第九、十次党代会代表，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戏称他为“国宝”。
浙江华鸿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品忠，无疑是众多浙江创业者中的一个后辈。龚品忠1990年到义乌小商品市场摆摊做海绵垫肩生意，1993年，意外发现用水浸泡防火装饰板，可以解决其容易结露受潮的技术缺陷，凭这一技术诀窍，他在一年内赚了100多万元。次年，他开始专业做镜框生意，用大工业、流水线的方式生产这种小产品，1995年营业额2000多万元，他的大批量生产使小小镜框的市场零售价从30多元降到两三元，产品还打入欧洲、中东市场。现年35岁的龚品忠已有1亿多资产，掌控5家公司。
对于浙江当时的传统农业社会，一方面是已有生产力无法再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社会也压抑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突破其束缚，生产力才能取得新的发展。强大的能量被束缚在闭锁的、生产力落后的社会框架内，就像一具被压紧了的弹簧，这时就特别需要那强有力的一跳，企业家就是那些带领他的乡亲们奋起一跳的人。在这个时候，政治气候已经有了较大转变，但人们还是心有余悸。
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1984年的10村调查表明，其中有5个村的党支部，思想上还受着“左”的束缚，对“放宽搞活”政策很不理解。他们把率先致富的专业户看成“不三不四”，把农业以外的经营活动当作“投机钻营”，把农业以外的经营收入视为“不劳而获”。他们认为传统农业是“正道”，办工业、搞商业、贩运，是“走邪道”。
因此，当瑞安县金后村的金文育1981年创办股份制企业时，除了资金、技术等问题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战胜对传统体制的畏惧心理。1981年3月，金后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这个人均只有0．28亩耕地的村庄，即使泥土都变成黄金，每个村民也分不了多少。作为村支部书记的金文育与17名党员聚在一起，进行了3天讨论，提出用废塑料再生加工，生产塑料编织丝。金后村解放30年来，进过13次工作队，大家都被“资本主义”、“地下工厂”的罪名吓怕了。金文育在会上激昂地说，“如果合伙办厂是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头就是我，责任由我来负。”一个共有9股、平均每股3000元的塑料拉丝厂就这样办了起来。随后，合伙办厂之风在金后村一发不可收拾。
战胜自我、开拓创新的气质，很可能缘于创业者个人特有的企业家素质，据说这种素质与生俱来。但总体而言，这种战胜自我、开拓创新的气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们所处的生产、生活环境。
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最基层的村子中，工业发展较快的有绍兴的西蜀阜村、瑞安的金后村和温岭的新民村，一个共同特点是人均耕地较少，传统农业发展已经走到尽头。另一个工业发展较快的鄞县庙堰村，虽然人均耕地较多，但上世纪30年代就与上海有密切联系，是一个得风气之先、比较开放的村子。
被认为思想不够解放的湖州永丰村、金华石板堰村、嘉兴余北村，其共同特点是有较多的农业资源，人均耕地高达1．1～2．7亩。他们在传统农业社会内的日子并不是太艰难，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缺乏足够的生存压力。另一个被认为思想不够解放的丽水河边村，则是山区村。这几个村子在1984年时，人均收入参差不齐，金华石板堰村甚至比鄞县庙堰村还高，但这几个村子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艰难，到1998年，这些村子的人均收入处在10个村的较低水平。还有一个被认为思想解放的临安县龙上村，上世纪80年代初期积极利用山林资源，经济发展较快，人均收入为10个村中最高，但工业迟迟发展不起来，个体私营经济起步很晚，1998年人均收入只有10个村平均的70％。这4个村子的案例不约而同地表明了这么一个事实，较强的传统农业经济对于农民创业创新具有决定性的负面影响。
个体的强烈冲动，寓于整体的较强激励之中，这就是环境决定论。鲁冠球1958年去萧山县城当学徒，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被精简回乡后，摆摊修车、办小工厂是他人生道路的最好选择。金文育合股办厂是智取华山一条道，他还能从人均0．28亩耕地中得到什么呢？龚品忠始终记住了母亲的话，“千万不要在家做农民”，他不得不比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的其他老板们跑得更快一点，免得被他们追上。只有当传统农业社会耗尽其全部能量，而在其中积聚的丰富的人力资本再也没有发展空间，并且当外部世界存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时候，闭锁的乡村经济才有可能形成强烈的工业化冲动，才有条件涌现出一大批善于创业创新的企业家。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头口水”效应。“头口水”是浙江人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1998年刚从吉林省委书记任上调来时，弄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头口水”就是抢占先机的意思。也即“先进山门为大”。谁最早冲破传统束缚，利润就先流向谁。先期进入市场的经营者，为后来者设下了天然的竞争屏障，这里有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经营规模等较高的进入门槛。后来者必须比先行者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进而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不管是“头口水”，还是“先进山门”，都得益于浙江这块土地上的独特环境。
如果作一个总体的描述，在1992年以前，浙江形成了明显的南北制度变迁差异。由北往南，国有、集体经济比重由高而低。环杭州湾一带以集体经济为主，浙中盆地和温台沿海一带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进一步细分，在集体经济为主的环杭州湾一带，也存在着丰富多样的过渡性的制度模式。杭嘉湖地区的企业与乡村政权组织关系比较紧密，比较强调集体经济的作用；宁绍一带的企业则与集体经济关系相对松散一些，比较强调创业者个人的作用。环杭州湾地区的若干区块，如海宁的许村、临安、慈溪等地，从80年代起，个体私营经济即比较发达。在浙中盆地和温台沿海平原一带，虽然都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但企业组织形式和企业者价值观有较多差异。温州以贸易起家为主，台州则以工业起家为主；温州长期以轻工业为主，台州则在轻工业比重较高的同时，积极发展医药、化工、机械等工业。
多样性是生命活力的源泉。只有多样性才能适应和应付各种复杂的环境，才能满足创业者的不同偏好和素质。多样性构成了浙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
融资问题的创新解决
在上世纪80的代初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浙江的民间创业是一种”反体制”行为，难以得到体制内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和主流社会的价值支持。
在融资方面，从传统农业角度来说，随着人口压力增大，剩余产品逐渐耗尽，难以有较多的生产剩余去支持非农产业发展；世界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经验也表明，传统农业社会自身通常难以提供工业化所需的庞大资金。农民必须从农业以外的渠道融资，才有可能进行非农产业活动。
在社会支持方面，民间创业与原有体制的价值标准格格不入，破坏了计划经济的大一统体制，侵蚀了计划当局的既得利益，与计划当局形成激烈的价值冲突，激起计划体制的反对；因此，民间创业的价值支持主要来自于民间社会自身。
富有创新精神的浙江人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工业化的融资问题。在环杭州湾、宁绍一带，乡村两级政权组织充当了非农产业发展的“担保”和融资“协调人”的角色，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创业初期的资金问题；温州、台州一带则主要通过民间信用，解决了资金问题：浙中盆地一带，则主是通过商贸业，形成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与此同时，乡村两级政权组织及有关部门，消极执行上级指示，采用一些变相方式，形成对农民创业的价值支持，使得农民创业具有了最初的“合法性”。
传统农业自身难以解决非农产业发展的资金问题，农民全年收入在扣除下年生产性投入、交纳税费后，也只能维持日常生活开支，甚至出现赤字，不具有进行非农产业活动的资金能力。由于耕地资源紧缺、集体劳动的低效率，农业经济的剩余产品很少。由于农业活动收入很低，显然不可能形成对非农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
因此，浙江农村的创业活动，其资金支持主要来自于传统农业社会之外，是否具有较强的信用支持，成为浙江各地农民展开创业活动的一个关键。浙江农民创业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融资方式。一种是乡村政权组织出面进行融资，另一种是利用民间信用进行融资。
融资方式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环杭州湾、宁绍一带以乡村政权组织出面融资为主。这一带集体经济力量较强，集体经济有条件提供少量的剩余产品进行非农产业活动；乡村政权组织建设比较健全，有足够的组织资源可以出面进行融资活动的协调和担保。同时由于农民个人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创业冲动较弱，因此以创办集体企业为主。
温台一带以民间信用为主。这一带集体经济非常薄弱，乡村政权组织也比较薄弱。因此，集体经济既缺少足够的农业剩余进行集体性质的非农产业活动，也缺乏必要的组织动员力量创办企业。与此同时，农民则由于生存压力较大，具有较强的创业冲动，因此以创办个体私营企业为主。
环杭州湾、宁绍一带，通过乡村政权组织出面融资，相当程度地解决了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这一带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创办农村集体企业。一种是直接由乡村政权组织创办，另一种是乡村政权组织授权经营能人创办。但不管哪一种方式，乡村政权组织的产量资金都难以满足企业需要，有些仅具象征意义。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绍兴县一位厂长说，他创办企业时，乡政府当时只给了他“一颗印子，三间破房，一张七毛钱的存折”。已有3亿多资产的海盐超同科技有限公司，在1984年创办时，乡政府只用10万块红砖抵作投资。
乡村政权组织在创办集体企业过程中，事实上充当了融资“协调人”或“担保人”角色。这一带绝大多数乡村集体企业的资金缺口，大都以集体名义，在乡村政权组织负责人帮助协调下，通过向当地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解决。也有一些企业经营者经过个人努力找到资金来源，但一般也要用集体名义才能拿到。鄞县农业银行1984年累计贷款2．9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8．8倍。鄞县古林等乡镇企业发达的4个乡镇，1984年前11个月共投入扩大再生产资金2293万元，其中90％是贷款。乡村政权组织出面是企业的一种重要资源，企业因此能够以集体名义展开业务活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连外出住宿都需要公社一级以上的介绍信，乡村政权组织的支持和授权，对企业经营活动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我们把环杭州湾、宁绍一带农村，由政府出面创办企业的做法，叫作“政府推动”。随着竞争格局的加剧、企业利润率的下降、技术的进步，这种“政府推动”的做法渐渐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是资金循环不合理。乡镇集体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和各种集资，资产负债率通常是40％～60％，分配上则是包两头，上保政府税收，下保职工收入，再加上利润率较低，就形成了“两头丰，中间空”的分配格局。这样形成了一种举债办厂，赚来的钱发工资以及支付各种税收和费用，然后再借债发展的资金循环格局。1989年至1990年，在当时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状况下，浙江乡镇企业普遍利润下降，投资减少，出现明显困境。
其次是经营者缺少开拓创新精神。企业初创时的发展闯劲正在丧失，普遍产生了守摊子思想，认为要冒市场和政策风险，不值得拼命去干。就是一些比较出名的企业，管理者也是牢骚满腹，情绪低下。
第三是体制弊病正在日益阻碍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一直未能较好解决“乡村所有制”的问题，日甚一日地复制着国有企业所要改革的弊病，如大锅饭、臃肿的管理机构、经营者缺乏自主决策能力、留利过少、生产要素无法合理流动、乡村政权组织过多干预等等。
——缺乏职工月度工资发放权。有个乡规定，工资发放须经乡工业公司财务科审批，凭审批通知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