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借用外部的力量，他们的借用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以实际情况为依据进行整合、消化、创新、超越。
借助上海的恩惠
上海对于浙江强大的极化作用，造就了一个国有和集体工业都较弱的浙江。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本地经济很弱，民间福利水平很低，激发了浙江人的创业冲动，加快了浙江的市场经济进程。而进一步来看，一个强大的上海在吸引浙江资源的同时，也对浙江经济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这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余年来尤为显着。
19世纪中叶以来，浙江现代交通是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沿海航运是浙江沿海各地与上海的天然纽带，内河航运则构成了杭嘉湖与上海之间便利的交通往来。而浙江境内各地的交通，由于铁路、公路建设较迟，以及因内河水位差所导致的航运障碍，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才大致形成一个可以称之为整体的交通网络。沪杭铁路于1908年通车。宁波至杭州的铁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德国进口的曹娥江大桥的钢架构件压在青岛港，至抗战开始仍未能通车。1928年曹娥至杭州的公路通车，弥补了杭甬两地的交通阻碍。1933年，杭（州）江（山）铁路通车，1937年钱塘江大桥通车，至此，浙江现代交通网络才粗具规模。然而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钱江大桥通车之时，也成为其自行炸毁之日。
交通体系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浙江的经济流向。从地理上说，在北仑港未建成以前，浙江交通中心不在省内而在上海，据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不完全统计，浙江进出物资的70％以上需要在上海中转。
浙江各地与上海的经济往来，远远密切于省内各地之间的经济往来。浙江自身长期没有形成较强的工业基地，而浙江交通则处于中原交通网络的边缘。杭州虽然号称是浙江公路和铁路交通的枢纽，但杭州工业太弱，不足以担当起浙江经济中心的重任。长期以来，杭州作为浙江陆上交通枢纽，甚至连货运的集散功能都不具备，主要是客运的过境功能。宁波工业比杭州更弱，更不能担当起浙江经济中心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以后，浙江与上海形成了密切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一定程度地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20世纪50年代末期，浙江有关厅局驻沪人员多达1000多人，浙江人从上海那里得到了大量宝贵的资金、物资、技术和销售渠道。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十余年中，上海成为浙江乡镇企业的助产士、技术开发和产品销售的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宁波、沼兴一带的农村，利用与上海的血缘等关系，引入上海的产品、资金、技术和销售渠道，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80年代初期，在宁波、绍兴一带，简直很难找到一家与上海没有一点经济技术往来的乡镇企业。嘉兴、湖州一带利用与上海的地缘关系，引进上海资金、技术，积极发展水泥、砖瓦等生产，形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最早的原始积累。
上海的一些名牌大厂，在当时日用工业品供不应求的状况下，纷纷在浙江寻找合作伙伴，定点生产。当时上海以供出口为主的梅林罐头，相当一部分是浙江生产的。上海与绍兴合作生产凤凰牌自行车，是当时浙沪合作的典型案例。为了争夺定点厂，上海与浙江之间时有纠纷发生。1981年，上海一家外贸公司挖走了台州绣品厂的货源，引起浙江高层领导关注。此事件调查后的结论是，应该尊重企业之间正常的业务往来，但浙江外贸企业也应增强竞争实力，做好工作，吸引和控制货源。
“星期日工程师”成为当时的美谈。周日和节假日，上海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员，风尘仆仆地奔走于沪杭甬和浙赣线，指导浙江乡镇企业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现已成为重要的针织服装产地，居民人均收入近万元的象山县爵溪镇（已改为象山县街道），20世纪80年代初用简陋的滑竿抬着上海师傅翻山进镇，进行技术指导。
分析当时上海对浙江经济辐射的原因，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浙江与上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二是上海经济缺乏足够活力，只得把一部分生产经营能力转到浙江；三是上海方面具体的当事人能从浙江企业得到一定的利益激励；四是浙江企业活力较强。
上海降低了浙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形成了以下三方面的促进作用，这是中西部地区所不具有的优越条件。
学习成本较低。上海曾是远东最重要的工商城市。明治维新后，日本小学教科书上描写上海的课文，充满了对上海的倾羡，就像我们今天介绍纽约的文章一样。上海是浙江的最好老师，是一个可以少花钱而能够学习到大量现代知识的老师。还没有完全脱离土地羁绊的浙江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创业者，在自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来自于上海的现代经济知识和大都市的精神气质。
创业成本较低。20世纪80年代，宁波到上海的一张五等舱船票只要3．60元，只相当于当时25斤标一早米的价格，浙江人出外闯荡成本很低。创业伊始，浙江企业往往缺少足够的商业机会，需要在外地商业机会启迪和激励下形成本地商机。这时，浙江创业者们只要花少量费用，就可以方便地在上海找到各种信息、技术和商业机会。
销售成本较低。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上海是浙江商品通向全国和全球市场的重要窗口和管道。低成本地利用上海的各种市场功能，在企业创业初期，实力较弱、销售渠道尚未打开的时候，快速地把自己的产品打向全国和全球市场，这是浙江企业早期得以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浙江的一些五金工具出口等企业，就是在上海口岸直接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大上海成为浙江的一个榜样，上海成为浙江民间创业不可或缺的诱因。面对着喧嚣的、充满活力的上海，浙江人是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强烈的创业冲动的。
坚持“拿来主义”
浙江人特别善于模仿与仿制，最初的创业一般是靠模仿与仿制发展起来的，而模仿与仿制也是其具有创新精神的重要表现。当然，在创业成功之后，他们就会创立自己的品牌。总之，浙江人很好地践行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
当巴黎或意大利时装周展示了最新时装，不久之后，在浙江各地市场上就会出现式样相似的时装，并随之销售到全国各地。他们是委托国外的朋友以高价购得新产品，坐飞机带回浙江，连夜拆开研究，然后根据中国人的习惯加以改进。没几天，崭新的样式便可投放市场。
还有纽扣、打火机、眼镜、皮鞋等等，他们都坚持“拿来主义”。浙江人就善于模仿，模仿是他们成功的源头。纽扣只要从外地或国外买来的衣服上拆下几颗、仔细研究一番就能够生产；皮鞋仿意大利的，服装仿法国的，打火机仿日本的。温州有很多的同胞散居在世界各地，当他们回到了家乡，穿着和用品就成了生意有心人的目标。到手以后，用一夜的时间就可将它解剖完毕，当这个同胞将要出国的前夕，他已经看见跟自己使用的东西一样逼真、一样精美的仿制品已经摆在了橱窗上。这往往使他们惊叹不已。
再比如眼镜业，20世纪90年代，温州眼镜企业发展到一百多家，并以式样新颖、质优价廉吸引了外商。据统计，1997年温州眼镜业产值突破10亿元，1999年上升为15亿元，占全球销量的1／3，畅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远洋眼镜公司老板叶子健就是通过仿造而成为“眼镜大王”的。1982年，高中毕业的叶子健还在温州蜜饯厂金工车间当工人，当时有许多走私的“金丝”眼镜流入市场。叶子健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副金丝眼镜，然后将镜架拆卸，凭着自己对金工的了解，分头到其他配件厂加工，再自己装配，终于生产出第一批“金丝”镜架。温州大隆机器有限公司采用的是与外商、台商合作，引进模仿台湾及意大利鞋机生产厂商的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他们把这称为“与巨人同行”。1994年他们与台湾鞋机生产商益鸿公司合作，为其生产配件，两年后大隆将自己研制生产的鞋机推向市场。其后大隆又瞄准了意大利技术。他们选择了意大利的沙巴和BC作为合作伙伴，由意方提供具有国际水平的鞋机图纸，而大隆负责鞋机的生产和销售，很快跻身于世界一流的鞋机生产厂商行列。
有学者将浙江商人这种“群起仿效”的做法称为“蜂群现象”。温州产的打火机风靡世界，就是成功一例。1985年初，一些旅居海外的浙江人回乡探亲，馈赠日本打火机给亲戚。这种小巧玲珑，一打就冒出蓝色火焰的打火机要卖三五百元人民币。一些机灵的人动起了脑子，他们将打火机拆开，一个个零件仔细研究。然而关键的电子打火器却不是轻易能仿制成的。浙江人就来到当时电子业最发达的上海寻找出路。也是天助浙江人，东风电器厂刚在一个星期前攻克了这一难题。因为有了国产的4．7伏电容器，世界畅销的这种时髦的“猫眼”打火机很快在浙江生产问世了。
时隔不久，不再冒明火的日本防风打火机出现了。这种打火机的外壳不是冲压而成的，连手工制作也难以达到如此精致。被称为浙江第二代打火机的“王中王”防风打火机，是温州人李坚的仿真之作。李坚将其拆下反复琢磨，最终发现打火机的外壳是“锌合金”通过压铸而成。他与几个朋友买来相关设备和材料，经几个月努力终于获得成功。浙江的能工巧匠从模仿起家，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的生产加工体系，如今浙江每天有三种新款打火机问世，年产打火机5．5亿只，有大小打火机出口厂商3000多家，打火机款式超过1万种。
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是，当美国人用他们的高科技迫使全世界为他们打工时，他们身上穿的却是浙江人做的衬衣，听的是浙江人做的半导体，早晨唤醒他们的是浙江人做的闹钟，吸烟时用着浙江人做的打火机，戴着浙江人做的眼镜。
为了模仿更具有价值的产品，浙江人干脆把工厂搬到了大城市的郊区。香港和南方城市一有新式样出来，他们马上通过传真或用飞机带来样品，几天以后，与世界同步的时装就生产出来了。与长途贩运相比，他们既节省了运费也节省了周期。现在，在北京的西单、前门、阜成门等一些大服装商场，无论哪一层，随便一打听，都可以见到精明的浙江人。
因为善于模仿，浙江做成了“世界打火机王国”，不仅是中国打火机的制造中心，还以价廉物美、品种繁多的优势打破了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垄断世界打火机市场的局面。
浙江人不仅善于模仿，还善于制造，因此在服装、皮鞋、电器、打火机、眼镜、五金等行业里，30多个世界名牌正式授权在浙江定点生产，其中包括花花公子、西门子、万宝路等世界名牌。
杨露禅如果只靠偷师学艺，而没有自己的积累、参悟，也不可能成为一代宗师。同样，浙江人不但会模仿，还会创造，因此才会有今天的成功。
现在的浙江已经从最初的模仿阶段到了品牌阶段。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中国锁都、中国印刷城、中国制笔之都、中国塑编之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塑料薄膜生产基地，已正式落户浙江。
闻风而动，借风而行
能够明势固然重要，但聪明人还应该会“借势”。如果认准了大势，但自身的力量太单薄，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势”。就是借别人的力量、金钱、智慧、名望甚至社会关系，用以延伸自己的手脚，提高成功的机会。
浙江人都非常懂得借势的道理，他们将借势比作“狐假虎威”，老虎其实就是成功人士，既有实力，又有知名度，狐狸借助老虎的力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实在是一好主意。它让老虎跟在它屁股后面在森林里面溜达一圈，狐狸不就一夜成名了吗？如果你想尽快地成功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载体，也就是说你想尽快的达到成功的目的地，就必须“借乘”一辆开向成功的快速列车。一只蝴蝶的平均寿命是1个月，如果它从杭州飞到北京，需要6个月的时间，那怎么才能够实现这一愿望呢？答案很简单，先飞在一列杭州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利用列车这个载体，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我们都想成功，如果有个成功的载体来帮助，无疑是一条捷径。
云游四方的浙江人多以群体聚合的方式从事生产与经营，而维系他们的则主要是血缘、地缘。二者强大的向心力不仅促使他们同风雨共患难、协力掘金，而且还利用乡亲网络的渠道，将产品销往海内外。先造乡情大船，再“借”船出海，这是浙江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最初形式和特点之一。
温州打火机最初打进国际市场就体现了这个“借”字，这是从温州打火机生产商和一个定居香港的温商的亲密接触开始的。李中方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往返时发现了家乡的打火机，便带上一些到香港去试销，结果大获成功。20世纪90年代初的头两年，李中方和他的兄弟每天要批10多万只家乡出产的打火机，在香港市场销售并向国外市场输出。这就带动了温州打火机行业的蓬勃发展，通过乡亲温暖的手，通过香港这个大跳板，温州打火机很快进入了国际市场。利用乡亲网络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并大获成功的例子绝不只打火机，服装、鞋帽、小商品等这些在浙江有优势的行业，基本上都是借乡情之船，畅游于财富海洋。
长期以来，浙江人以天下为市场，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去。其经商地点绝不拘于一域，而是闻风而动，借风而行，机动灵活，满世界都可以作为他们经营谋利的地方。浙江人善于闻风而动、借风而行地寻找商机，这一点表现得非常突出。听说上海有家门店要出租，浙江人会从各地赶去察看一番，问一问房租，看一看地势，想一想经营什么合算。1983年，在包头做服装生意的温商卢必泽听说北京服装生意好做，便带着家人闻风而至。不久，7名温州裁缝便闻得卢必泽进京，便紧随其后地进京找他。8名同乡在南苑乡海户屯落脚，扎下了事业的根基。如今8家小小的裁缝铺已繁衍出上万个服装企业、10万温州客，使海户屯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中心——南苑大红门服装批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