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为契机，苍南县金乡人走上了徽章生产的致富路，此举正是闻风借风的结果。当年一名许姓商人从报上的招生消息得到启发，拨起了经济算盘，萌生了创业念头，自此金乡人闻风而动，掀起了徽章制作的热风，不少金乡农民胸前挂满待价而沽的各式校徽，闯进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大学校长办公室，喋喋不休地推销自己的产品。当年金乡一个镇的校徽销售量就达100多万元，占了全国总量的50％。不仅如此，天下的任何一种风浙江人都想借，从邓小平逝世到香港回归，到江泽民访美，无不借机推销，甚至把订制纪念章业务的信件直接寄到了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
陈加枢是一个典型的善于闻风而动、借风而行的浙商。他早年承包了苍南县金乡徽章厂，成为金乡最大的徽章生产厂家的老板。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即将在京召开，陈加枢闻风便打起了算盘：一场亚运会有多少国家派代表团参加，有多少国家游客来观看？这个赚钱的大好机会不能错过，咱买不起广告位，却能做咱能行的徽章。陈加枢赴京找到大会组委会，联系亚运会的纪念品制作业务。组委会的人说，要做纪念品生意可以，但你得出10万元赞助费。陈加枢出不起，不忍出，他退而求其次，放弃卖纪念品的计划而改为拉纪念品制作业务。他向组委会指定的专卖公司要求为其制作亚运会纪念品，每个8角钱的加工费。事情谈成了，也算是“借风”有成。
做出来的纪念品交到了专卖公司，由专卖公司拿到市场上去销售，结果卖到5元一个。一些投机者购入后在黑市倒卖，一个卖到几十元、上百元。面对巨大的价格差距，陈加枢从中得到了一个启示：专卖权才是进军市场的法宝，下一次再有机会，一定要首先争取专卖权。1996年，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召开。陈加枢早早与组委会早早达成协议，以15万元买断了亚冬会铜质纪念品的专卖权，并亲自主持设计制作了一套富有创意的收藏品，限量发行1996套，每套1996元。这1996套纪念品在市场上引发了一股收藏热，越卖越贵，最后竟炒卖到8000元一套。陈加枢“借风”成功，因此大赚一笔。
1997年，陈加枢又瞄准了昆明世博会。当时，世博会组委会正为筹措资金大费脑筋，所筹到的资金与计划相差甚远，而且还仅仅停留在意向上，因而还没有顾及纪念品的问题。接到陈加枢打来的电话时，组委会工作人员以为他要上门兜售什么东西。谁知陈加枢到达昆明后说明来意，世博会组委会的人都吃了一惊：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人要买断世博会所有纪念品的专利权。这么大个项目，这个人能吃得下吗？工作人员有点不相信。陈加枢当场签字，一个电话打回去，120万的资金第二天便汇到了昆明。世博会开幕后，陈加枢推出的8套纪念品被抢购一空，又大赚一笔。
同其他厂家善于利用乡情网络发展业务的情况相同，陈加枢也特别重视通过海外同乡关系开展业务。由于其公司服务精诚，名气日长，1993年春节时有位华侨从美国打电话给陈加枢，告诉他：根据美国警察总署消息，美国警察要换装，换装就要制作新的警徽警标和警花，这当然是一笔大生意。陈加枢闻风而动，迅速办好手续飞抵华盛顿，向美国警察总署供需官员说明了意向。对方承认要换装，但对中国人能否做出一流的警徽表示怀疑。陈加枢当即要求他派专员到温州去考察，费用由他负责。美国警察总署果然派两名专员专程飞抵温州，在金乡徽章厂亲眼看到了生产流水线，几天后带着100副样品回国。由于质量上乘，价格只有美国军工厂的一半，68万套警徽的生产公司当即签约。借此机会，陈加枢还相继包揽了美国50个州警察局的所有警徽和警花，经由美国警察总署介绍，还意外地与联合国秘书处做成了一桩特殊的大生意——联合国秘书处向金乡徽章厂发函，询问能否保质保量地完成联合国维和部队军徽的生产任务。陈加枢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经过一番价格谈判，他顺利拿下了这批生产合同。
陈加枢的金乡徽章厂技术非常过硬，早已今非昔比，每一种产品都要经过电脑设计、制模、冲压、珐琅、打磨、抛光、电镀等十多道工序。金乡徽章厂的徽章品种多样，这些精美的徽章几乎浓缩了一个世界——联合国维和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美国海陆空三军和美国警察、俄罗斯军队以及英国海关、日本警察、沙特军队等等各式各样的军警徽佩构成了金乡徽章厂的历史，彰显了浙江人的聪明才智。金乡徽章厂源源而出，走向全中国、走向世界，令世人不禁赞叹不已。
借大经济之身发展自己的小经济并由小而大，可以说是浙江企业的基本发展模式。一些温州知名企业最初就是靠着直接依附于国内或国外大企业求得了发展，这当然也是借力而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做“与巨人同行”。浙江人虚心好学、善于钻研，为此他们特别注重与国内外知名大企业合作，利用大企业的技术和牌子来壮大自己。
王金祥也是通过借大企业之牌发展起来的着名浙商。2002年初，因与其他股东有分歧，王金祥退出了有自己三成股份的一家鞋厂的管理层。看着分到的厂房，他没有马上利用自己眼前的这点资源设厂开工，而是作了长远的打算。他清醒地看到，制鞋业此时已初现疲软，大家都在精心算计着如何挺过市场的寒冬。
从当时的情况看，有两条道路可供王金祥选择：一是自己创牌，二是借用名牌。王金祥思忖：凭着自己1200万元的投入孤身创业，从零开始，巨大的投入与市场风险显然难以承受，纵然能够打出知名度，但消费者的认知度与忠诚度等在短期内也是无法建立的，而这恰恰是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关键。而且，靠着1200万元自己创牌，速度显然不会快。由此出发，他想到了“傍”和“借”的方式。
有了这一思路，拥有鞋业第一个驰名商标的行业老大——青岛双星集团进入王金祥的脑际，如果能依附“双星”，自然是求之不得。“双星”当时的产品是旅游鞋和胶鞋，皮鞋在市场上很难见到，这一迹象透现出一个信息：皮鞋生产是“双星”的空缺。双星集团产品结构的这一空白在王金祥来看，可以说是上帝送给他的礼物，使他兴奋不已，甚至没有过多考虑双方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同乡的“推荐”下，王金祥壮着胆子拨通了双星集团总裁汪海的电话，提出了合作要求。汪海果然很感兴趣，数天后便派人考察王金祥的厂子。然而事情并未像王金祥所想像的那样顺利，尽管他心情激动地向考察者描述自己的合作设想，但考察者却不买账，反认为王金祥既没有生产线，也没有销售网络，有的只是理想，因而婉言辞拒：“‘双星’是全厂上下用十多年的心血浇铸的名牌，一旦有闪失，怎么向职工交待？”
这位考察者一去便无音信，王金祥合作心切，决定亲赴青岛，面见汪海直陈。
这一次，王金祥抓紧时间阐述自己打造“双星”皮鞋的理想，因颇有见识，说得汪海频频点头，兴奋地拍着王金祥的肩膀说：“咱们说定了，‘双星’皮鞋就交给你来做！”在双星集团参观数天，协议拟定后双方签字生效，王金祥交出了自己的1200万元，买断了双星皮鞋及童皮鞋6年的经营权。
回到温州，王金祥很快就注册了“温州双星皮鞋销售公司”，开始从自己的资源情况出发制定策略。他的第一步是寻找代理商，构建双星皮鞋的销售网络。在皮鞋业异常发达的温州，打着“双星”的招牌，加上温州鞋业买断经营权第一案所带来的传播效应，王金祥没怎么做广告代理商便纷纷找上门来。以“双星”响当当的牌子为后盾，王金祥腰板很硬，开出的条件很苛刻：代理“双星”皮鞋须预付部分货款，省级总代理建网络不超过3个月，而且必须是专卖。未见到厂房就要预付货款，慕“双星”之名而来的代理商都觉得难以接受，尤其是当他们看到王金祥的办公地点仅仅是一套住宅小区里的民房，只有区区的几个人和一些办公设备，公司的注册资金也只有50万，自然思前想后，产生了顾虑。但圈内对王金祥能力的评价以及如假包换的“双星”招牌，使一些代理商最终决心将款打到“温州双星”的账上。就这样历时两个月，王金祥发展了20多个实力代理商，公司的销售网络迅速地搭建了起来。
有了订单，王金祥才找人生产。虽然自己有厂房，但王金祥本着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的策略，将自己的厂房出租给了别人，换得了办公经费，然后根据不同的皮鞋类别，在温州、广州、成都、重庆找了20多家贴牌生产的皮鞋厂。数月之后，双星皮鞋的前期市场工作基本完成，王金祥也为他这个精心策划的买卖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现在我可以说没有任何风险了。”
与大公司的“虚拟经营”模式不同，王金祥的“温州双星”还没有研发能力，所有的款式都只能由贴牌厂设计。但王金祥并不着急，他认为鞋业的主导品牌并不多，每个品牌的产品线也并不是很丰富，因此目前做皮鞋更要注重的应是产品的组合。他的做法是从每个贴牌厂家的产品中挑出各种最优的产品，进行风格的组合，这样就可以解决自己没有研发能力的问题。他在产品的价格定位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国内市场上当时流行的皮鞋基本上是温州鞋，“温州双星”的价格以这些温州鞋为参照，价格定在中档偏高，同等品牌形象下价格比一类产品便宜，而在相同价格下比二类产品品质更优。经过运作后，这个价格策略效果相当不错。半年下来，“温州双星”的销售量就达20多万双。在当时全国鞋业下滑的情况下，这却是新冒起的品牌中销售数量最大的。
王金祥这样描述了自己运作“双星”皮鞋的“三步曲”，也即自己的“傍”和“借”的策略：第一步在全国建立代理商制度，经营双星皮鞋，这一步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第二步收购当地一条设施、管理先进的皮鞋生产线，加工双星皮鞋；第三步实现“贴牌”经营。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他还要成立专门的研发部门，由研发部门派样给贴牌厂生产，使自己的产品更有特色，更贴近市场。
经过几个月的操作，他已收回了大部分投资。除了要付商标使用费给青岛方面之外，王金祥的投资并不大，光收预付货款，他就已经收回了除了买断品牌之外的投资。
“借外力走出去发展自己”，不仅是浙江人过去的战略，也同样在现阶段所常用，而由浙江经济的发展模式所决定，这一个“借”字体现了一种选择的必然性。随着市场形势的发展变化，“借”的方略并不过时，中国加入WTO后，面对国内强手和国外名企的“两面夹击”，不少颇有远见的企业家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从容应对，从各自的企业实际出发，先人一步地进入了国际市场。一招做好，万事顺畅，凭着领先一步的从容与产品过硬的优势，他们利用同乡网络在国内外销售产品，这几乎是浙江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基本形式和特色。
借助政府政策所营造的良好氛围和发展趋势，发展企业并向民心所向的方向靠拢，这也是浙江人借势开拓市场的经验。中国由民间投资搞垃圾焚烧发电工程的第一人就出现在浙江——现代城市经济建设产生了大量的垃圾，而堆积如山的垃圾难以有效清理，影响着城市文明的发展。市民头疼，抱怨企业不屑于此，政府多无良策。而浙江人项光明却从垃圾山中瞅到了商机，出资成立了“伟明环保工程公司”，致力于垃圾焚烧发电事业。项光明之所以选择这个项目，在于他以未来的发展为着眼点，心里清亮，搞垃圾处理工程可得百姓欢心，可解政府心病，政府必然会对该项目给予种种优惠。此举可谓是借了政策东风，得了民心便宜，增加了自己的实力。
时代总是在发展，社会总是在进步，经过20多年的努力，浙江人从技术到实力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逐渐摆脱了经济、技术捉襟见肘的窘境，也逐步脱离在国内经济中扮演的配角角色，它们已拥有了一系列自立自强的生产行业。但纵然是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借风而行”、“借势发力”的意识仍在，“借”和“傍”的策略也会在不同的时期发挥不同的作用。
合伙创业
浙江人有合伙创业、联合投资的习惯。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许多浙江人完成了原始积累，就集中资金、人才及技术，自发地搞起了股份合作，股份合作的结果又加快了他们的资本积累。
合股办企业是浙江农民的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温、台一带最初的民间企业，用当地人的话说，主要是“拼股”办起来的。这是一种小额资金合股的方式，有的订一个书面协议或章程，有的则什么也没有，每户出资额都不大。瑞安金后村金文育的拉丝厂，每户一股，每股3000元。到1984年，金后村共有87个合股企业，参加农户314户（其中10％的户同时参加两个企业），生产资金共计95．8万元，平均每户2810元。
早期参股资金通常每股只有数百元至数千元，这些小额资金对于当时集体人均分红不足百元的农民来说，也几乎是一笔巨款。金后村1981年第一个合股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村里的手艺人和货郎担走南闯北做小生意等劳务所得。当时总计股金3．7万元，其中属农户自有的仅1万元，平均每户不足1000元。最早的参股资金一部分来源于农闲时的各种收入，如烧蛎灰、打短工、做小生意，以及亲戚借贷等。
对农民而言，集体之路不通，因为它缺乏效率；一家一户办企业也不行，因为缺少资金。这样就只剩下“拼股”一条路了，把分散在各家少量的钱集中起来，办一个小型企业。
浙江人联合投资，钱不够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对于许多项目，一家独自做，钱也够用。但他们有合作的习惯，喜欢联合做一个项目，而且善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