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今后的发展中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只要浙江人能认清现状，积极发挥贯有的创新、探索精神，就能把握住未来，立于不败之地。
“浙江模式”的成功与挑战
浙江是个资源小省，却发展成为了经济大省，其成功的奥秘已被广泛关注与研究。“浙江模式”的产生自然有复杂的原因，但几乎所有这些原因都形成了一个合力，并最终导致了市场自生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发挥。在计划经济时代，浙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区域，国家对浙江的投资相对较少，浙江的国有企业发展不充分，浙江人享受计划经济的福利较少，于是萌生了自主创新、自主谋生的意愿。这样一来，浙江较早地扩展了市场秩序，获得了市场效率，同时使社会制度得以创新。就象刘易斯所说：对某些集团的歧视会使这个集团在统治阶级所不感兴趣的方面显示出强有力的发展。浙江模式的典型代表——温州经济的发展就是农民自主创新的结果。
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产业组织形式是专业化产业区，它的兴起是产业特定性要素空间集聚的结果。无论是温州鹿城鞋类专业化产业区、宁波服装专业化产业区还是永康五金机械专业化产业区等，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专业化产业区特定的“意会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经世代相传、历史积淀而成的产业特定知识，弥漫着浓厚的地方化色彩，具有强传播性和扩散能力。浙江模式的这种“源发性”特性，相对于广东依靠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进入发展起来的“嵌入型”专业化产业区而言，更具有体制优势，更能体现企业家冒险、创新精神，从而体现出浙江模式是一个具有自然选择与历史演化的过程。这样形成的经济模式，历史积淀丰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目前，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浙江产品较具影响力的是纺织服装、金属制品、玩具、文教体育用品、工艺品、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家用电器、热电、仪表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相结合的组装业产品，基本也偏向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浙江选择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既受要素禀赋、产业优势的约束，也是民间自生力量推动的结果。浙江劳动要素总量供给多于上海而少于江苏，且人力资本含量总体低于上海、江苏，要素禀赋条件决定浙江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于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来讲，投资少、技术要求低、资本回收周期短，从而风险较低，因此比较符合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产业选择目标。
从历史渊源、经济主体和产业选择等角度考虑，浙江经济都与民间力量的推动联系在一起，这个特点反映在城市化模式上表现为浙江的城市化走的是小城镇发展之路。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较多，已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1995年浙江省市镇人口增长180万，其中镇人口增长就有100万，镇人口增长对同期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贡献度为56．8％。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民间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近10多年来，温州市小城镇建设资金79．4％来自于企业、个人投资，财政拔款、集体投入分别只占到8．85％和11．6％。
“浙江模式”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浙江企业所具有的自生能力。最初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自发性特点的驱使，温州的鞋坊遍地开花。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利，小作坊主们开始在成本上下功夫，结果质次价廉的温州皮鞋充斥全国大中小商场，直至到了消费者一听到“温州鞋”便产生排斥心理的程度。改变这种情况的，不是政府管制，更不是“打假”，而是市场竞争的压力。而市场压力能够发挥作用，最终还是得益于民营企业的自生能力。现在温州皮鞋以及温州的其它产品已创出名牌。
经济发展模式一般可分为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和外部性政府主导型两种。无论出自发展层面的解释，还是制度层面的解释，内源性民间力量是指企业的自生能力与创新能力，它区别于来自外部的政府推动力量。正是凭借这种自生能力，企业获得了高于社会正常利润水平的利润，使浙江经济得以较快增长发展。浙江经济是转型经济成功的一例，其要旨在于激发和依赖企业的自生能力与创新能力，于是浙江在不具备“高增长条件”的情况下，取得高增长的结果。浙江经济是自生能力与创新能力推动的经济模式，表现在城市化道路上自然是小城镇发展之路。浙江的自生能力与创新能力最初萌生于农民这个群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村人口及农村劳动力首先向小城镇聚集。小城镇有丰富的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小城镇的生活方式及环境与农村较为贴近，比较适宜农村人口的生活。由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聚集在小城镇主要在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于是小城镇发展资金也主要由企业或个人提供。小城镇发展之路也就是由自生能力与创新能力推动的城市化道路。
自生能力与创新能力推动发展的模式，在经济转轨时期较易取得高增长的结果。但由于没有或很少有外力的介入，其自身存在的不足也相当明显。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浙江经济具有“低、小、散、弱”、“轻、小、集、加”的特点，这是该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
特别是在外部存在强经济体的情况下，自生能力推动的经济体往往会受到较强烈的干扰。比如浙江经济在融入上海经济圈的过程中就会如此。上海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商贸中心。这对浙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会起巨大的辐射作用：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向浙江转移。但另一方面也会对浙江经济产生强大的吸纳作用，即把浙江的资本、人力吸纳到上海，从而削弱浙江经济的竞争力。浙江经济在融入上海经济圈的过程中，如何主动提高自身的经济结构和实力，从而在接受上海经济辐射的同时，尽可能减少上海经济发展对浙江经济的削弱，是浙江人必须正视的一个重大课题。
但无论如何，浙江依靠自生能力与创新能力取得的成功，对我国绝大多数不可能依赖财政支持发展经济的地区，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浙江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可复制，但自生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发展模式却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因为除了南北极这样的特殊地理区域外，几乎一切地区，都具有潜在的自生能力与创新能力，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先发优势弱化的悬念
先发优势弱化是当前浙江模式的一个最大悬念。其依据是随着全国各地加快推进改革，周边省份改革与发展政策力度的增强，浙江先发优势必然逐渐弱化。以常理推测或许是对的。但也必须看到，在其他省市加快改革的同时，浙江也在加快改革，民间蕴藏着很强的改革活力。浙江民间以乡土文化赋予的精神气质，以市场竞争给予的敏锐反应，以生存压力形成的发展冲动，挑战环境变化，创新经营策略，形成了新的改革和发展态势。总体而言，浙江作为全国改革与发展领跑者的先发优势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增强。
作出这一判断的一个间接证据，是快速而健康发展的浙江经济。1998年以来，浙江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稳定增长时期，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浙江GDP增长速度稳定地保持在10％左右，高于全国GDP增长速度的倍数，从1997年的1．26倍上升到2005年的1．54倍。
这绝不是一俊遮百丑。如果没有坚实的制度支撑，一个缺少资源、缺少中央政府投资的省份，是不可能有如此骄人成绩的。
更为可喜的是，全省的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快速增长，经济增长质量较好；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超过第二产业，2002年占GDP比重首次达到40．0％。
目前，浙江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保持着全国市场化领先地位。
1．所有制结构调整领先。2004年，浙江国有控股工业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产值的15．2％，为全国最低。集体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9．6％，列全国第20位。以上两项合计，公有制工业产值比重，仅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4．8％，为全国最低。截至2002年底，非公有制增加值已占全省GDP的53％。
2．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领先。2005年底，全省国有、城镇集体企业改制面已经达到97．8％。浙江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改制与转换劳动关系同步推进；二是县（市）以下国有与集体企业，凡是能改的基本已经改制；三是在个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实力有所增强，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
3．市场化水平领先。以国家某课题组2005年12月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浙江国民经济市场化水平，连续四年保持全国第2位，与广东差距有所缩小。
4．市场体系确立领先。浙江作为“市场大省”，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发展规模都居全国领先地位，2005年，全省有各类市场4326个，实现成交额5303亿元。其中，生产要素市场133个，成交额306亿元。长期以来，浙江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的说法，几成陈词滥调，但从全国看，浙江仍是领先的，这是因为全国要素市场发育也普遍滞后。2005年浙江省要素市场发展列全国第4位。
——政府职能和运行机制转换领先。浙江是全国第一个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省份，第二轮审批制度改革已于2002年底完成，再次削减审批等事项1／3，行政提速20％，各地普遍建立了集中审批机构或办事大厅。当然，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办事大厅的诟病，几乎一直没有停息过。但不管怎么说，坚冰一块的政府体制改革，已经打开了一些缺口。省直接对县（市）的财政体制，是典型的浙江土特产，据说一位中央领导曾几次要求浙江改变这种做法。浙江不仅顶住压力，而且进一步扩大经济强县（市）行政权限，一步步向着省直接领导市（县）的体制推进。
然而，浙江毫无沾沾自喜的理由。浙江所拥有的是一个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和世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与地区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只不过是一种“矮个里的长个”的低水平相对领先优势。浙江当前在体制改革方面，至少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1．尚未普遍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不够牢固。截至2005年底，股份制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只占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的53．6％；上市公司共63家，不到广东的一半。
2．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市场体系不够完善，严重影响了企业制度深化、要素流动、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
3．市场经济价值体系，建设滞后，经济体制缺少坚实的价值支撑。社会诚信水平较低，市场排序问题较多，小农意识较强。
4．政府转型亟待加快，“越位“、”错位“仍比较严重。
浙商的创新危机
尽管浙江人可以沾沾自喜于过去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但浙江人究竟创造的是一种创业经济还是一种泡沫经济？从大历史的范畴来看，荣光可能恰恰是危机的开始。如果没有更为长远的视野或者创新的战略，等待浙江人的也将是式微。
当前随着资源环境要素制约与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作为中国第一商帮的浙商正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压力：一方面，原料成本持续上涨、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环保支付迅速增加，浙商的运营成本急剧上升；另一方面，浙商的管理水平、产品的技术含量、售后服务能力相对较低的现实还未根本改变，大量出口产品随时面临技术与贸易双重壁垒的威胁。
过去浙江人凭借“晚上睡地板，白天当老板”的创业精神开拓市场，凭借仿造与低价策略快速占领市场。但是，如今时过境迁，短缺经济时代有胆量就有市场，转型时期不但要有胆量，更要有智慧；短缺经济时代有激情就有市场，转型时期浙商不但要有激情，更要有谋略；短缺经济时代单干就有市场，转型时期既要埋头苦干，更要合作双赢。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不突破难以实现新跨越。
浙商大多数成功于先天的商业基因而促成的投资（或者投机）成功以及制造业。但是这并不是创新，也并非创业型经济。彼得·德鲁克认为，一个创造全新市场氛围和新顾客群体的行为，才是创业精神。而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并非简单是商人——他应该创造崭新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并改变他们的价值。
这些企业家我们并非没有，“祖籍浙商”的江南春发明了分众传播，马云则发明了“work at Alibaba”，这些都是创新。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投机型的盲目多元化或者是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制造。
区别于江南春和马云这样的“创新型浙商”，典型的浙商往往并非从事高科技或者创意工业，他从事的是商贸业或者制造业。嵊州生产了全球大部分的领带，温州生产了全球大部分的打火机，宁波则生产了全国大部分的衬衫。
浙商面临的两个重要危机是战略危机和人力资源危机，而后者背后的实质是管理危机。现在的浙江，和几十年前的日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日本的工业模式有三大特点，一是极度追求完美，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二是改进和大规模生产其它民族发明的天赋；三是紧密的团队合作，专注于制造流程中稳定、渐进的创新，而非产品突破。这些造就了日本，但是也让日本陷入了战略缺失所造成的泡沫经济深渊。这种模式，更注重内省却缺乏外向的视野，哪怕是所谓的外向型经济，那也只是一种国际资本对低成本的选择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缺乏管理创新也无营销可言，更缺乏战略远见。
很多浙商在过去20余年来依然没有摆脱家族管理的桎梏，哪怕是规模已经是以十亿计的企业，家族经营的烙印还是非常明显。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经营模式，那么衰败就是必然的。一个产业衰败最初的征兆就是这个产业失去了对可以胜任的、有能力的、有抱负的人员的吸引力，而家族经营无疑会加速这种缺乏吸引力。
由于人力资源的匮乏和战略的缺失也使得浙江现有的创新——基本上，一个企业的创新不外乎三样：产品创新、社会性创新和管理创新——显得非常乏力。娃哈哈尽管在食品饮料行业显示出强大的能力，但是在进入童装和化妆品行业时的挫折，已经明显表露出战略失误的迹象以及创新能力的缺乏。
浙商如今至少面临下面三大需要破解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