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得大愿。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这当然也不是指某一个人，也是指人类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原始宗教时代大量的人投入修行、修炼。同时也包括各种原始禁忌、原始戒律、原始道德的社会化、普遍化，当然更包括人类的劳动创造， 也就是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 即人类的“文化化”，都是希望扩展“明德”智慧。这个阶段，生命的趋利避害向“宇宙—生命”系统的“至善”的发展，已是自觉得多了，所以经文用了“精勤求索，恭慎保持”这类的词。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在进行着趋向“至善”的追求，用儒家经典《大学》的话说就是：“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那些修行人修炼人不过是更明确更自觉而已。佛经中大量赞颂过去苦修的人，如赞颂修苦行的人，说是将得到天人的称赞，并不是同意他们的修行方法。他们的修行绝大部分只能以失败告终，偶尔有个别成功者，成功的具体成果也是非常可怜的。例如一些祭司、巫师的某些功能，只能在有限范围有偶然作用。释迦牟尼在《楞严经》中总结了二十四位菩萨的修行，称他们为菩萨，是由于他们的追求成功与失败都融合进了“宇宙—生命”系统扩展“明德”的“矢量”中，但最后释迦还是都否定了他们， 认为他们都不能得“圆通”，也就是不能进入“明明德”。 把这一段经文与上引《佛说无量寿经》中所说“于彼二十一俱胝佛。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相对照就完全明白了。正是无始以来生命“止于至善”的无数失败与成功经验的积累才有“本愿”的出现，即“明明德”的发现。法藏， 正是生命界发展中各种“法”的“总和”，成佛为之“阿弥陀佛”， 意味着“宇宙—生命”系统的整体觉悟。阿弥陀佛也即“明德”。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出现，意味“宇宙—生命”系统已经进入了“明明德”的阶段，这以后的一切众生的智慧就都属于“明明德”的范畴，都是佛。所以这三千年人类社会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阿弥陀佛”意味着“宇宙—生命”系统的整体觉悟， 这就使得“阿弥陀佛”这个概念与儒家的“仁”、道家的“道”有了区别。阿弥陀佛中有了生命的自觉，不把生命体的精神活动排除出“本体”之外，更不把物质与精神及主观客观分家。这样的把握，才是真正的对“宇宙—生命”系统的完整的整体把握。阿弥陀过去的修行，是过去一切生命体“止于至善”行为的总和。这样，我们便发现在“宇宙—生命”系统中确有一种“愿力身”的存在，那就是宇宙般若的运动发展。首先是“本有”，如果“宇宙—生命”系统不本有“止于至善”的特点，不可能代代生命体把他延续下来。第二，代代生命体不停的趋利避害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普遍、自觉，正是这个因缘步步凝聚成熟的过程，这说明止于至善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切生命体存在的动力。所有众生皆有佛性，不单指生命的宇宙性的“明明德”，生命是“宇宙—生命”系统总因缘的凝结，同时也是说止于至善是根本发展趋向。这就说明“愿力身”一直在“宇宙—生命”系统中起作用，所以叫“本愿”、“法身愿”。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他坚持唯物主义，但绝不把人的活动当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又正是承认人类是历史的主角。这一观点与佛家关于“阿弥陀佛”的内涵有极类似之处。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片面地理解了这一观点，他们套用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的观点，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仅仅理解为“劳动力”。他们理解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主人”的含义时，由于只认为人民是主要的劳动者。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丰富了，这才有精神财富的发展，而精神财富是被统治者垄断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分了家，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念，一切从“阶级”划线，割裂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用佛家的观念叫做把二者“打成两截”，“知识”“精神”完全被排斥在历史动力之外。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纠正了这个偏向。人类历史是全体人类的“明德”、“明明德”的共同创造，而佛家的“本愿”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止于至善，所以可以称为“愿力身”。“劳动”作为一种行为，是以人的“需要”作为动力的。没有“需要”就产生不了动机，而人的“需要”从来都是文化的、历史的、智慧的，也即明德的，凝聚着人的历史的精神追求，永远没有抽象的“需要”。“社会心理学”关于“需要”的概念，必须导入历史主义的内容，才是人类真实的需要，才是人类的真实智慧。认真研究人类的“需要”，尤其是注意不抽空“需要”的历史内容，你便会发现止于至善的“愿力身”一直在其中起着作用，人类对自己的行为越自觉，止于至善“愿力身”的作用就越明显。
如果剔除掉佛经中由于历史文化的局限，在表述方法上与现代人的隔膜，佛学在很多地方，尤其是整体思路上，与马克思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上引《佛说无量寿经》所说阿弥陀佛成佛的过程，即我们所说的止于至善的“本愿”、“愿力身”产生的过程，剔除表述上的神话外衣，实际上是说的“宇宙—生命”系统中“生命体”、“明德”、“明明德”的整体的活动，更具体说主要是人类诞生发展创造文化的历史的整体的活动。马克思给这种活动起了一个独特的名字叫“实践”，也可以叫做“历史实践”。
如果说“佛”——“愿力身”——“本愿”的发现是佛学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的话，那么，“实践”——“历史实践”—— 千百万亿人历史文化活动的整体， 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正是以此作为基础的。
(请注意，在我国学术界有一种对“实践”的错解， 即把“实践”理解为“实际”，“现实”，这很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庸俗为“实用主义”，这是应必须密切加以“警惕”的理论偏向，这里错一步，就可能曲解马克思主义、错解马克思主义。)
“愿力身”、“本愿”、“佛”产生于“历史实践”， 存在于“明明德”的“历史实践”之中； 产生于“宇宙—生命”系统尤其是人类的“明明德”的 “历史实践”之中，存在于“宇宙—生命”系统尤其是人类的“明明德”、“历史实践”之中。人类都是报身佛、化身佛，这里不给宗教神秘留下任何位置。
“本愿”、“愿力身”、“佛”在“明明德”的“历史实践”中，个体与群体、精神与物质、知识与劳动、历史文化与现实文明，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的整体。
《佛说无量寿经》中说：
“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实质上是人类文化“明明德”的承续现象，可以理解为个人对个人的传授，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代代相传。这种代代传习的现象，绝不止是知识道理的传习，同时包括代代人“愿力”的传习，“明明德”的传习，及“明德”的扩展，或者说，任何人类文化的传习都包含着止于至善扩展明德的美好愿望，代代创造更美好文明的法身本有愿望的传习。
“应其心愿。悉现与之。”后世人接受前世人的明德、文明，其心愿也是与前世人相类似的，这也就是说止于至善的扩展明德的愿望对于人类是概莫能外的，几乎是一种“本能”。在代代传习的过程中，美好的愿望总是与美好的明德同在的，互相补充、促进的。这种美好的形象是前世文明成果之象，在前世文明成果之象的导引下，后世人对止于至善的更美好前景的进一步追求，这就是人类及一切生命的“需要”来源。
关于“需要”的学说，数美国人马斯洛的“金字塔”说最为精致，但他忽略了“需要”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承续的，抽空了历史的具体内容的“需要”，只不过是一种概念游戏。这是佛学乃至马克思主义极力反对的治学方法。
“经千亿岁”，正说明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漫长，从洪荒初开到人类形成， 人类文明的进步，均以“千亿岁”概说之。
“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 起发无上殊胜之愿。”这是说“宇宙—生命”系统中，生命体、尤其是人类“需要”的总和即“明明德”的需要。对于每一个个体，尤其是人，在产生“需要”的过程中，都有一个“观察”、“思考”、“综合”、“概括”的过程，经文说：“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一其心。”由此确立明明德即成佛的“需要”，“选择所欲，结得大愿”。
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便是“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正是毛泽东所说的“再实践”过程，这个“再实践”是个体人的，也是人类文明进化总体的，都是这样一个规律。
“满足五劫”。“五”是“过半”的约数， 也可以暗指量变的积累后引起的质变，是关节点的飞跃。积累的过程完成了，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阶段。
“于彼二十一俱胝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
以印度古文化说，“七”是一个“极数”，类似中国文化的“九”。“二十一”，即“极数”的三倍，喻极多极多，俗语“很多很多”之意，“无数”之意。“俱胝”量词，梵语，十万为一“洛叉”，一百洛叉为一“俱胝”，俱胝应是“亿”的单位量词。二十一俱胝佛土，可言无量众生心，亦可言无量众生世界。佛学中，精神物质不分，内外不分，主客不分，而众生皆有佛性，佛入一切众生心，所以一切众生心皆可谓佛刹土，一切众生世界皆可谓佛刹土。不少人把佛学中这种提法，说成是在我们世界之外，还有多少类似外星人世界的佛世界，完全是妄说，是以当代人的文化观念硬套佛学观念。“功德庄严之事”即我们今日所说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总和。如果不相信我们的这一解释，可具体参阅四十八大愿的具体内容，完全指的是世间人生活的升华，如果再结合“世间自在王如来”、“世饶王”、“阿弥陀”这些名号，足以证明，经文根本不是指的“世外”的事。释迦在他的“十四不正问”中，断然拒绝回答一切虚无缥缈的世外之事，连“人死后是何？”的问题都拒绝回答， 可见佛经中所言的一切现象， 一切内容，必须遵释迦本人立下的原则作“世间”、“世俗”的解释。
“如一佛刹土。”这是肯定了人的思维功能即“明德”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人的思维可以对大量的世间现象概括提炼“熔炼”在一个大脑中。长期以来，由于对禅宗的捧喝，“不立文字”等公案的片面理解，许多人认为克服“妄念”，就是不用思维或干脆停止思维。许多解释佛经的人，对人类的思维，视之为洪水猛兽，似乎通过修炼，四禅八定之类，人类可以寻找到另外的一种我们现有的思维方式无法理解的“神”的思维方式。当代一些哲学家、心理学家则把巫术的降神术之类的东西，认为就是佛家要求的思维， 日本的铃木大拙就是一个典型。 这完全是对佛学的一种误解。《金刚经》在这方面说得非常清楚，对于稍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常识的人，对《金刚经》的思路，应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整体的宏观辩证的把握方式。如果说和普通人的思维有什么不同，只有局于“四相”还是舍弃“四相”的区别。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今后还要详讲，这里只是提醒大家，我们这些世间自在王如来的弟子，不可能脱离了世间，脱离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引导人们进入一种谁也搞不清的“神”的思维方式，是对佛学的肆意曲解，故弄玄虚。
上引阿弥陀佛成佛过程，就是舍弃“四相”的束缚，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宏观地整体地把握人类文明的进步史，即毛泽东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不仅是个体生命（人）的认识过程是如此，人类整体的过程也是如此。佛学在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看法：这一切也是“宇宙—生命”系统因缘成熟，“本愿”要具体显现的一段因缘。阿弥陀佛成佛在“宇宙—生命”系统中是早就定了的事，只不过是到了这一阶段，因缘熟了，显化了。过去不是没有，而是因缘不熟，未有显化的条件和可能，这就避免了寻找“无中生有”的第一推动力的尴尬。
这就是《金刚经》反复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心”就是“宇宙—生命”系统因缘成熟——就眼前一段说就是人类文明的具体的历史进步导致这个“心”生成——“灭度”一切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而灭度者”。这个“我”就是第二品中的“善护念”众生的“如来”，而不是南先生所说的个体生命自己，应是“宇宙—生命”系统本身。
这样，“愿力身”、“本愿”、“佛”就不是纯精神的东西，但他肯定在“宇宙—生命”系统的演化中起“矢量”的作用，入一切众生心，而导引一切众生心，在一切因缘聚合的佛世界中成佛。反过来说，现在我们见到的全是佛。如果终点就是起点，这个世间的一切一切都是诸佛的游戏。
这里只有一个关节点，就是现有众生一旦肉身因缘完成，幻相因缘完成，就要回到“愿力大海”而“灭”，事实上也就是“度”。再一次因缘成熟聚合为生命体——即化身佛，不管到了世间以什么象（相）出现，都是普度众生，一旦与其有缘必定成佛。“缘分”好似水面的环，层层扩大。缘分好似盐，倒入池中，任何一个水分子都会染上盐的因缘，从而成佛。当这一轮生命体的因缘散了，便又回到“愿力大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度尽一切众生，而实无众生被度。这不过是“宇宙—生命”系统中“本愿”的因缘熟了，必波及整体而概莫能外。在这里，请大家回头读一读我们前引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那段经文，看我们讲的对不对。
“本愿”的具体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愿”表现在释迦那里，是四十八大愿的内容。当四十八大愿的内容成熟为现实之后，“本愿”还会有进一步的升华。不过，对于今天的人类和众生来说，四十八大愿的全部内容可以实现就已经非常值得庆幸了。
我们只有感谢“宇宙—生命”系统的“仁”、“慈悲”、“慈爱”之无量恩德。
南无阿弥陀佛！
这已经不再是一句宗教化的谶语了。
“本愿”、“愿力身”、“佛”不再是宗教的，也不再是精神的，而是“宇宙—生命”系统本体本有的，同时也是一切生命体在生命的“明明德”活动的“需要”中普遍存在的。只是不能具体说他是什么，“说似一物皆不中”，但他绝对是“在”。打破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眼障，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本愿”、“愿力身”、“佛”就应是不以人们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客观”这个词在这里运用，就不是机械唯物主义者理解的那种纯物质世界的规律了，而是“明德”到“明明德”的规律。“人向自然生成，自然向人生成”，这是一个不分割的整体。人类“止于至善”的明明德“需要”的普遍性，就是“宇宙—生命”系统发展的“矢量”。“本愿”出现之时，正标志着人类从一般地扩展“明德”发展飞跃到了“明明德”。在“明明德”之后，并不意味人类的一切活动停止了，宇宙进化停止了，而是“明德”在更高级层的跃进，今日世界的科技进步，乃至全部文化的进步就是一个明证。说到这里，我们便知道了，拘泥于宗教行为的佛学，拘泥于四禅八定修行行为的佛学，与真正的佛学到底有多么大的距离。
其实，不仅佛学是如此， 整个东方文化的发展都是走了一个大大的“之”字路。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走了这样一个“之”字路，真是直线发展的所谓“进步”，我们至今怕更难理解东方文化的真谛。
如果不是宋以后中国的衰败，如果不是清中叶以后民族命运的大滑坡，如果不是一次次在外国人面前丧权辱国，如果不是这些曲折，外国的先进科学、先进思想不可能如此凌厉地在全中国普及。没有这些新的东西打开我们的头脑，我们真无法全面了解东方文化的真谛。须知，历史在“东方文化”上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神学的外衣，剥去这个外衣太难太难了。
所以我们也不责怪任何人，只是感谢历史，感谢“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