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适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这是曾国藩在他的六弟参加科举考试失利后抱怨自己时运不济的情况下开导他的一番话。在这里曾国藩没有说“志当存高远”的大道理，而从“君子”立志即立大志所应当考虑的几个方面入手，劝他的六弟不要因个人及眼前的小得失而看不到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更为高远的人生目标。信的末尾还说“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你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只有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才能成就一番大业。志向高远的人也可能会失败，但志向短小的人则注定不会有所作为。曾国藩从一个“朝为田舍郎”到一个“暮登天子堂”再到一个“中兴以来，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和他的志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曾国藩也才这样教育他的兄弟子侄。
他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汉兴之初的李斯、陈平、汉末的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狠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才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正是在他的这种远大抱负下，他才能在自己的平时作为中以勤奋的耕耘、坚忍的毅志来不断地充实自己，才不为个人一时的患得患失遮住双眼。正因为这样，他也才能经常用自己的有志与否来检点自己。
他自省说：自去年（1852年）12月以来，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努力的方向使然。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有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做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啊！
为了立定一个拔于流俗的志向，曾国藩还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也正是为了树立自己不流于俗的志向曾国藩才两次改名。
曾国藩深知他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教导子侄，立志重要，而立一种什么样的“志”则更为重要。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曾国藩语录精粹：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咸丰元年七月
4.狂热进取，敬德修业
人生学问何在？在首先要从立志的学问开始说起。因为一个没有志向的人，其人生就是“平庸”两字；相反，那些志向高远者，胸中始终装有“敬德修业”四字，这就是人生的大学问，曾国藩即如是。
曾国藩从“湘军首领”到“中兴之臣”，可以讲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业。在曾国藩身上，特别体现了一种自我修身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
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作主。
同时他还讲道：
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
由此看来，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业”，把“敬德修业”看作是每日有所进步的必要基础，他希望“德业并增”，这是他人生之所以进取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目的，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因为困难大，个人付出的东西就越多。曾国藩主张： “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以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指乱动忍”等语曰“若安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这。
曾国藩说得很明白，要成为成功者，要达其“敬德修业”的目的，没有百折不挠、坚忍的精神是不行的。人生的进取，是从“学问”两字开始的，做到了这一点，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就可以获得成功。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他所谓“苟能立志，何事不可为”的思想。可以看出，曾国藩一生紧紧守住“敬德修业”四个字，去思考、去做事，求取人生的日益进步。当然，这四个字尤其体现了曾国藩一生的学问根本。
曾国藩语录精粹：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想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
——咸丰元年二月
5.金丹换骨，锻造气质
一个人有了志向，人生就有了目标。如果他志向高远，立志坚卓，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勇往直前，那么一定会取得成功。在这种意义上说，立志可以使人改变自己，重塑自我，用曾国藩的话说，立志犹如“金丹换骨”。甚至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也可以通过立志来改变。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曾国藩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教育当时已经长大的两个儿子。“金丹换骨”，意思是说，立志像极为灵验的神药一样，服了他就可以使你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种高尚的人。
读书可以养气。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即是此理。但万事皆须有恒，有恒即须有毅力，毅力又皆从志向而出。
在家教方面深受曾国藩影响的左宗棠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说：
读书做人，先要立志；想古来圣贤豪杰，是我者这般年纪时，是何气象？是何学问？是何才干？我现在哪一件可以比他？看同时一辈人，父母常背后夸赞者，是何好样？斥责者，是何坏样？好样要学，坏样断不可学，心中要想个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好；自己坏样，一概猛醒猛改，断不许少有回护，断不可因循苟且，务期与古时圣贤豪杰少时志气一般，方可慰父母之心，免被他人耻笑。
读书是为了增长知识，增长知识是为了使自己的人格和品行得到提升。但这一切又以立志为基础。
曾国藩的立志观有两方面内涵：一是读书要给自己定下目标，要读到什么程度；二是做人也要给自己定下目标。做人要作一个什么样的人。
根据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主张，在立志时，应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参照：
一是要和古代的圣贤和豪杰志士相比，看看他们在自己这个年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自己在哪些方面不如他们，在哪些方面赶上或者超过了他们。
二是父母对自己的前途是怎样规划设计的，自己的志向是否与父母给自己立下的奋斗目标相一致，虽然有时父母给自己立下的奋斗目标不一定完全适合自己，但是“知子莫如父母”，他们那样“规划”肯定有他们的道理。因此，要充分尊重和深思。
三是要把自己与同辈人相比，认真分析别人的优点和缺点。
然后，让这三点成为一个平面，这个平面就是自己确立的志向。
立志之后应该做些什么呢？曾国藩说：
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偶然听一段好话，听一件好事，亦知感动羡慕，当时亦说我要与他一样；不过几日几时，此念就不知如何消歇去了。此是立志不坚，还由不能立志之故；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业不能做成？
的确，一个人立志容易，但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志向。
曾国藩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详细介绍了他非常佩服的好友陈岱云立志的情况。
陈岱云，字源兖，是曾国藩二女婿陈远济（松生）的父亲，即曾国藩的亲家。陈岱云早年与曾国藩同登进士，入翰林。并一同投唐鉴、倭仁之门，为良师益友。
道光二十三年（1843），陈岱云家运不幸。这一年夏天，他在京患病达40多天，至年底刚好时，他的夫人易氏又得了重病，仅10多天即病故了。曾在新婚之夜，红蜡灯花被喜爆所灭，易夫人说：“如果有什么不幸，但愿我自己受到惩罚！”陈岱云故内心极为愧疚，悲伤已极。曾国藩对他深表同情，曾作《岱云同年丧妻为此诗譬之》相劝。并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禀父母》信中说：
陈岱云之贤配于正月初八日仙逝。去年岱云病时，曾经割臂疗夫。十二月初二日生一子，小大平安。至除夕得气痛病，正月初三即服人参，初八日长逝。岱云哀伤异常，男代为打理一切。二十三日开吊，男赠银十六两。陈宅共收赠银三百二十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