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是人生的永恒主题，但大体说来，青少年时代的志向、追求及价值取向会影响其一生的成就。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意思是目标不妨订得高远些，否则就会动力不足，鼓不起劲。另一方面，青少年时代的远大志向和以后的现实生活，会有很大矛盾，也会发生扭曲，甚至需要调整。而人生能够实现自己理想，按志向一直走下去的毕竟是少数。曾国藩从自身成就大事的角度，对立志有独特的阐述，即立志应是一生的事，不应少年热血，中年凋零，晚景凄惨。也就是要有矢志不渝的精神。
1.君子有志，事业有成
任何时代，要想发达，进身上流社会，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传统社会，读书进仕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在商品社会，没有资本就谈不到有上流品味。同样，在信息时代，没有知识和技术就难以有所作为。
在科举时代，寒门庶子大多靠读书进仕这条通道来获取进身官场的资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确，社会底层的人要想改变自己及家族的命运，只有读书做官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十载寒窗，一举成名”，上可追封祖、父，下可荫庇妻、子。
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在曾国藩的青少年时代，曾家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生活虽日渐宽裕，却根本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因此在曾国藩幼小的心灵里，便立下了发愤苦读，求取功名的远大志向。为此，他在青少年时代便刻苦读书，并为了考取功名，百折不挠。
在远大志向的激励下，曾国藩九岁便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转年，他的弟弟曾国潢出生，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他做一篇八股文。十岁的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祖父高兴地赞赏说：“文中有性格，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这个时期，曾国藩除温读四书、五经外，还读《史记》、《文选》等其他书籍。在父亲曾麟书严格的监督和训导下，曾国藩的学问、诗文都大有长进，在当地小有名气。十四岁那年，曾国藩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号沧溟）是一位颇负才命的廪生，特到湘乡来看望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和诗作，大加赞赏。欧阳先生乃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生性孤傲，轻易不肯嘉许人。而今少年曾国藩，能赢得他的称许，的确颇不容易。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又出了一道“共登青云梯”的诗题，曾国藩即席赋诗一首，欧阳一见大为惊喜，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前程无量。当下便有意与曾麟书结为儿女亲家，将女儿许配曾国藩。后来人称欧阳夫人即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
1833年，曾国藩年二十三岁，第一次参加科试，竟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苦苦拼搏了二十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全家对于曾国藩的功业早成，自是欢欣鼓舞。12月，曾国藩与欧阳氏完婚，这一年曾家可谓双喜临门。
但是这距曾国藩的远大志向还相差甚远，新婚的甜蜜是不足以使他贪享安逸的；小小的秀才是不足以使他沾沾自喜的。因而他不惜背井离乡，继续求学深造，求取更大的功名。
1834年，曾国藩入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却没有考中。
适逢这年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会试恩科一次。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京师有座“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都住在里面，花费极少，甚是便利。
在北京居住的这一年，使这个生长在消息闭塞、文化落后的“寒门”士子眼界大开。在这期间，曾国藩除继续认真准备应试外，忽对韩愈的古文发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远比八股文有生气，有意义。
1836年，恩科再次报罢。两次会试落第，曾国藩自知功力欠深，怅然赋归。回家后，低微鄙陋的曾国藩，由于有远大志向的驱使，使他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形成了孜孜以求的品格，也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历史和古文的爱好，也为他更好的探讨学术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打下了基础。
1838年，曾国藩又到北京会试，行前家中寒苦，已拿不出什么钱，只好向戚族借贷二十二串钱，一路省吃俭用，到京也只剩下3串。幸而这一次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
曾国藩在取中进士以后参加朝考，成绩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迸呈道光御览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别将他拨置为一等第二名。于是，他便被选入翰林院深造，当了庶吉士。
这样曾国藩靠着自身的勤奋努力刻苦攻读，便取得了进身之资格，进入上流社会。
关于曾国藩为同进士入翰林有这样一段记载：曾国藩考中进士时，殿试名列为三甲等级。一般而言，“三甲”这一等级大多入不了翰林，曾国藩大为失望，当天就要回家。当时劳崇光做官至编修，在公卿间已经颇有名望，就前去安慰和挽留他，并且说将要为他帮忙。回去后，就邀请了几个善于书写的人，把家作为客馆，又借了亲友的仆人和马匹各十，配好了鞍辔来等待。曾国藩到后，马上写诗文分别送给显贵之人。事后，曾国藩果然被列为高等，进入了翰林。这一记载虽显曾国藩有幸运之嫌，他若没有平时的磨炼功夫，还是不会有这一结果的。然曾国藩在涉世之初，就可见其处世之大端，那就是深受家风、时代之熏染，把握准步入人生阶梯的起点，志存高远，为这一志向刻苦自励，辛勤实践，百折不回。只有这样的立世观，才能在人世浩茫的迷宫前取得一张成功的人生入场券。
曾国藩跟从父亲曾麟书念书，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儿子。不论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研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
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的毅力。
曾国藩语录精粹：
人苟能自立志，则对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往，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
2.立破釜沉舟之志，行万里以外之路
自信与豪迈是成功的助推剂。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很多时候表现了他的自信与豪迈。曾国藩二十一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譬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赴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曾国藩在谈及自己能够有一点作为的原因时也说：“真正的君子圣人的作法，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倡导天下。世道之所以变乱，因为从上到下充满了各种坏的欲望，奸人和伪君子互相欺诈、互相争斗，为了得到自己的安适享乐，而给别人带来危害，他们害怕灾难，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根丝一粒米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慷慨地捐献财物和献出生命，就像远游的人回到乡里一样无所顾忌，无所保留。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呢？”这里的“忠诚”也就是一种脱于流俗的高雅之志。
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是他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的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山。打破旧的规章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受挫，默默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从前曾子谈到士子的任重道远，必然讲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国藩这样扶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
曾国藩说自己事业有成，是因为拙朴诚实。这种说法当然是有目的地去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事业上取得的功绩又未尝不与其立志不流于俗人及其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娇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了所谓的“中兴名臣”。
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因此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能够“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咸丰九年（1859），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容模拟，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重新估计，共得三十二人（实际上是三十三人），作成《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图其形像，悬诸壁间，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对此，曾国藩自己深有体会，他说：
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牟之志。即以余生乎言之，三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曾图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你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高明之举，徒劳之举。为此他说：
愧奋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循，则近处尽可度日，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寓言所讲的人生哲理，那则寓言说一只猫头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欲迁往别处。其时有人问它，说“子能更鸣乎？”意思是说你能改变自己的叫声吗？否则，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样会到来人们的反对吗！立志也是如此，正如曾国藩所说，若无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曾国藩语录精粹：
余蒙祖宗遗泽、祖父教训，幸得科名，内顾无所忧，外遇无不如意，一无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诸弟强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显，何患家远之不兴？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诸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到。足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
3.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一个成功者的基本素质。《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提高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曾国藩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视为一种重要的品质。如果说，在曾国藩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与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的品质紧密相连的。
从某种角度上说立志并不难，难的是时时刻刻按照自己的志向去踏实苦干，勤恳地践履自己的志向。一遇挫折或世态变迁，就给自己找个理由，违背自己的志向沉沦下去，这是凡夫俗子所犯的通病。
尽管这样，曾国藩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总觉得尚有背离了自己志向的地方。他说：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独天文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薄学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无恒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至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多，废搁殊多，不专也。
正是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才使得曾国藩在做人、做事中能够比常人更多地具备主动性、紧迫感和自觉性，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够经常地将自己的行为与目标进行对照，从而校正人生的方向，矢志不渝地走向前方。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题。因此，曾国藩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而且还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他在家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