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正月初一，开封城依然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突然，一匹快马扬尘而来，进北门，穿街衢，銮铃骤响，直奔皇宫。报号声此起彼伏，重重宫门次第打开，一封十万火急的战报送到了柴宗训的手中。年仅七岁的小皇帝正欢天喜地地与群臣庆贺新年。执掌朝廷大权的符太后听到辽国与北汉联军人侵的消息，忧心如焚。她和范质等人商议一番，慌忙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兵迎敌。立刻，京城里谣言四起，到处哄传：“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第二天，旌旗猎猎，寒风萧萧，六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出京城，走到距离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驻扎下来，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据史书记载，当天夜里，赵匡胤喝得酩酊大醉，睡在自己的军帐中一夜没有露面。《宋史》还记载，大军离开开封来到陈桥驿后，军中一名懂星象的小校苗训看到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当晚，一帮中高级将领聚到谋士赵普那儿议论纷纷，一直议论到半夜，“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有人提出，“今天我等有进无退，由不得太尉（指赵匡胤）不干”。初四一大早，各军将领带着部下来到赵匡胤的门外，呼喊声惊天动地，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将士皆擐甲执兵仗集于驿门……太祖（赵匡胤）惊起，出视之。诸将露刃罗立于庭，日：‘诸军无主，愿奉太尉（指赵匡胤）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于庭下，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陈桥兵变一发动，赵普就派人同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取得了联系，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促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向赵匡胤跪拜，帮助赵匡胤举行禅代仪式。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敢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
赵匡胤轻易获得政权，一些史书称原因是：“人望固已归之，于时主少国乱，中外始有推戴之意。”赵匡胤似乎原先并不知晓将士们会推戴自己当皇帝，只是事出无奈，被黄袍加身后不得不登大位。《续资治通鉴》记载，赵匡胤率领大军回到开封后，对当时的宰相范质和王溥等人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不等范质等开口，列校罗彦环按剑厉声道：“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而王溥已降阶先拜，“质不得已亦拜”。对于这种说法，历代有许多史学家大都不相信，认为所谓“黄袍加身”，是一个精心的策划。一些史学家认为：赵匡胤早已存有颠覆朝廷之意，但是在京城之内筹谋政变，回旋余地小，容易暴露。在离京城不远不近的地方集结军队，易帜反叛，就方便得多。抓住这个统兵机会后，赵匡胤和其弟赵光义以及赵普等人精心准备，组织得相当严密，一步一步，最后篡夺皇位成功，黄袍是他们事先准备的工具之一，史书上写诸将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赵匡胤还浑然不觉，睡得迷迷糊糊，这完全是在政治作秀！他们进一步分析认为：后周小皇帝即位之初，边境就传来急报。周世宗死前刚讨伐过契丹，契丹哪有能力马上举兵十万再来进犯？就算是契丹进犯，军情紧急，作为主帅为何不连夜奔赴边境，反而走走停停，把军队驻扎在离京师不远的陈桥驿？更难以理解的是，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又为何绝口不提讨伐契丹之事？难道宋朝一建立，契丹就闻风而退了？在陈桥驿，就算将士们有心拥戴，但仓促之间，荒野之地，又何来黄袍？后人因此写诗对官方史书的记载表示不屑：“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清代学者查慎行有首咏史诗，“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禅代事何轻；也知光义难为弟，不及朱三尚有兄。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忽成名；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遂罢兵。”说得也是这个意思。《宋史·杜太后传》记载，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说：
“吾子素有大志，今果然。”知子莫若母，从杜太后得意的语气中，显然可见赵匡胤对此早有准备。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些看法，他们根据史书的说法认为，赵匡胤登上皇位，并非他早有异志，说他是被手下将士所逼出于无奈，有一定的道理；赵匡胤带领大军出发时，开封城内已有传说，将士们将拥立他为天子，后来趁夜深赵匡胤熟睡时，以黄袍加于其身，造成既成事实。这些学者还认为，陈桥兵变前，镇、定两州没有谎报军情，因为这两州守将都不是赵氏集团的成员，他们不可能去配合赵匡胤而谎报辽国与北汉联军人侵的消息。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陈桥兵变是赵匡胤效仿后周皇帝郭威的做法。
投军从戎，在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当了一名普通士兵。郭威虽然是一介武夫，但战功卓著，威望极高。赵匡胤从军的第二年，郭威讨伐契丹兵发澶州，众将士伏拜马前，有人顺手扯下一面黄旗披在他身上，拥戴他当了皇帝，建立后周。像这样由军士拥立天子的事，五代时期已发生过两次。而这一次，赵匡胤就在军中，应是亲眼目睹。这件事对他显然会有所影响，所以说陈桥兵变不过是赵匡胤如法炮制、翻版重演。公元954年，郭威病死，他的养子柴荣继位。周世宗柴荣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可惜在位仅五年半，便在39岁盛年之际不幸病逝了。临死前，他把赵匡胤提拔为殿前都点检。乱世之中，人人皆可取天子而代之。赵匡胤勇猛善战，位居禁军统帅，已具备操纵废立的实力。他志存高远，仁德宽厚，手下聚集着一批肯为他两肋插刀的武将文士，势倾朝野。柴荣在世时，赵匡胤感念他的知遇之恩，也许不会动篡权谋位之念。而当他面对的是一个年仅七岁的小皇帝时，登基坐殿、成就一代霸业这等美事，恐怕就由不得他不动心了。即使他真的不想，他手下那帮荣辱与共的弟兄想必也不会甘心。
的确，陈桥兵变留下了许多疑点。据说，陈桥镇有一棵赵匡胤当年拴马的老槐树。兵变的前夜，赵匡胤就是在那棵老槐树上拴好战马，转身入帐，而第二天解下战马时，他已由将军变成了皇帝。老槐树千年无语，它不能告诉人们在那个江山易主的骚动之夜，陈桥驿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关兵变的内幕，虽然后人议论纷纷，多有猜测，却无可避免地成了千古之谜。“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面对诸如此类的诘问，厚重的历史惟有沉默。
萨尔浒之战之谜
“明朝衰亡，后金兴起，‘肇于是战’”，公元1619年发生的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政权在辽东地区进行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会战。纵观明和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的战略、战术指导上的不同特点和战争的最终结果，可以充分体会到兵法中的“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溢”的真切含义。
明朝对女真各部的统治，一面以羁縻政策笼络其首领，封官晋爵赏赐财物；一面分化女真各部，使其互相对立，以便分而治之。后来由于对女真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不断加剧，引起了女真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老城）为都城。后金政权的建立，实际上标志努尔哈赤正式宣告与明朝分庭抗争。努尔哈赤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积极向明辽东都司进行袭扰。
明朝晚期，因忙于镇压关内人民起义，无力顾及辽东防务，驻守辽东琴的明军，训练荒废，装备陈旧，缺粮缺饷，虚额十余万，实有兵不过数万。加上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守备又极分散，军队战斗力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趁明朝内争激烈、防务松弛的时机，决意对明用兵。努尔哈赤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二月召集贝勒诸臣讨论方略，具体制定了攻打明军、兼并女真叶赫部、最后夺取辽东的战略方针。尔后厉兵秣马，扩充军队，刺探明军军情，积极从事战争准备。
经过认真准备和周密计划后，努尔哈赤便按既定计划开始了行动。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历数明廷对女真的七大罪状。“七大恨”的主要内容是指责明朝杀父、祖，援助叶赫和驱逐边堡的女真农人，以此作为对明动武的借口。努尔哈赤率步骑攻打明军，并很快攻下了抚顺城。
明廷在辽左覆军损将后，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后金的战争，企图一举消灭建立不久而势力日盛的后金政权。明任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兵遣将，筹饷集粮，置械购马，进行战争准备。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明帝颁发“擒奴赏格”：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努尔哈赤之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及其孙杜度等“八大总管”，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世袭。幻想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朝还与朝鲜取得联系，欲借重于朝鲜的兵力，合击后金。朝鲜派出了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三营兵马13000人过鸭绿江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明各路大军云集辽沈。经略杨镐制定了作战方案，即以后金政治中心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自开原出三岔口；西路为主力，由总兵杜松率领，自沈阳出抚顺关；西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率领，自清河出鸦鹘关；南路由总兵刘挺率领，会合朝鲜兵，出宽奠。杨镐坐镇沈阳指挥。想一举围奸后金军。
努尔哈赤探悉明军分进合击的企图后，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对策，集中八旗军精锐，先破明西路军，以少量兵力抵御其余三路，尔后相机各个击破。三月一日，杜松部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率兵进攻萨尔浒的杜松此时，南路军尚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事先在阿布达里岗设下埋伏，刘挺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刘挺兵败身死。
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的杨镐，得知西、北、南三路大军均吃败。仗后，慌忙急檄南路李如柏部撤兵。李如柏部在回师途中，又为小股后金军骚扰，李如柏部军士惊恐逃奔，自相踩踏，死伤千余，才逃脱了被后金军聚歼的悲惨命运。至此，萨尔浒之战落下了帷幕。
在这次战争中，后金努尔哈赤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正确作战指导，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而根本的改变了辽东的战略态势：明朝方面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方面由防御转为进攻。后金军在萨尔浒之战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惨败，完全陷人被动，辽东局势顿时告急。萨尔浒之战之后，后金军部，两军交战，中午以后，天色阴暗，杜松部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由暗击明，攻占杜军营垒，杜军主力被击溃，伤亡甚众，杜松阵亡。西路军全军覆没。
明西路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处境十分不利。北路马林部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部战败，令军队就地防御。努尔哈赤迎击马林部。后金以骑兵一部迂回到马部阵后，两面夹攻，大败马林部，夺占尚间崖，北路明军大部被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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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明由轻忽自大变为软弱妥协。消极保守的战略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直至最后清叩关而入，明朝灭亡。
明与清（后金）之间的萨尔浒决战是17世纪初的一场大搏斗。但在萨尔浒之战中双方究竟各投人多少兵员，迄今仍是一个谜。清朝文献一会儿说“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会儿又说“以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他们总是往多说，以讥笑杨都堂失败之惨和他们自己胜利之巨大。
后金击败明军四路进攻，确系以少胜多。后金兵数到底有多少，也很难确知。从明朝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来看，明朝的兵数肯定超过后金兵数。战后努尔哈赤那番高兴的谈话，也流露出他们打了胜仗并非靠兵员数目之多。说出他们兵员数目的记载，有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的一份奏疏。他说：“盖奴酋之兵，据阵上所见约有十万。”（《明神宗实录》）但是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那时李如柏、刘两路尚未与后金兵大战，不可能有人见到他们的全部兵员。
所以，明与后金投入战斗的具体人数究竟有多少，也只能是个解不开的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