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五
从尼日尼城到彼尔姆的路上，涅赫柳多夫只与卡秋莎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尼日尼城，犯人换乘四周围了铁丝网的轮船之前，另一次是在彼尔姆，在监狱的办公室。这两次见面时，他发现她不愿说话，待人态度也不好。对于他提出的问题，如问她路上如何，是否需要什么东西，她回答起来模棱两可，神情紧张，而且他觉得还带有以前她曾经表现出的那种斥责人的敌意。她这种阴郁的心情让涅赫柳多夫感到痛苦，其实这是因为这时有些男犯人纠缠她。他担心，在旅途中她处在容易令人堕落的艰苦条件下，会再次陷入以前那种对自己不满、对生活绝望的精神状态，她正是处于这种心境才恼恨他，拼命地抽烟、饮酒来忘掉一切的。然而，他没有任何办法来帮助她，因为在旅途最初这整段时间内，他不可能跟她见面。只有在转到政治犯当中之后，他才不仅相信自己的担心没有根据，而且相反，每一次同她见面，他都发现她身上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内在变化，这正是他强烈希望在她身上看到的。在托木斯克第一次见面时，她又变成启程前的样子了。她看见他之后，既不皱眉头，也不紧张，相反，是高高兴兴地随便地迎接他，感谢他为她做的一切，特别感谢他把她调到现在和她待在一起的人们中间来了。
这段行程走了两个月之后，她内心发生的变化在她的外表表现出来了。她消瘦了，变黑了，仿佛有些苍老。在双鬓和嘴角已露出皱纹，她不再把头发披散在额头，而是用头巾把头包住，无论衣着，发式，还是对人的态度，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卖弄风情的迹象了。她这种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不断在涅赫柳多夫心里引起特别的欢欣。
他现在对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这种感受与最初富有诗意的魅力完全不同，与后来他经受过的肉欲的爱恋也不相同，甚至与审判之后他带着虚荣心认识到要履行责任、决定要和结婚时的感受也不一样。这种感受是最单纯的怜惜和感动，当初头一次在监狱见面时有过这种感受；后来，她去医院之后，他克制住自己的厌恶心情，原谅了她和那个医士的虚伪的恋情(这一冤情后来解释清楚了)，他又更强烈地产生过这样的感受。这就是以前那种感受，不过有一点区别，当时是暂时的，现在变成经常性的了。现在无论他想什么，做什么，他一般的心情都是这种怜惜和感动，不仅对她，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这种感受仿佛在涅赫柳多夫心灵里打开了一股爱情的激流，先前这种激流找不到生路，如今却流向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了。
涅赫柳多夫觉得在整个旅行期间他都处于兴奋状态，不由自主地使自己变得对所有的人，从马车夫、押解兵到与其打过交道的监狱的长官、省长都深表同情和关注。
在这段时间内，由于马斯洛娃转到政治犯当中，涅赫柳多夫就有可能结识许多政治犯，开始是在叶卡捷琳堡，在那里他们非常自由地一块儿住在一个大牢房里，后来，在路上又认识了与马斯洛娃同行的五个男的和四个女的。涅赫柳多夫这次同流放政治犯的接近，完全改变了他对他们的看法。
自俄国革命运动开始起，特别是在三月一日以后（指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俄国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涅赫柳多夫对革命者抱着厌恶和鄙视的态度。首先，他们反对政府所采取的方法之残酷和隐蔽，主要是他们所采用的杀人手段之残酷，使他对他们感到厌恶，其次，他们之中普遍存在的强烈的自命不凡的特点也让他讨厌。然而当他接近他们，了解到他们经常无端受到政治迫害的种种事实之后，他才认识到他们只能是现在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不管所谓刑事犯所遭受的磨难多么荒唐，然而在审判之前和以后，对他们总还依照某种类似法律的原则办事，可是在政治犯的案子里，就像涅赫柳多夫在舒斯托娃案件以及后来许许多多新相识的案子里所见到的那样，就连这种类似法律的东西都不见了。对待这些人犹如用大渔网捕鱼：把所有上网的鱼都拖上岸，然后把有用的大鱼挑出来，对那些小鱼就不管不问，任凭它们死去，在岸上晒干。
就这样，逮捕了几百个这样的分明不仅无罪而且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有时一关就是几年，他们在那里染上痨病，发了疯或者自杀，关押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没有释放他们的理由，与此同时，既然他们关在监狱里，就在身边，庭审需要时，他们就可以出庭，用来说明某个问题。所有这些人、即使从政府的观点看往往也是无罪的，他们的命运取决于宪兵、警官、暗探、检察官、侦察官、省长、大臣等人的专断、闲暇和情绪，这些官员一旦闲得无聊，或者想立功——就进行搜捕，根据自己的或长官的情绪把人投入监狱或者释放。至于高级的长官，也是根据他是否立功或者他与大臣的关系决定把人流放到天涯海角，还是关在单人牢房，或者判处流放，做苦役，判死刑，或者遇到某位夫人就此事向他求请，也会把人释放。
别人对待他们像在战场上一样，自然，他们也采用同样的别人用来对付他们的办法。犹如军人经常生活在一种社会舆论的氛围里，这种舆论不但掩盖了他们行为的犯罪性质，而且把这些行为说成功绩，对于政治犯来说也有一种他们的圈子造成的经常伴随他们的社会舆论的氛围，正因为存在这种氛围，他们才冒着失去自由、丢失性命和一切人的宝贵的东西的危险，采用残酷的行动，在他们看来，这非但不是坏事，而且是英勇行为。这些对涅赫柳多夫说明了一个令他感到惊奇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性格非常温和的人平时不忍心，而且不愿看到活的生物受苦，却能问心无愧地去杀人，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在某些场合杀人是自卫和达到共同幸福这一最高目的的手段，是合法的正当的。他们赋予自己的事业以崇高的评价，因而也很看重自己，自然这是因为政府把他们看得很重要，对他们的惩罚非常残酷。为了承受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他们必须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
经过接近和了解他们之后，涅赫柳多夫坚信，他们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纯粹的坏人，也不是像另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什么纯粹的英雄，而是平平常常的人，像各处的情况一样，他们中间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不好不坏的人。他们中间有的人变成了革命者，是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有责任与现存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也有一些人选择这一活动是出于利已主义的虚荣的动机。大部分人向往革命是由于涅赫柳多夫在战争年代所熟悉的一种追求危险、甘冒风险的愿望，以玩弄自己的生命作为享乐——这是最平常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所具有的情感。他们与普通人的区别，优点在于，在他们中间道德要求高于一般人圈子里公认的道德要求。在他们中间，不但认为节制欲望，过艰苦生活，真诚待人，没有私心是必须具备的品格，而且为了共同的事业也准备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因此，在这些高于一般水平的人当中，有些人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水平，就成了罕见的道德高尚的楷模，而那些低于一般水平的人，却远远低于一般水平，往往成为不诚实的、虚伪的同时又自以为是的高傲的人。所以涅赫柳多夫对自己新近结识的人当中有些人不仅十分尊重，而且全身心地爱戴他们，对另外一些人的态度就比冷淡还要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