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六
涅赫柳多夫特别喜欢害痨病的年轻人克雷利佐夫，他是和卡秋莎所在的那批犯人一起去做苦役的，涅赫柳多夫早在叶卡捷琳堡就和他相识了，后来一路上多次见面并与他交谈。有一次在夏天，在旅站上，那是个休息日，涅赫柳多夫差不多和他一起待了一个整天，克雷利佐夫畅谈起来，向他谈到自己的经历以及他是怎样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关进监狱之前他的经历很简单。他的父亲是南方省份的一个富裕的地主，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是独生子，母亲把他扶养成人。他在中学和大学学习都不费力，大学毕业时获数学系第一个硕士学位。有人劝他留在学校，随后出国。可是他迟疑不决。他爱着一个姑娘，他考虑要结婚，并参加地方自治局的工作。什么事都想做，但总是决定不下来。这时候，大学的同学要求他为公共事业捐钱。他知道，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当时他对这种事根本不感兴趣，但是出于同学情谊和自尊心，为了不让别人以为他胆小怕事，就捐了钱。接受捐钱的人被捕了，并发现了一张字条，从上面得知克雷利佐夫捐过钱，于是他也被捕了，起初关在警察分局里，后来送进了监狱。
“在关押我的那个监狱里，”克雷利佐夫对涅赫柳多夫讲起来(他胸部凹陷，坐在很高的板床上，臂肘支在膝头，偶尔用一对闪闪发亮的发热病的漂亮、聪明又和善的眼睛瞧瞧涅赫柳多夫)，“在这个监狱里管得并不特别严：我们不但彼此拍墙壁互通消息，而且能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彼此交谈，分送食品和烟草，每到傍晚甚至一块儿唱歌。我的嗓子挺不错。是啊，要不是母亲(她很伤心)，我倒觉得关在监狱里挺好，甚至是愉快的，非常有意思。顺便提一下，我在这里认识了著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玻璃片割破喉咙自杀了)，还有其他的人。然而我不是革命者。我甚至还结识了两位牢房的邻居。他们全是牵涉到波兰传单一案而被捕的，当时他们被押到一个火车站，他们因试图摆脱押解兵逃跑而被判刑。一个是波兰人洛津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娃罗佐夫斯基。是啊，这个罗佐夫斯基完全是个孩子，他说他十七岁，可是看外貌他也就是十五岁左右。他又瘦又小，长着一对明亮的黑眼睛，很活泼，像所有犹太人那样，非常喜欢音乐。他正在变嗓音，可是他唱得好极了。
是啊，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两人被押到法庭。早晨押走的。晚上他们回来，告诉我说，他们被判了死刑。谁也没有料到会这样。他们的案子并不那么重大，他们只不过试图从押解人员手里逃跑，甚至没有伤害任何人。再说，把一个罗佐夫斯基这样的孩子判处死刑真是不合情理。我们大家在监狱里断定，这是为了吓唬他们，判决不会被批准。起初大家感到不安，后来也就放心了，日子照老样子过。是啊，有一天傍晚，一个看守来到我的床前，神秘地告诉我：来了几个木匠，正在搭绞架呢。起初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什么绞架呀？可是那个老看守非常激动，一瞧他我就明白了，这是为我们那两个人搭的。我想敲墙壁，和难友们交流情况，可是害怕有人听见。难友们也不吭声，显然大家都知道了。走廊里和牢房里那天整个晚上像死一般寂静。我们没有彼此敲墙传递消息，没有唱歌。十点钟的时候，那个看守又到我这里来，告诉我从莫斯科调来了刽子手。他说完就走了。我招呼他要他回来。
突然，我听见罗佐夫斯基从自己的牢房里随着过道向我喊：‘您怎么啦？您为什么叫他？’我说什么他给我送烟草来了，不过，他好像猜出来了，开始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为什么不敲墙壁。我不记得我对他说了什么，可是我匆匆离开了，免得再跟他讲话。是啊，那一夜真是可怕。一整夜我都在倾听各种声响。快到早晨时，我忽然听到——有人打开走廊的门，有人，很多人走进来。我站在小窗口前。走廊里点着灯。监狱长第一个走进来。他很胖，看样子是个自信而果断的人。他神情反常：面色苍白，垂头丧气，好像受了惊吓似的。他后面是副狱长——愁眉苦脸，带着一副横下决心的样子，最后是卫兵。他们从我的牢房门口走过，在旁边的牢房门口停下来。我听见副狱长用一种奇怪的嗓音喊：‘洛津斯基，起来，穿上干净的内衣。’是啊，后来听见门吱哑响了，他们走了过去。后来听到洛津斯基的脚步声：他向走廊的另一头儿走去。我只能看见监狱长，他面色苍白，站在那里，解开然后又系上衣服的扣子，耸着肩膀，是啊，他突然仿佛害怕似的，站到一旁去了。这是洛津斯基从他身边经过，向我的牢房门走来。
您要知道，他是那种好看的波兰型的漂亮青年，又宽又直的额头，上面盖着一层淡褐色的卷曲的细头发，一对淡蓝色的很美的眼睛。这是一个风华正茂，血气方刚，身体健壮的青年人。他正站在我的牢房窗口，我看得见他的整个面孔。那是一张可怕的消瘦的灰暗的脸。‘克雷利佐夫，有香烟吗？’我想给他香烟，可是副狱长好像怕延误时间似的，掏出自己的烟盒，递给他。他取了一支香烟，副狱长给他划火柴点上烟。他开始抽烟，仿佛在思考问题。后来，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开口说‘“又残酷，又不公正，我什么罪也没有，我……’我一直盯着看他白嫩的脖子，上面有什么东西在哆嗦，他住了嘴。是啊，这时我听见罗佐夫斯基用他那犹太人的细嗓子在走廊里喊叫什么。洛津斯基扔掉烟头，离开了牢房的门。接着，罗佐夫斯基在我的小窗口出现了。他那长着一对湿润的黑眼睛的孩子般的脸，面色发红，冒着汗。他穿一身干净的内衣，裤子过于肥大，他总是用两只手提着裤子，整个身子哆哆嗦嗦。
他把自己可怜的小脸贴在我的小窗口说：‘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医生给我开治肺病的汤药喝，这是真的吗？“我身体不好，我还要喝治肺病的汤药。’没有人理睬他，他带着疑问的目光，时而瞧瞧我，时而瞧瞧监狱长。他这样做是想说什么，我也弄不明白。是啊，忽然，副狱长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又尖声叫嚷起来：‘开什么玩笑？走吧。’罗佐夫斯基显然弄不明白等待他的是什么，仿佛着急似的走了，在走廊里，他差不多是跑步走在大家前面。可是后来他停了下来——我听见他那响亮的嗓音和哭声。开始传来乱哄哄的声音，脚步声。他大声尖叫和哭泣着。
然后声音越来越远——走廊的门哐啷响了一声，一切都静下来……是啊，就这样上了绞架，两个人是用绳子吊死的。另一个看守看见了，告诉我，洛津斯基没有反抗，可是罗佐夫斯基挣扎了很久，他们把他拖到断头台，使劲把他的头套在绳套里。是啊，这个看守是有点愚蠢的家伙，‘老爷，他们对我说这是可怕的，其实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把人往套子上一挂——只是肩膀动了两下，他表示着，肩膀猛地耸上去，又垂下来，后来刽子手拉了一下，那是为了把绳套打紧，这就完事了，他们再也不动弹了。’‘一点也不可怕！’”克雷利佐夫重复一遍看守的话，本来想笑，但是笑不出来，反而放声大哭起来。
此后很久他默默无言，喘着粗气，把涌到喉咙的哽咽压下去。
“从那时起我就成了革命者。”他等心情平静下来，简短地讲完了自己的经历。
他属于民意党，而且是破坏小组的领导人，这个小组的目的是对政府采取恐怖手段，使它放弃行使权力，唤起民众。他抱着这种目的，时而去彼得堡，时而出国，时而去基辅，时而去敖德萨，到处都获得成功。后来，他十分信任的一个人出卖了他。于是他被捕，受审，在监狱里关了两年，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无期徒刑服苦役。
他在监狱里得了痨病。如今，在他所处的条件下，显然，他的生命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他知道这一点，并且对他所做的事并不后悔，反而说，如果他再有一次生命，他仍会把它用来做同样的事——对那种社会制度，那种可能发生他所看见的事的社会制度，还要进行破坏。
这个人的经历以及和他的接近，使得涅赫柳多夫明白了他以前不理解的许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