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二十三
涅赫柳多夫在谢列宁上大学时就认识他。当时谢列宁是个好儿子，忠诚的朋友，从年龄上看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的人，为人处世很注意分寸，平时风度优雅，人也漂亮，同时又非常正直诚实。他不用花大力气就学得成绩优异，没有一点书呆子味，作文获得过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实际上也把为人们服务作为自己青春生活的目的。他理解这种服务不是别的，而是采取为国家服务的方式，因此，刚一毕业他就系统地研究过他能够为之效力的活动，断定他在主管制定法律的大臣办公厅二处工作最为合适，于是到了那里工作。但是，尽管他能够最准确而认真地完成交办的事，他却在这种服务当中未能满足他想成为有益的人的要求，也没有在自己内心唤起一种认识，即他可做的事是应该做的。由于与一位非常吹毛求疵的虚荣心很重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这种不满足的感觉更为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参政院。在参政院，他的情况好一些，然而那种不能满足的感觉仍对他寸步不离。
他一直不断地感受到，那时的一切都不是他所期望的，也与理应具有的情况根本不同。在这里，在参政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为他奔走，谋到一个宫廷侍从的位置，于是他必须穿绣花的制服，戴白色的麻布胸围，坐四轮轿式马车去感谢各式各样的人，因为他们为他谋到一个仆从的职位。他无论怎么苦苦思索，总不能对这一职位做出合乎理智的解释。因而他比在供职时更多地感觉到这是“不对劲儿”，然而从一方面讲，又不能拒绝这一任命，否则会让一些人伤心，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为他做了一件十分令他满意的事，而从另一方面讲，这一任命也满足了他天性中低劣品质的要求，他照镜子看见自己身穿金丝线绣花的制服，接受这一任命在某些人心中引起对他的尊敬，这些又让他感到高兴。
在婚姻方面他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从上流社会的观点看，为他操办了非常体面的婚事。他之所以结婚多半是因为，如果拒绝，他就会得罪人，会让希望这门亲事成功的新娘和促成这门亲事的人感到伤心，还因为这是和一个年轻、俊美、出身显贵的姑娘结婚，这也就满足了他的虚荣心，让他感到高兴。可是，这门婚事很快就显现出来比在机关供职和宫廷职位更加“不对劲儿”。生了头一个孩子之后，妻子不想再生孩子，开始过起奢侈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不管愿不愿意，他都得参与进去。她不是特别漂亮，但对他是忠实的，姑且不说她是用这种生活毒害了丈夫的生活，看来，除了大量耗费精力和疲劳之外，她本人从这种生活里也一无所获——但她仍然用心地去过这种生活。他试图改变这种生活的一些尝试都被粉碎了，如同碰在石墙上一样，这是因为她有一种信念，认为生活就应当如此，这也是她所有的亲戚、朋友所支持的信念。
他们的孩子是个小姑娘，长着金色的鬈发，光着两条腿。这孩子与父亲格格不入，特别是因为根本没有按照他希望的那样来管教她。在他们夫妇之间，平时都相互不理解，也不想相互了解，还存在一种悄悄的不动声色的瞒着别人并受到礼貌制约的斗争，对他来说，这使得家庭生活非常沉重。因此，家庭生活比起在机关供职和宫廷的职位更加“不对劲儿”。
最“不对劲儿”的是他对宗教的态度。像他那个圈子和时代的人一样，他靠着自己的智力成长，毫不费力地冲破了他受其熏陶的宗教迷信的桎梏，他本人也不知道究竟在什么时候从中挣脱出来了。作为一个严肃而诚实的人，他并不隐瞒，在很年轻时，大学时代，和涅赫柳多夫要好的时候，他就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职位的升迁，特别是这一时期社会上保守反动势力的抬头，这种精神的自由就开始妨碍他了。
且不说在家庭方面，特别是在他父亲去世、为父亲做祭祷的问题上，也不论他的母亲希望他守斋戒，这多多少少是社会舆论所要求做的——光是在供职的机关里，就要不停地参加各种祈祷，供奉，谢恩仪式以及诸如此类的礼拜，难得有一天不和表面的宗教仪式发生关系，要避开它是不可能的。出席这样的礼拜必须两者取其一：或者假装(他性格真诚，向来不会假装)信仰他所不信仰的东西，或者承认这些表面的形式都是做假，于是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使他躲开不去参加他认为是虚伪的事情。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似乎不那么重要的事，需要付出很多：除了经常和自己亲近的人作斗争之外，还要改变自己的地位，丢掉职位，牺牲那种他认为这一职位现在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以及希望将来会带来的更大的利益。为了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曾经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就如同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略微了解历史，一般了解宗教的起源以及基督教教会的起源和分裂，就不可能不相信这种合理想法的正确性一样。他不可能不知道，他不承认教会教义的真实性是正确的。
然而在生活条件的压力下，他这个诚实的人也让自己表现过一点点虚伪，那就是，他告诉自己，为了证明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首先应当研究这种不合理的事。这本来是很小的一点虚伪，可是它却酿成了他现在陷进去的莫大的虚伪了。
他曾经给自己提出过一个问题，东正教是不是正确，他是在这种教会影响下出生、受教育的，所有周围的人都要他信教，不承认它，他就不能继续进行对人们有利的活动，——其实，他事先已经得出了答案。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他不求教于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的著作，而是读黑格尔的哲学论著以及维奈和霍米亚科夫的宗教论著，自然，在他们的著作里会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法国哲学家叔本华，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法国实证论者孔德在一定程度上批判或否定基督教教会，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瑞士神学家维奈和俄国斯拉夫派学者霍米亚科夫是承认基督教教条和仪式的。
）这类似一种宽慰和对那种宗教教义的辩护。理智也早已拒绝了它，但是，没有它全部生活就会充满各种不愉快，要是承认它，这些不愉快就会立刻消失。于是，他让自己接受了种种常用的诡辩：什么个别人的理智不可能认识真理，真理只向人的群体显示，认识真理的惟一方式就是神的启示，而神的启示是由教会保留下来的，等等。于是，从那时起，他已经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参加祷告，安魂式，日祷，而不以为这是做假，可以斋戒，可以对圣像画十字，也可以继续从事职务上的活动，使他认识到这种活动所带来的益处，使他在没有欢乐的家庭生活中得到宽慰。他以为他是信教的，不过他比什么都更强烈地全身心地意识到，他的这种信仰也完全是“不对劲儿”的。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才有一对总是忧郁的眼睛，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他看见他身上尚未出现这种虚伪时就认识的涅赫柳多夫之后，他才想起他当时是什么样子，特别是在他匆忙向涅赫柳多夫暗示了自己的宗教观点之后，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到，所有这些都“不对劲儿”，于是他的心情极为抑郁。在最初见到老朋友的愉快心情过去之后，涅赫柳多夫也有这样的感受。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俩相互约定以后还要见面，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找机会再见面，这样，在涅赫柳多夫这次逗留彼得堡期间，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