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二十九
涅赫柳多夫回到莫斯科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监狱医院，告诉马斯洛娃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参政院批准了法院的判决，她就要动身去西伯利亚了。
对于那张律师为她写的、他曾送到监狱让马斯洛娃签字的、送呈最高当局的诉状，他只抱很小的希望。说来也奇怪，他现在并不希望获得成功。他在思想上已做好准备去西伯利亚了，思想上也准备好了在流刑犯和苦役犯中间过日子，他很难想象，如果马斯洛娃无罪释放，他能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马斯洛娃的生活。他回想起美国作家梭罗（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思想家，先验主义的代表，反对奴隶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话，当时美国还有奴隶制，他说，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化并得到保护的国家里，一个正直的公民惟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涅赫柳多夫正是这样想的，特别是他去过彼得堡，在那里见过种种情况之后。
“是啊，在俄国，现在一个正直的人惟一适当的去处也是监狱！”他想。在他乘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的围墙时，他甚至更直接地体验到了这一点。
医院的看门人认出涅赫柳多夫之后，立即告诉她，马斯洛娃已不在他们这里了。
“她在哪里呢？”
“又回到监狱去了。”
“为什么调走了？”涅赫柳多夫问。
“您知道她是什么人，老爷，”看门人鄙夷地笑着说。“她和一个医士勾勾搭搭，主任医师就把她打发走了。”
涅赫柳多夫无论如何没有料到，马斯洛娃和她的精神状态与他如此密切相关。这一消息让他感到震惊。他的感受近似于人们听到出乎意料的极为不幸的消息时所有的那种心情。他非常痛苦。听到这个消息头一个感受就是羞愧。首先，他觉得自己可笑，因为他曾高兴地料想她仿佛会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所有那些她不愿接受他做出的牺牲的话，责怪呀，眼泪呀——他以为都不过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想尽可能好好利用他而施展的狡猾手段。现在他觉得，在最近一次探视时，他从她身上就看出了今天表露出来的这种不可救药的特征。这些在他的脑海里一掠而过，与此同时，他本能地戴上帽子，从医院出来了。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和她拴在一起吗？我现在是不是正好利用她的这种行为而使自己得以解脱呢？”他问自己。
然而，他刚刚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立刻明白了，抛弃她，以为自己解脱了，但他惩罚的不是他想惩罚的她，而是自己。于是他觉得可怕。
“不，发生这件事不可能改变我的决定，只能使它更坚定。让她去做那些由她的精神状态决定的事吧——和医士勾勾搭搭，就和医士勾搭好了，这是她的事……而我的事是我的良心要求我做的，”他对自己说，“我的良心要求我牺牲自己的自由来赎我的罪，我决定跟她结婚，哪怕是以虚构的方式结合，她流放到哪里，都跟随她去，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他带着不要命的固执心情对自己说，从医院出来，踏着坚定的步子向监狱的大门走去。
来到大门前，他请值班的看守报告监狱长，说他希望和马斯洛娃见面。值班看守认识涅赫柳多夫，作为一个熟人，他告诉涅赫柳多夫一件他们监狱的重大新闻：上尉已被免职，另外一位严厉的长官接替了他的职务。
“现在办事严格了，厉害！”看守说，“他现在在这里，我马上去报告。”
监狱长真的在监狱里，他很快便出来见涅赫柳多夫。新来的监狱长是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子，面颊上颧骨突出，动作缓慢，表情阴沉。
“只有在规定的日期，才批准在探视室里会见犯人。”他说，眼睛没有看涅赫柳多夫。
“不过，我需要在送呈最高当局的诉状上签字。”
“您可以交给我。”
“我必须亲自见到犯人。以前是允许我见的。”
“那是以前！”监狱长说完，匆匆瞥了涅赫柳多夫一眼。
“我有省长的许可。”涅赫柳多夫拿出皮夹子，坚持说。
“请让我看看。”监狱长说，眼睛仍然不看涅赫柳多夫的脸，他伸出枯瘦的白手指，食指上戴一只金戒指，接过涅赫柳多夫递过来的公文，慢慢地读了一遍。“请到办公室吧。”他说。
这一次，办公室里空无一人。监狱长坐在桌子后面，翻找桌子上的公文，显然，他本人打算参与这次见面。涅赫柳多夫问他，是否可以见见政治犯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监狱长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行。
“不可以跟政治犯见面！”他说完，又埋头阅读文件了。
涅赫柳多夫口袋里有一封给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信，他觉得自己的处境犹如一个阴谋被揭穿、遇到挫折的罪人。
马斯洛娃走进办公室时，监狱长抬起头，眼睛既不看马斯洛娃，也不看涅赫柳多夫，说道：
“可以谈话了！”接着，他继续看自己的公文。
马斯洛娃的衣着还是和以前一样，穿白上衣和白裙子，扎白头巾。她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看见他那冷冰冰的凶狠的脸，她的脸色涨得通红，一只手不住地摸弄上衣的衣边，目光低垂。在涅赫柳多夫看来，她的窘态证实了医院看门人的话。
涅赫柳多夫打算像上次那样对待她，然而不可能像他想的那样伸过手去握她的手：现在他对她非常反感。
“我给您带来一个坏消息，”他用平淡的声调说，既不瞧她，也没有伸出手来，“参政院驳回了上诉。”
“我知道会这样！”她用古怪的嗓音说，好像在喘粗气。
按以前的习惯，涅赫柳多夫会问她，为什么她知道会这样。今天他只是瞧了她一眼，她眼里满噙着泪水。
然而，这不仅没有缓和，相反地，却惹得他对她更加反感。
监狱长站起来，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
尽管涅赫柳多夫现在对马斯洛娃感到厌恶，他仍然认为有必要就参政院驳回上诉对她表示遗憾。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最高当局上诉也许会有结果，我希望……”
“我不是说这件事……”她说，说完，用噙着眼泪的斜视眼睛哀怨地瞧着他。
“那是什么事？”
“您到过医院，关于我的事大概有人告诉您了。”
“那有什么，这是您的事。”涅赫柳多夫皱起眉头，冷冷地说。
自尊心受到侮辱的剧烈情绪本来已经平静下来，她一提起医院的事，这情绪又以新的力量在他心里抬头了。他是上流社会的男子，任何一个上层社会的姑娘都认为嫁给他是福气，他却情愿作这个女人的丈夫，而她却等不及，和医士勾勾搭搭，他怀着愤恨的心情瞧着她，心里想。
“那么，您在诉状上签个字。”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放在桌上。她用头巾的一角擦擦眼泪，坐在桌旁，问在哪里签字，写什么。
他指给她，在哪里写，写什么，他在桌旁坐好，用左手整理好右边的袖子。他站在她身边，从上面默默地瞧着她那向桌面弯下去的背膀，由于忍住哭泣，那背膀时而颤动一下。在他的内心两种感情在斗争：恶与善，受了侮辱的自尊心和对她这个受苦女人的怜悯，结果，后一种感情占了上风。
首先是什么，是先发自内心可怜她，还是先想起自己，自己的罪过以及自己责怪她这种卑劣的行为，——他想不起来了。可是在同一时间里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罪，又可怜她了。
她在诉状上签了字，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裙子上擦了擦，站起来，看了他一眼。
“不管是什么结果，也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改变我的决定。”涅赫柳多夫说。
想到她会原谅他，这使得他更加怜悯她，对她的柔情更加强烈，于是他想安慰她。
“我说过的一定做到。无论你流放到哪里，我都跟您去。”
“没有用。”她匆匆打断他的话，脸上浮出了笑容。
“您想想，您在路上需要什么东西。”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谢谢您。”
监狱长向他们走来，涅赫柳多夫没等他开口，就和她告辞，走了出去，此刻，他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宁静愉快的感觉，一种平静感，以及对所有人的爱。涅赫柳多夫意识到马斯洛娃的任何行为都改变不了他对她的爱，这让他十分高兴，并把他提升到了他从未感受过的高度。随她的意，去和医士勾搭吧——这是她的事：他爱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然而，那件让涅赫柳多夫信以为真的所谓马斯洛娃与一个医士勾塔并被赶出医院的事，不过是这样：马斯洛娃按一位女医士的吩咐到过道一头的药房取治肺的浸剂，在那里碰到了脸上长粉刺的高个子男医士乌斯季诺夫，这人纠缠她，早就让她讨厌，她挣脱开他，使劲推了他一下，他撞到药品架上，两瓶药从架上掉下来，摔碎了。
这时从过道经过的主任医师听到摔碎器皿的响声，看见满脸通红的马斯洛娃跑了出来，就气愤地冲她喊道：
“喂，小娘儿们，如果你在这里和人勾搭，我就把你打发走。这是怎么回事？”他转身对男医士说，从眼镜上边严厉地盯着他。
男医士笑嘻嘻地为自己辩解。医师没听完他的话，便抬起头，从眼镜里瞧着他，到病房去了，当天他告诉监狱长说另派一个稳重点的女助手顶替马斯洛娃。所谓马斯洛娃与男医士勾塔不过是这么回事。这次借口与男人勾搭而被赶出医院的事，特别让马斯洛娃感到难过，因为自她和涅赫柳多夫相遇之后，早已令她厌烦的那种跟男人的关系变得特别让她讨厌。任何一个人，包括满脸粉刺的男医士，从她过去和现在的处境判断，都认为自己有权侮辱她，对她的拒绝反而感到惊讶，这种情况让她觉得非常委屈，她从心里可怜自己，不由地流出眼泪来。如今她来见涅赫柳多夫，想在他面前表白，说明自己在他大约已有耳闻的那件不公平的指责中是清白无辜的。可是她刚要表白，就觉得他不会相信，觉得这样做反而只会证实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于是泪水涌到了她的喉咙，她说不出话来。
马斯洛娃总是认为，并且继续使自己相信，像她在第二次见面时对他说的，她没有原谅他，她憎恨他，然而她早就又爱上他了，爱得深切，以致不由自主地去做他希望她做的一切事：戒酒，戒烟，不再卖弄风情，到医院当杂工。她之所以做这些，是因为她知道他希望这样。如果他每次提及要和她结婚，她总是断然拒绝接受他的这种牺牲，那么，这样做是因为她想再次重申她有一次对他讲过的傲慢的话，主要的，是因为她知道，和她结婚会给他带来不幸。她断然决定不接受他的牺牲，不过，想到他会瞧不起她，以为她要继续做以前那样的女人，看不见她身上发生的变化，她感到很难过。他现在可能以为她在医院里干了什么坏事，这件事比起听到她最终被判处服苦役的消息更加让她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