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8 (1)
米迦勒节（米迦勒节，九月二十九日，英国四大结帐日之一。）来了又去了，裘德和他太太又结婚后只在她父亲的家里住了很短时间，现在已搬到离市中心更近的一个寓所的顶楼上住下了。
在结婚后的两三个月里，他只干了几天的活，身体每况愈下，现在已病得十分严重。此时他正坐在炉火前的一把扶手椅里，不住地咳嗽。
“我费了那么多心重新嫁给你，可真捡了个便宜啊！”阿拉贝娜对他说。“我将不得不完全把你供养起来了——结果就会是这样的了！我不得不去做黑香肠（黑香肠，用血、板油等制成。）和一般的香肠，然后沿街去叫卖，这一切都是为了养活我根本没有必要来负担的病丈夫。为什么你身体越来越坏了呢，这样让人失望了呢？咱们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好好的呀！”
“啊，是的！”他说，讥讽地笑道。“我一直在想着，我们第一次结婚一起杀猪时那种可笑的感觉。我现在感到，假如什么东西能像我当年对待那只动物一样对待我，那便是对我最大的仁慈了。”
这就是他们之间现在每天都要进行的一番谈话。房东已听说过这是一对古怪的夫妇，曾怀疑他是否真的结婚了。特别是一天晚上他看见阿拉贝娜喝了一点加香料的甜酒后去吻裘德；他正要通知他们搬出去，但是一天夜里，他又偶然听到她在用激烈的言词责骂裘德，最后还把一只鞋往他头上扔去，从他们说话的口气里他才看出来他们是真正的夫妻。他因此认为他们也一定是体面的人，所以就不再说什么了。
裘德的身体仍不见好转，有一天他非常犹豫地要求阿拉贝娜为他办一件事情。她漠不关心地问他是什么事。
“给淑写封信。”
“你究竟——想要我给她写信做什么？”
“问问她情况怎样，是否愿意来看看我，因为我病了，想——再看她一次。”
“你就是这样的人，侮辱你正式的太太，竟然让她做这种事！”
“正是为了不侮辱你我才让你做的。你知道我爱淑。我希望自己坦率一些——事实明摆着：我爱她。我可以找到十多种办法给她寄信去而不让你知道。不过我希望对你、对她丈夫都光明正大的。通过你给她写信去至少不存在通奸的迹象。如果她还保持过去的性格的话，她会来的。”
“不管什么样的婚姻，或婚姻的权利和义务，你都一点不尊重！”
“我怎么看又有什么关系呢——像我这样一个可怜虫！世上谁来看我半小时会要紧吗——我的一只脚已伸进坟墓了！……好啦，请你写吧，阿拉贝娜！”他恳求道。“我这么坦率，你也应该气量大一点儿呀！”
“我想这是不行的！”
“难道一次都不行吗——啊，求你写吧！”他感到由于自己体弱多病，身上的尊严也荡然无存了。
“你要让她知道你的情况做什么呢？她不想见你的。她是那种见船沉了撒腿就跑的老鼠！”
“别说了，别说了！”
“我还对你忠心耿耿呢——比谁都傻！还要让那个娼妇到这个屋子里来呢！”
这句话几乎是刚一说出，裘德就从椅子上一下弹了起来，阿拉贝娜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已把她仰身推倒在了旁边的一把小睡椅上，同时用膝盖顶住了她。
“你再说一句那样的话，”他低声说，“我就杀了你——现在就杀了你！那样我就什么都得到了——我自己的死该不算是最小的收获吧。所以别认为我说的话毫无意义！”
“那你要我干什么呢？”阿拉贝娜气喘吁吁地说。
“保证绝不再说她了。”
“好吧，我保证。”
“我相信你的话，”他轻蔑地说，放开了她。“可是你的话究竟值多少我可说不准。”
“杀猪你是不行的，但是杀我却行了！”
“哈——这下真让你说对了！不错——我是杀不了你——即便在发怒的时候。别再嘲笑我了！”
然后他又咳得非常厉害起来，躺在椅子里面色如死人一般苍白，这时她就用一个鉴定者的眼光估算着他的生命。“我会让她来的，”阿拉贝娜咕哝道，“如果你同意她来这儿时，我要一直在这个屋子里陪着你。”
他本性中存在着更温柔的一面，他渴望着见到淑，所以无法反对她的要求，尽管她的话把他给激怒了。于是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说：“好吧，我同意。只要让她来一趟！”
晚上他问她是否把信写了。
“写了，”她说，“我给她写了一封短信说你病了，请她明天或后天来一趟。信还没寄出去。”
第二天裘德怀疑她是否真的把信寄了，但不想再去问她；于是怀着一个靠一滴水、一块面包渣就能活的愚蠢希望，焦虑不安地期待着。他知道几班火车可能到达的时刻，每一次车该到时都在倾听着她到来的声音。
她并没有来，可是裘德不想再和阿拉贝娜说这事了。随后一整天他也在希望着、期待着，但仍不见淑的踪影，也没有回一封短信。然后裘德心里断定阿拉贝娜绝没有把信寄出去，尽管她已写好。从她的态度举止上就看得出来。他的身体太虚弱了，她没有来看他使他失望地流下了眼泪。事实上他的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阿拉贝娜也像其他一些护士一样，认为对病人的职责就是要尽量使他镇静，而不是真要满足他那些古怪的念头。
关于自己的希望和猜测，他再没有对她说起一个字。他内心默然地产生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决定，这个决定假如没给他增添力气，也使他精神上坚定和安静了。有一天，她离开了他两个小时，中午回到房间时发现那把椅子是空的。
她猛然一下子坐到了床上，沉思起来。“见鬼，我这个男人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她说。
整个上午从东北方下过来的飘泼大雨时断时续，站在窗旁看着那些水柱，似乎谁也不可能相信任何一个病人会在这时冒险出去——那等于是去送死的。然而阿拉贝娜深信他已经出去了，她在房子里四处找了一遍后，这种看法就成了一种确切的事实。“如果他是这样一个傻瓜，就让他去吧！”她说，“我有什么办法呢。”
那个时候，裘德正坐在一辆开往奥尔弗雷兹托的火车上，一身裹得古里古怪的，脸色像用雪花石膏做的纪念塑像一般苍白无血，其他乘客们都非常吃惊地盯着他。一小时后，人们看见这个瘦弱的身躯拖着长大的外衣和毯子，伞也没有，沿着五英里路程朝玛丽格林走去。他的脸上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意志，唯有这个意志支撑着他；然而他这虚弱的身躯，却只能给他一个可悲的根基。在爬那段上山的路时风猛烈地吹打在他身上，但他仍迎着大风向前，下午三点半时他便站在了玛丽格林那口熟悉的井旁。雨把每一个人都关在了屋里，所以裘德穿过草地去教堂时谁也没有注意；他发现教堂的门开着。他站在那儿看看前面的学校，从那儿又像往常一样传来小孩子们念书的声音——他们此时还没有学会造物主的呻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