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结鼓吹重建大卫和所罗门的王国。在他所设想的新国家中，国家生活和活动的中心是圣殿而不是宫廷。
犹太人的新统治者巴比伦人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从汉谟拉比王朝起，巴比伦人就被认为是西亚最杰出的人民。汉谟拉比的《法典》比摩西的《十诫》要早一千年。
庞大的巴比伦帝国的首都是一座强大的城堡，它的双层城墙围绕着将近一百平方英里的花园、神庙、房屋、街道和市场。城市的布局很有规则，街道又宽又直，砖砌的房屋非常宽大，有的高达两三层。
幼发拉底河横穿城市中部，直通波斯湾与印度。
在城市中心，一座人造的小山丘下，矗立着著名的尼布甲尼撒宫殿。这座宫殿有很多阶梯，像是吊在半空中的很大的花园，故有“神秘的空中花园”之称。
巴比伦商人是优秀的商人。他们同埃及和远方的中国进行贸易。巴比伦人发明了一种书写体系，腓尼基人后来把它发展为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字母。巴比伦人擅长数学，创造了把一年分为几个月、一月分为几个星期的天文科学。他们设计了现代商业中的基础——重量和容量制度。他们制定了道德法典，以后被摩西采用引入《十诫》中，形成现代教会的基石。
他们是非常能干的领导者，一直在有意识地扩张领土。不过，他们征服犹大之地，却属顺带的行动，与扩张政策没有关系。
他们的统治者要去征服亚兰和埃及，而犹大这个小小的独立国家却正好位于南北大道和东西大道之间，占领犹大是从军事上考虑的，如此而已。
我们很怀疑尼布甲尼撒时代的巴比伦人是不是已经意识到犹太人的存在。因为在巴比伦人的心中，无论是分裂前的犹太王国还是分裂后的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版图都的确是太小了。
世界史的早期作者都没有提到过犹太人。拿希罗多德来说，他欲给洪水时代以来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进行可信的记录；不过他所说的洪水时代是指古希腊的洪水，不是挪亚的洪水。挪亚洪水是古巴比伦神话的一部分。
希罗多德与很多雅典人一样，既宽容又好奇，他对邻居的事情，凡属重要的都想知道，以便写进他的书里。他没有什么种族偏见，他到处旅行以寻求第一手资料。他写过有关埃及人、巴比伦人以及地中海沿岸很多其他人民的重要事件，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犹太人。他非常含糊地把巴勒斯坦平原上的人称作有奇怪的卫生习惯的不知名的部落。
这样一来就使我们只能依据《旧约》作为了解犹太历史的主要来源。
本书开头已经讲过，《旧约》的编著者并不是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他们漠视外国人的名字的念法，对自己的地理状况也很不熟悉，他们所讲的地名没有人能肯定地指出在哪里。而且他们经常有意不讲出真正的含义，他们使用奇怪的语言和文字。
当他们想说巨大的巴比伦帝国怎样征服小小的犹大王国，然后又在半个世纪后释放犹太俘虏时，他们就讲一条鲸鱼如何吞下了沉船的水手，几天后又把他吐到陆地上。
这对二千五百年前的人当然很好懂，但对只知道巴比伦是一堆废墟的人，就很难明白了。
尽管如此，《旧约》的后二十卷虽缺乏精确性，篇幅却很大，我们如果经过整理分析和各方求证，还是有可能从中择取材料以重写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的历史。
于犹大国的人民而言，流放并不等于受奴役。反之，从生活方面看，从巴勒斯坦迁到美索不达米亚，对很多犹太人是一种改善。一百五十年前的以色列人是被分散到四五个各不相连的城乡地区，以后就在巴比伦居民中消失了。但是公元前586年流放的犹大国人民却是聚集在一起，他们在同一地点定居，形成了货真价实的犹太移民区。
实际上他们是一群不情愿的移民，从耶路撒冷拥挤不堪的贫民窟移到开阔的迦巴鲁。他们离开了迦南的田地，在巴比伦中部的肥沃园地重建家园。他们并不像一千年以前在埃及那样忍受外国监工的无端暴力。他们被允许有自己的领袖和自己的祭司。他们的宗教习惯和宗教仪式不受干扰。他们可以和留在巴勒斯坦的亲友通信。他们可以照样从事在耶路撒冷搞惯了的手艺。他们是自由人，有权拥有奴仆。他们可以经营任何行业，所以不久在巴比伦首都就有许多犹太富商。到后来，犹太人还可以担任高级官吏，巴比伦国王曾数次向犹太女子求婚。
从犹太人在异乡的待遇来看，巴比伦人看起来好像比埃及人要文明些。
总而言之，流放者除了不能自由迁徙之外，可以享受一切人生乐趣。
但是，他们患了一种新的病症——乡愁病。
一个世纪后，当流放者被允许回耶路撒冷时，只有少数人回去，但只要他们留在巴比伦，巴勒斯坦就是他们的“失去的天堂”，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写。
总而言之，在五十多年的流放中，犹太人的生活是千篇一律和无所作为的，流放者每天就那么等待着，生活着。
起初，他们怀着热烈的希望等待“突发”事件出现；伟大的耶利米关于灾难即将降临的预言，还在他们耳旁响着。
可是，耶利米已经死了，还没有人能顶替他的位置。
前面的章节中谈到了犹太先知的特点。先知是犹太人的精神偶像，在很多场合，他们所讲的话体现了民族的良知。
时代变了，犹太人不再依靠口头传达圣谕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文字，也有了正式的语法。
起初，这种文字很粗糙，没有母音，所指意义要费很大工夫去猜测。造句的语法也如此：完成时式与未完成时式分不清，同一个动词可指已经完成也可指将要完成，需要从上下文来判断它的真正含义。
这种表现形式适合于写诗，因此许多诗篇写得很美。但是，写具体的思想或是记述历史事实，这种文字就讲不通，它常使我们弄不清哪些是预言哪些是史实。要等到犹太人学习了亚兰文字，文字才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此开始，先知们可以把他们的新观念传达给所有的犹大国人，不管他们是住在埃及，还是住在巴比伦，或是爱琴海。先知们还可以使旧的含糊的礼拜仪式化。《旧约》和犹太教法典中所记载的宗教戒律和民事法规也有可能形成庞大的法律体系。先知的职责也同以前不一样了，他要向新一代的孩子们讲解古代先知的著述；他从一个浪迹的旅人，变为一个钻在书堆里思考问题的圣哲，终其一生。
文字的完善使先知先前容易误传的口头预言变成实实在在的神谕文字。
从这一角度讲，文字的完善就是神的完善。因为文字可以把神的意思说得更清楚。而实际上文字也因此具有了神的效果，成为神的外化。
耶和华不再是拂过平原山川的一阵风了，他成为一整套戒条和规则。他不再在沙漠中向人们口头宣谕，人们须从图书馆的书本中去听他的声音了。
这些新发展当然不是突然而来的。流放时期出现了几位比公认的前辈宗教领袖还要优秀的人物，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位，一位是以西结，另一位我们不知其名。
这位无名作者是先知中的福音传道师，他讲的话新鲜，是在以色列和犹大都没有听到过的。他的著作藏在《旧约》第二十三卷《以赛亚书》的后半部。该卷共六十六章，开始三十九章可能是先知以赛亚的作品。（以赛亚生活于犹大王约坦、亚哈斯和西底家统治时期，在亚述王西拿基立和迦勒底王尼布甲尼撒时代之前一百多年就预言了两个犹太国家的命运。）但是后面二十七章则显然是生活于以赛亚死后数百年的人写的，语言不同，文风也不同。
两个不同的部分，未经任何说明就合在一起，是不奇怪的，因为《旧约》的编纂者并非书籍编纂者，他们从某些地方发现了某些适合的卷帙，就拿来粘在一起，不显出任何“经过编辑”的痕迹。
《以赛亚书》后半部作者的真面目就这样被前半部作者消解了。这也没有多大关系，虽是“无名作者”，其声名却超过《旧约》中那些无法卒读的帝王家谱的作者了。
无名作者的作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对耶和华的性格有新的、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耶和华不再是一个小小的闪族部落的上帝，他的名字是高居于所有土地的上空的，是全人类的统治者。他是惟一的上帝，他的意志对所有人都是法律；哪怕是威严的巴比伦国王以及同样强大的波斯国王（犹太人私下把最终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也都不知不觉地成为这惟一上帝的仆人。
《旧约·以赛亚书》的作者之一无名氏所塑造的上帝与《旧约》中其他作者塑造的上帝形象有所翻新，这是因为犹太人从家园四散后，眼界开阔了，心胸也开阔了，有了较大气魄重塑本民族的神。他们走到那里就把神带到哪里，并希望以此来涵盖各地各民族的神。
大地即天空。大地上的神子能善及的地方就是天空中的神能照耀的地方。
这里的上帝不是一个仇恨非信徒的凶暴的上帝，与此相反，即便是对生活在黑暗中、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的人，他也给予爱和同情。他不是把自己秘不可测地藏在云雾之后而不让人看见；任何有眼光的人都可以看到他，任何有耳朵的人都可以听到他的话。他是所有人的慈父，他是要把无知的羊群引导到和平和正义的安全港的牧羊人。
这样的语言，在当时是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一般的犹太流放者对此很不满，他们不愿意听什么上帝爱所有人这类话；因为这个小小的社会集团就像每天要吃面包一样以仇恨度日，不断地祈祷复仇的一天来到，而到了那一天，耶和华应该把可恶的巴比伦掳掠者消灭干净。
因此，他们向其他人迫切求教。这些人必须认真地信守老的教条；必须相信耶和华只能选拔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代来传达圣谕；必须不断预言所有别的国家终有一天要匍匐在胜利的新耶路撒冷的主人脚下。
在所有的流放先知中，以西结是最强大的。
以西结在故国出生，他的父亲是祭司。他在耶路撒冷浓厚的宗教气氛中成长无疑曾听过耶利米的讲道，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先知。
在聚居区内，他似乎是一位名声很大的年轻人，因为早在犹太人开始大流放的前几年，即巴比伦人征服犹大国之时，他是属于第一批被迫离开城堡的。他搬到幼发拉底河南岸的提勒亚毕，在那里一直住到死。
他的著作的文学价值远不如《以赛亚书》的无名作者。他的文笔很生硬，人品也不如许多老一辈的犹太领袖那样有感染力，他很不谦虚。他经常故作激动地进入昏迷状态，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看到异象，听到神的声音。
但总地说来，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与耶利米一样，他一再批驳那些误人歧途的狂热分子；这些人认为耶路撒冷是“上帝优选的子民”之都，是攻不破的。他告诫他们说，只有信仰，没有行动，是救不了国的。
城市沦陷后，许多信心不足的人，对民族前途顿感绝望，以西结挺身而出，热情鼓吹为美好未来而斗争。他不断预言幸福的一天即将来到，圣殿将重新建立，公牛之血将再次滴于耶和华的祭坛上。
根据以西结的说法，重建起来的犹太人的国家必须进行某种改革，才能存活下去。在这里，以西结扮演了柏拉图的角色，竭尽所能地描绘了这种改革。
他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描绘了一个“乌托邦”。他要加强和充实“摩西约法”中关于祭祀耶和华的仪式部分，以消除夹杂其间的异教祭祀仪式。
总而言之，他鼓吹重建大卫和所罗门的王国。
在他所设想的新国家中，国家生活和活动的中心是圣殿而不是宫廷。按照先知之言，圣殿是“耶和华之殿”，而宫廷只是君主之家，这种区别必须家喻户晓。再者，普通老百姓必须深切尊重上帝的神圣性，必须懂得上帝远在天边，凡人不能通天。所以，在以西结的理想国里，圣殿立在辽阔的庭院之中，目瞪口呆的群众只能远远望着。一切和圣殿有关之物都是神圣的，外国人不准靠近圣殿，犹太人（祭司除外）也只能在少有的场合可以进入圣殿。祭司将被组织起来参加行会，只有撒督的后代才能加入此行会。他们权力大增，最后将像摩西早就预想的，成为国家的领导者。
为加强对老百姓的控制，大大增加节日的数目，他们把重点放在有关赎罪的供奉祭日上。
在全民之中传播人终生有罪的观念。
不能设立私人祭坛。凡和“至圣所”有关的祭祀，必须以全民的名义进行。遇到这样的场合，国王即作为国家的代表主持仪式；除此以外，他只是一个作为摆设的名义领袖，没有实权。（在过去的日子，大卫和所罗门具有任命祭司之权，这种权力也被取消了。）
祭司阶级是一个永久存在、单独的实体，国王是它的仆人，而非它的主人。
最终，耶路撒冷周围所有的肥沃之地，都归祭司所有，以保证他们会有不少的收入，而无需国家通过什么法令予以救济。
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纲领，在复古，也在革新，但是对以西结的同代人来说，却是完全合理的；一旦圣殿恢复，流放者重归故土，他们就希望建立这样一个严格的宗教国家。
这一天，比很多流放者所预计的都来得快。
在遥远的东方山区，一位年轻的酋长正在训练士兵，他将是犹太人的救星，把他们从外国牢笼中解救出来。他就是居鲁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