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倾向表明：他人所吸引你的地方，正是你自身所缺少的东西。一个人所追求的东西，正是他所没有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男与女之间的差异，正好构成了彼此取长补短的条件。
有人说朋友之间寻找的是共同点，是你中之我。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尽然，古人云：一阴一阳谓之道，一个人对于和自己的各个方面几乎完全相似的人，有的只是同情与烦感，但决不是倾心，所谓寻找的理解和彼此相通，而不是同中的相同。开始交往时，寻找的共同点，是指导中的相通，不过是为了进一步深人探讨差异的互补之妙，而寻找的话题和借口罢了。
异性之间相互吸引的实质，正是一种互补的倾向。一个姑娘所吸引你的地方，不在于你们的兴趣、爱好相同，其实质在于，在她的身上，有着你所缺少的东西。反之亦然。
在十年动乱中，有些所谓“出身不好”的人，选择对象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对方的出身。如果对方的出身好，似乎事情就成了一大半。于是党员、军人、工人等良好的身份与出身，成了窈窕淑女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四人帮”的挎台，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海外关系、家庭的富裕程度，又成了如花似玉的姑娘们的追逐方向。以致在这种盲目的、多向的、互补倾向选择的过程中，有些人的婚姻观产生了异化：自己的性伙伴、自己未来的生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对象等等，似乎不是给自己的，而是用来给别人看的。在这方面的盲目倾向，也是一种互补倾向，只不过是其中充满了文化变迁与社会舆论的色彩罢了。所以，有些人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实质性的内容，而为了供人观赏的“脸”。
上面我们举了一些文化方面的例子。下面我们在生活中还可以找出一些生物、生理方面的例子。比如，从人类遗传学的角度讲，身材较为矮小的人，最好选择身材高大的人作为妻子。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文化、文化环境并不要求人们服从生物学规律，他们的互补取向，常常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具有阳刚之气的男人，选择娇弱女性，固然是符合某种互补倾向的。可有些精明强于的“女强人”在选择男性时，并没有选择比自己更强的男性，相反，她们的选择取向却是女性化的柔弱型男性。当然这也是一种互补倾向。
互补倾向与互补效应，从文化、生物等许多方面都可以找出各种极端类型的例子。读者即可以用这个方面检查一下自己，同时，又可以用它来观察一下周围的人。
识人过程中，熟悉掌握人才之中的互补定律是十分必要的。在一个人才结构中，各人才因子之间最好有一种相互补充的作用，包括才能互补、知识互补、性格互补等，形成这样的结构特征，有利于提高整个人才结构的效能。
识人首先要了解人才中的才能互补律。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有着杰出的观察才能，他日积月累，得到了大量天文观察资料，虽然如此，他的学说仍然没有摆脱托勒密地心说的羁绊。1660年，第谷请来一位助手，德国天文学者开卜勒，此人虽然观察才能不及第谷，但长于理论分析和数学计算才能。他们两人密切合作，但不久第谷就去世了，依靠第谷丰富的观察资料，开卜勒对它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大胆地提出了火星轨道为椭圆形的开卜勒第一定律，接着又提出了第二定律（行星与太阳的连线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等的面积）和第三定律（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等于它与太阳距离的平方）。开卜勒行星运行三定律的发现，是第谷观测才能与开卜勒理论、计算才能互补效应的结晶。
识人还需要了解人才中的知识互补律。德国的席勒与歌德，是十八——十九世纪两位杰出的诗人。歌德听说席勒要写《威廉·退尔》这个剧本，就把自己搜集到的资料、素材全部交给他；当席勒知道歌德在写《威廉·麦斯特》这部长篇巨着时，他也积极参加了写作。
这一对诗友之间，不仅在所追求的理想上是互相一致的，而且在知识上是互补的。
识人不仅要了解人才的才能互补律、知识互补律，而且还应了解人才中的个性互补律。在任何一个人才结构里，人才因子之间都存在着个性差异，气质、性格各有不同。例如，有的脾气急，有的脾气缓，有的做事精细、耐心，有的理事麻利、迅速。这些不同的个性特征，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工作发挥积极作用。如果都是一种性格、一种气质，反而不利于把工作做好。例如，全是急性格的人在一起，就容易发生争吵、纠纷。
这有点像物理学上的“同性相斥”。个性互补，有利于把工作做好，这在中国女排的崛起中得到体现。女排教练袁伟民总结经验时说过一个队十几个队员应该有各自的个性，这个队打起比赛来才有声有色。如果把他们的棱角都磨平了，那这个队也就没有希望了。”
这话讲得是很有道理的。一般而论，人才都有着极明显的个性特征，如果抹煞了他们的个性特征，也就抹煞了人才，只有把他们组织在一个具有互补作用的人才结构中，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巨大作用。
识人须知互补律，其中年龄互补也是其不可缺少的一大定律。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长和短处，青年人有青年人的特长与短处，中年人有中年人的特长和短处。这无论从人的生理解剖特点还是从成才有利因素来讲，都是如此。因此，一个好的人才结构，需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人才年龄结构，以使是这个人才结构保持创造的活力。
明朝皇帝朱元璋取得政权后采取的是“老少参用”的方针。他考虑的是十年之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巳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吏使得人。”显然，朱元璋主要考虑的是执政人才的连续性、后继有人问题。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理论意义，老少互补对做好工作，包括开拓思路、处事稳妥、提高效率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研究、攻关项目是需要体现“多边互补”原则的，这里既有知识互补，又有能力、年龄等方面的互补。这样的人才结构，常需“通才”领导，使各个人才因子各得其位，各展其能，从而和谐地组织在一个“大型乐队”中。
曾经有五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试图解决超导微观理论的创立问题，但是都未能如愿以偿。而这项成果的夺魁者，却是巴丁、康柏和施里弗3人。他们3个人组成了一个具有互补作用的人才结构：巴丁老马识途，指引方面，康柏年富力强，思维敏捷，施里弗善于创新，方法灵活。这是一个多边综合、多边互补的范例。
综合互补在现代化建设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工程规模越大，越需要在其人才结构中体现这一原则。
古人云用人不限资品，但择有材。”即主张使用人应该不局限于资格、官阶级别，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选择。资历、级别、门第，都不过是表面的印记，不能说资历深、官阶大、门第高，其人必有才能。资历深浅，虽对衡量其人所从事的工作熟悉与否可供参考，但不能说工作久了其才必高。官阶高的原因颇多，有的是靠自己才能上升，而有的则因朝里有人，或善于献媚得宠而爬上高位。不能说出于名门必有才，所谓“虎父无犬子”只是自夸。在古代，显贵之家称“高门”，卑庶之家称“寒门”，这不过是有势者自高其家门以压人，它与人的才能高低毫无关系。因此，以资历、级别、门第论人，则难于知人，如此用人，必然多庸才，将会失去人才。
西汉时期很有才华的贾谊，就是因为资历浅而被当时的汉代老臣用各种各样的万法加以排挤。
贾谊而汉雒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十八岁时，便以善写文章知名于郡中。因他才华、识见超人为汉文帝所重用，后竟被汉老臣谗陌排挤，事见《史记·贾生列传》。
贾谊文才为河南太守吴公所赏识。“常召置门下，甚幸爱”。汉文帝即位，因吴公治绩为天下第一，征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贾谊，说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为博士。是时贾生才二十余岁，是博士中最年青的。每次有诏令议事，年老的博士都不能对，只有贾生能答，大家都自认不如。因此，文帝甚为赞赏贾生，给予超级提升，一年之中升到太中大夫。
贾生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提出有见识的建议，并抨击当时的弊政。他极力主张改革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当时许多律令的重新制定，促使列侯返回封地，都是贾生发难创议的。于是，汉文帝拟任贸生为公卿，与大臣商议，遭到老臣周勃、灌婴等的极力反对，他们谗毁贾生说：“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因此，文帝疏远他，不用其议，贬贾生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贾生郁郁不得志。继为梁怀王太傅。
贾生以年少而受到文帝赏识，一年之中升到太中大夫以至要任他为公卿，这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侧目而视，而引起一些人的妒忌也是不足为奇的。问题的严重在于周勃等老臣的谗毁，实是一种嫉贤妒才的恶劣行为，它使一代英才还未发挥他的作用，便过早地夭折了。说周勃等老臣所说的是诬蔑，是因它是毫无理由和没有根据的，说他“年少初学”，意是说他年少资历浅，所学不多，不懂什么，从贾生策对超过请老博士，以及他献策和改革主张看，他所见超出当时汉朝诸臣之上。个人学识的深浅，不在他年少年老，主要看他见识高低，显然，周勃等老臣以“年少”而否定贾生是错误的。周勃等老臣斥责贾生“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就触及彼此矛盾的焦点，它反映了权利的争夺和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周勃等老臣是主张照旧章办事，贾生是主张实行改革，他的政改意见反映在所上的《治安策》上，这就必然触动既得利益者，周勃等老臣就是其代表。贾生的《治安策》，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因西汉建立后兼用分封制，使诸侯王势力日益膨胀，巳形成尾大不掉的政治形势。要改变这种状况，贾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就是将诸侯国分封为若干小国，以削弱其力量，这样就可加强中央集权。这对于刘家中央政权以其诸候王都是有益的。如果及早实行这办法，在景帝时就不会出现“七王之乱”。文帝虽重视贾生的建议，却犹豫不决，因在周勃等老臣的压力下，不用其策，交之下贬，致忧伤而死，时年才三十三岁。
自古以来，贤才多遭忌，非贾生独然。贾生被贬长沙，及渡湘水，作赋吊屈原，既是吊屈原，也是自吊。自屈原至贾生，正足以说明：嫉贤妒才者不仅阻塞贤路，且是贤才的断送者。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中国的一个识人的古语，它说明在人才不易识的情况下，相对一般人才而言，千军易得，一将就更难求了。在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军事领域里，统帅的决心具有重大作用。军事领导人才是统御部队的人才。作为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没有领导人才的控制、驾驭之意，必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遇有困难和敌情，定将一触即溃。俗话说，蛇无头不行，讲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识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识别平时能练兵，战时能打仗的一般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识别平时能治军，战时能指挥打战的各类指挥人才。注意识别、发现和培养、选拔一批能担负起跨世纪重任的军事高级指挥人才。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深切地感到军事人才在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