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夺了天下不久，他问赵普：“自唐末以来的几十年间，换了十几个皇帝，征战不息，其原因何在？”赵普回答因藩镇的势力太强大了。皇帝势弱而臣子势强，自然无法控制局面。今天只有稍微削减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编他们的精兵，天下才能安定。”话未说完，太祖就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知道。”过了不久，太祖和老友放将石守信等饮酒，酒酣耳热之时，命令左右侍候的退下，对他们说，我如不依靠你们的力量，不可能有今天，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恩德，每时每刻都不忘怀，然而作天子也十分困难，简直还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我现在整夜睡不安枕啊。”石守信等人问：“为什么呢？”太祖说：“这不难知道，身居这个位置的人，谁不想将他干掉。”石守信等人都惶恐万分，向太祖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太祖说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虽然没有这个野心，但你们手下的人想富贵啊！一旦他们将黄袍给你们穿上，就是想不做皇帝，也不可能啊。”石守信等人都叩头哭泣道：“我们虽然愚蠢之至，还未到这种地步，只求陛下怜悯我们，给我们指一条可以求生之路。”太祖说：
“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想求富贵的人；不过多得些金钱，使自己优裕享乐，使子孙不受贫乏之苦。你们何不放弃兵权，选择些好田宅买下来，为子孙创立永久的产业，多多购置一些歌儿舞女，成天饮酒作乐，以终其天年。如果这样，我们君臣之间，也就可免却互相猜测怀疑，不也很好吗？”石守信等人再次拜谢太祖：“陛下替臣等想到这种地步，真所谓同生死的亲骨肉啊！”第二天，他们几人都说自己有病，不能继续任职，请示太祖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姚崇和张说一块当宰相，却一直闹矛盾。姚崇鄙薄张说贪财，张说讲姚崇假学道。后来，姚崇病笃，晓得不久于人世了，于是对儿子吩咐道：“我死后，你一定得请张说给我起草墓碑文，才算尽了孝道。”由于张说是当时的大手笔，又是当朝的宰相，所以人们都以有张说写的碑文为荣，姚崇自然也不会例外。姚崇的儿子深知父亲和张说的矛盾，觉得让张说给父亲起草碑文困难很大。其实，姚崇深知张说的为人，才如此这般地给儿子吩咐一番。
姚崇死后，文武百官都亲临相府吊唁，皇帝还下旨让张说主祭。张说来到摆满古书画和古玩的姚崇灵前，觉都是些稀世珍品，硬是爱不释手。姚崇的儿子见此情景，立即说道：“这些都是父亲平日喜欢的东西。叔叔喜欢，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张说得意忘形地说：“老夫何以为报？”姚崇的儿子说：“先父墓碑还空着，如果能得到叔叔的大手笔，我们活着的子孙和故去的父亲都会感激的。”张说即刻要来纸笔，一挥而就。张说回到家中，总感此举不妥，心想：平日我百般低毁姚崇，如今却在他的墓碑上写了些谀辞，岂不违心吗？当他派家人将珍物全部送还姚府，并企图取回那篇手稿时，为时已晚了。因为姚家早有准备，张说一走就很快把碑文送到皇帝那里盖上了印玺。张说家人只好空手而归。对此，张说非常后悔地说死姚崇还能够支使我给他撰碑，我不如姚崇多了。”
活张说之所以被死姚崇捉弄，完全在于姚崇掌握住了张说的致命弱点——贪财。凡贪财的人，如不下决心丢掉贪心，总难免见利忘义，利令智昏，轻则为人捉弄，重则误人歧途，悔之莫及。
《后汉书·左雄传》记载：左雄推荐周举（字宣光）为尚书，因周举称职，朝议都认为左雄推荐得人。左雄又推荐冀州刺史冯直任将帅，因冯直曾犯受贿罪，周举以此弹劾左雄，左雄说：“吾尝事冯直之父而又与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韩厥之举也。”
左雄是个忠君爱国之士。顺帝初立时，大臣都怠于政事，大家混日子，他们互相告说：“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意是说不要像白玉那样独自清洁，当与众同和可多后福。而左雄当时只不过是个议郎，却操心国事，目睹其非，就上书奏事，因而为尚书仆射虞翊所赏识，上书推荐，被任为尚书令，后升司隶校尉。他主张要治理好国家，重在用贤，因此，他很注意推荐人才。
他推荐周举国称职被人赞誉，但推荐冯直却受到周举的弹劾。如果左雄是私心重的人，必将对周举大为恼火，因周举是他推荐，今反以“怨报德”，但左雄却赞扬周举弹劾他“乃是韩厥之举”。他接受周举的弹劾，自己做了自我批评，坦直承认自己推荐冯直是因他是冯直父亲的旧部，又与冯直相好之故。周举无私地弹劾推荐他的人左雄，左雄对被推荐者弹劾而感欣慰，这是因二人能抛开恩怨，全从国家利益出发，这种至公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北齐仆射临准王元或因祖鸿勋有文学才能，向朝廷推荐，被任奉朝请。有人对祖鸿勋说：“临淮举卿，使以得调，竟不相谢，恐非其宜。”鸿勋说为国举才，临淮之务，祖鸿勋何事从而谢之”。元或知道了高兴地道：“吾得其人矣。”（见《北齐书·祖鸿勋传》）被人推荐，从礼节来说，也应对推荐人表示感谢；如是善于巴结的人，必然趁此机会去讨好元或，私于其党，求以后升官。但鸿勋是个耿介之士，不汲汲于名利，他虽明知是元或推荐他，却认为元或是为国荐才，是他应尽的义务，自己对他有何可谢。更难得的是，元或知道了，不仅不怪鸿勋没有感激之情，反而高兴地说：“吾得其人矣”。可见，推荐者和被推荐者，都不私于党。
祖鸿勋后任廷尉正。他在任期间，为官清正，妻子有时亦不免于饥寒，时议高之。元或确是举得其人。
韩浇在唐德宗时任镇海军节度使，他用官吏，皆能量才而用，故都称职。老朋友的儿子来投奔，但其人一无所长，要分配他工作感到为难。有一天，韩愰设宴待宾客，也叫此人人席，在宴会始终，此人都正襟而坐，不与左右邻坐的人交谈。韩愰便令他负责监守库门，他一早便到军帐，坐守到晚间，因有他终日监视，官吏都不敢随便出人。冯梦龙在《智囊》记录此故事后评说：“用人如韩混天下无弃才，无废事矣。”
韩愰为人刚直清廉，尽忠国事，尝当过吏部尚书，负责全国人事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深有研究，善于用人，故在镇海军节度使任上，能量才而用，各尽其才。他对老朋友之子的任用便是最典型的例子。此人原一无所长，在别人看也许是一个无用的人，但在宴会中，韩见此人很有坐功，监视库门最适当。韩愰终于发现此人长处而任用之，果能尽其所能。这事对用人者很有借鉴意义，正如冯梦龙所说，能如此发现人之所长而用之，天下就没有弃才、废事了。
《椭书·韦世康传》记载：韦世康请求退休、隋文帝说：“朕夙夜庶几，求贤若渴，冀与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请，深乖本望，纵令筋骨衰谢，犹屈公卧治一隅。”于是，任世康为荆州总管。当时，天下只设置四大总管，并、杨、益三州总管都由隋亲王所任，只有荆州总管委任异姓韦世康，可见，隋文帝对他重视和信任。
隋文帝之所以重用韦世康，是因他为人一贯清廉，为世所誉。他早年在魏为官，后仕周，历任沔、硖二州刺史。从周武帝平齐有功，任司州总管长史。随文帝代周即位，因与世康同是周室旧臣，深知其人，任为绛州刺史。他前后任职四州，“以不贪为宝，处膏脂而莫测”，故所治之地都有惠政，人民欢悦。后人朝，先后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他在吏部时，“选用平允，请托不行。”前后十余年，多选拔贤能之士。他因“年将耳顺”，又慕古人“功遂身退”的高节，有一天便宴时，请求文帝准予退休。文帝因人才难得而极力挽留委以重任。他任荆州总管期间，“为政简静，百姓爱悦，合境无讼”。
可见，文帝用人务实，因世康不论在何朝任职都有善政，故予以重任。
“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这是诸葛亮的知人之道中的重要方法这一。也就是说，要考察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可以采取对所考察的对象嘱托其办事以此来观察其是否守信用。因为，普天之下如此之大，不愁没有有才能的人，而愁的是信任委用没有做到啊！
识人是为了用人。如果所识之人是爱说大话，爱说空话的，肯定不全言必行，行必果。对于这种言而无信，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们怎么能把其看作人才而加以重用呢？
《宋史·鲁宗道传》记载：鲁宗道，字贯夫，毫州（安徽毫州）人。中进士。真宗时任东宫左渝德，负责对太子的调谏和规劝，宗道为人刚正，遇事敢言，真宗称他“鲁直”。虽住家近酒店，有同乡来，便请他到酒店饮酒。适真宗派使来召他，使者久候不见，待宗道回来，使者说：“即上怪公来迟，何以为对？”宗道说：“第以实言之。”使者说然则公当得罪。”宗道说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追问，使者以宗道所说转告。真宗问宗道，宗道谢罪说有故人自乡里来，臣家贫无杯盘，故就酒家饮。”真宗见他说话老实，认为“忠实可大用”，尝将此意告知刘皇后。不久，真宗死，七岁的儿子继位，称仁宗，由刘太后临朝听政，太后遵真宗所嘱，升宗道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宗道之所以为真宗所赏识，是因他为人老实。真宗在英明之君，但能赏识宗道，说明他不是糊涂之主。
宗道为人刚正而诚实，敢于坚持原则，据实以争。太后提升他参政，他并不因此感恩而盲目附从，或阿谀顺命，有人请立刘氏七庙，刘太后征求辅臣意见，辅臣虽不同意却不敢说，只有宗道出来反对，坚持不可。仁宗与太后同往慈孝寺，太后车驾先行，宗道坚持必须皇帝先行，太后车驾只好随后。枢密使曹利用恃权纵横胡为，宗道常在朝廷上揭露其不法行为。因此，贵成都害怕宗道，称为“鱼头参政”，因其姓上是“鱼”字，且其为人骨鳗如鱼头。
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进行比较的目的是发现共同点和不同点，尤其是不同事物的共性，相似事物的特性，即“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然后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解决问题。
黑格尔说过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显而易见的差别，比如，能区别一枝笔与一头胳驼，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识人须知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就人来说，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上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即便是一娘生九子，连娘十个样。即使是双胞胎的兄弟或姐妹，从外形上看很相似，但脾气、性格、知识和能力也会有差异，容貌相似的包公仍有真假之分，同是闪光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金子。就现实生活中的领导干部来讲，虽然有不同工作岗位上的领导于部，但作为合格的领导干部，或从领导干部的本质来讲，其共性是都应是人民的勤务员或称公仆。尽管领导干部千差万别，但在识人用人问题上，作为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具有这样的共同点：要有求才之望、爱才之心，识才之眼、用才之法，容才之量、举才之德、护才之胆。
人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一个人的一生有童年、青少年、中年、老人各个历程，在同一过程还有各个小的不同阶段。如青少年这个过程有上小学、中学、或大学各个阶段。当然在各个过程及各阶段都会有变化，呈现出的现象也不同。不论是生理方面的变化还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变化，外部的或内在的变化总各有其特点，绝不会一成不变，始终同一的应该从动态中了解一个人各种不同表现才有可能准确、全面反映这个人的实际，也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识人问题上要能看到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邹忌用他和城北徐公比美这件事来启迪齐王。他知道自己并不比徐公美，可是问自己身边的妻子、妾和朋友时，他们都说自己比徐公更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妻子爱自己，妾怕自己，友人有求于自己，出于各种原因，有意无意地歪曲了事物的真象。这里指出了三人都说自己比徐公美是共同的，但说美的目的又是不同的，而结果都是一样的一一歪曲事实真象。
在一个人才结构中，各人才因子之间最好有一种相互补充的作用，包括才能互补、知识互补、性格互补、年龄互补、综合互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研究、攻关项目是需要体现多边互补原则的，这里既有知识互补又需要能力、年龄等方面的互补。这样的人才结构，在科学上常需“通才”领导，使各个人才因子各得其位，各展其能，从而和谐地组织在一个“大型乐队”之中。
国外的研究认为，一个经理班子中，应有一个直觉型的人作为天才军师。有一个思考型的人设计和监督管理规程，有一个情感型的人提供联络和培养职员的责任感，并且最好还有一名冲动型的人实施某些短期的任务。这种互补律得到的标准和结果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从而实现人才群体的最优化，识人时不能不认识到这一点。
事实也反复证明了人才结构中的这种互补律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可以产生十分巨大的互补效应。
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最基本的欲望就是食欲和性欲。这种最基本的生命哲学的目的在于：
1、现在存在。
2、永远存在。
食欲的目的在于维持现在的生存，性欲的结果在于繁衍子孙后代——即自己的复本，永远存在。
腹饥欲食，选择的目标就是食物。从性发育到性成熟，选择的目标就是异性。从生物分类学的角度讲，雌性与雄性几乎可以说是两种生物，以致于人类学家们常常把古人类化石的同种两性误认为是两个种。在生物学家的眼睛看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论据并不充分。所以，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二者不仅在生殖系统的结构方面有区别，而且在其它生理结构方面也是有一定区别的。但是，为了传种，为了生命哲学的第二目标——永远存在，男人的一半又不得不是女人，女人的一半也不得不是男人。即使不是为了第二目标，生理的“性张力”的解除也是有一个彼此需求的要求。更为深刻或极端的说法，男女混杂的生活与工作气氛要远远胜于孤性群体的气氛的效果。显然，其效益恐怕是倍加的。当然，这里完全排除任何狭义的性行为的。
彼此需求的结果，就是此方在彼方中进行选择，彼方也同样要在此方选择。选择的结果就构成了一种暂时的、或长期的，或永久的集合体。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搅拌水泥时的掺沙子。我们认为这就是互补效应。互补需求导致互补效应，互补效应导致倍加效益。
因此，不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在工作、学习、生活、交际的时候，都要注意有意识的运用互补效应原理。
同是，互补效应原理，在觅友倾向中，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一种不自觉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人们在交朋友的过程中，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遵循着取长补短的原则。例如：一个胖子喜欢和一个瘦子在一起活动；一个身材宽胖的男人，喜欢找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为朋友；一个大大咧咧的汉子喜欢找一个严谨文雅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