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个霸主，他之所以能称霸，主要原因是他知人善任，大胆提拔才智之士。他从宁戚所唱的歌中，便知是“非常之人也”，及与交谈治国称霸之道，宁戚所论使他深为敬佩，便决定重用之。
群臣见宁戚初来便重任之，认为如此用人不够慎重，主张调查其人确是贤才重用之，这是一用人的准则，无可非议。而桓公用人却有他独特的见解，他主张不要调查也有他的理由：因为是人总有缺点，査出他的缺点将使人忘记他的大优点；而人是难以十全十美的，主要用的是他的长处。齐桓公已发现宁威有辅佐他治国称霸的大才，他就不想计较他过去的小缺点了。
事实证明，桓公没有知错宁戚，他任用宁戚负责农业方面的官职后，“垦田创邑，壁上殖公，尽地之利”，使农业生产大大发展了，国家日富，民裕兵足，为桓公称霸奠下了经济基础。
有人向宋仁宗推荐柳三变，仁亲问：“得非填词柳三变乎？”答：“然。”仁宗说：“且去填词。”柳三变因不得志，日夜纵游娼馆酒楼间，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明·杨慎《艺苑雌黄》）柳三变，即柳永，崇安（今属福建）人。憬进士。他以词名闻天下，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仁宗重礼教，深斥浮艳虚薄之文，他看了柳永《鹤冲天》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由于仁宗不喜欢柳永的词风，所以有人向他推荐柳永时，他要柳永“且去填词”。由于不被赏识，柳永更放荡不羁，在下层混迹终生潦倒，死于旅中，由他所钟情的歌妓们集资埋葬。
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这是他对仁宗不用他而半开玩笑地发泄其怨气，但仁宗要他“且去填词”；也可以说是用柳永之所长。正因柳永仕途不得意，一生潦倒，才能接触现实和底层人物，故其填词能填出人间的真情实意，对宋词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他的词因来自民间，能反映现实生活，且情景交融，音律谐婉，语言通俗，很得人们喜受，在当时流传很广，相传“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柳永自封“白衣卿相”，这是他以其特有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对科举制度的嘲弄。如果柳永官场得意，得任卿相又如何？以他这种浪子词人的气质，估计不会做出多大政绩，而让他“已去填词”，终于填成一代大词人。用才，不一定让他当官，应根据其所长，适合干什么就让他于什么，这样才能发挥他的所长，而有所贡献。让柳永“且去填词”不是能说明这个道理的最典型例子吗？
“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这是诸葛亮提出的了解、识别人的方法之一。了解、识别人的方法很多，采用通过拨弄是非挑拨离间来了解其立场。这种方法与我们平常所说的无是生非，无中生有，在张三面前说李四的不是，在李四的面前说张三的不是一样，是一种激将法。什么是激将法？简单地说，就是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用反面的话激励别人，使之下决心做什么事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一般来说，激将法有如下几种：一是“明激法”。就是针对对方的心理状态，直截了当地给以贬低，用否定的语言刺激，刺痛之、激怒之，使之“跳起来”，从这激将的过程来观察识别对象的真正的志气和志向。《三国演义》中，周瑜企图假借曹操之手杀掉孔明的时候，孔明仍然采用激将法，揭穿周瑜的诡计。当孔明欣然同意接受劫曹操粮草命令时，对鲁肃说：
吾水战、陆战、马战、车站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止一能。公等于陆地能伏路把关，周公瑾但堪水战，不能陆战。”鲁肃将此言告知周瑜，周瑜愤怒地说：“何欺我不能陆战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万马军，往聚铁山断粮道。”肃又将此言告知孔明，孔明将问题挑明，并从抗曹大局出发，笑对鲁肃说：“公瑾令我断粮者，实欲使曹操杀我耳。”这里，孔明正是利用周瑜的自尊心，好胜心强，不甘落后的虚荣心，故意夸耀自己，贬低周瑜，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是“暗激法”。就是不就事论事，而采取隐晦，旁敲侧击的方法去激励下属，刺激下属，或有意褒扬第三者，暗中贬低对方，激怒起下属下定超过第三者的决心，从而达到促使下属努力工作，完成任务的目的。
三是“自激法”。就是一味地褒扬对方光荣的过去的状况，而不提及其现在，无形中就否定了下属现在的工作，从而激励起对方改变现状的决心。
四是“导做法”。激将法不能只采取简单的否定或贬低，而要“贬中有导”，既能激励他的意志，又要指明其奋斗方向。
在识人过程中，采用“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要注意分寸。“反话”容易使人泄气。所以，采用这一识人方法时出发点一定要正确。不是为了整人去挑拨是非，而是为了选拔人才，用是变非，非变是去激被考察者的志向变化，观其在是非曲折中能否承受这样的考验。如果受了一点委曲，被误解就破瓶子破摔，这样的人是成不了大材的。应该有大将风度，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穷之以辞辩以观其变”（《三国志·蜀书·邓芝传》），诸葛亮正因此而赏识秦宓之才而重用之。当刘备伐吴时，秦宓就指出：此非伐吴之时必将不利，后果如其言，此显示他有才智。邓芝与吴连和后，吴派张温来蜀，回时，诸葛亮设宴与之送行。张温此人自高自大，看不起蜀中人士，谈话中显得很傲慢，他与秦宓谈话，一开头便轻蔑地问：“君学乎？”宓反驳说：“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温又问：“天有头乎？宓答：“有之。”温问在何方也？”宓答在酉方。诗云：‘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问：“天有耳乎？”宓答天处高而听卑，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温问天有姓乎？”宓答有。”温问：“何姓？”宓答：“姓刘。”温问：“何以知之？”宓答：“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温问日生于东乎？”宓答：“虽生于东而没于西。”虽非诸葛亮“穷之以辞辩”，但张温提出一连串难题，且步步追问，而秦宓不假思索，顺口而出，对答如流，且方辞妙绝，非有超人才智，哪能如此，秦宓前有预见刘备出师不利之明，今又能随机应变如此，诸葛亮深佩其才，便将他从益州别驾调到中央枢纽升任大司农。“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诸葛亮正以此而重用姜维。姜维投奔诸葛亮后，诸葛亮与之谈话，从各方面考察其德才，甚赏识其人，此时维才二十七岁，就封他为阳亭侯。诸葛亮写信告知丞相府长史张裔、参事蒋琬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成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说：“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
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勤见主上。”不久又升为中监军征西将军。姜维后果如诸葛所料，“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成为蜀汉后期的中流硪柱，尽忠蜀汉。（《三国志·蜀书·姜维传》）“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说的是通过询问计谋来了解其学识。学识的多寡对识人关系极大。有识，才能看准方向，选好治学道路，不走大的弯路，不走错路。
对此，许多着名学者均有论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芬奇说热爱实践而又不讲求科学的人，就好像一个水手走进了一只没有舵或罗盘的船，他从来不能肯定他在往哪里走。”这里，实际上讲的是“识”的重要性。达·芬奇把无识而又热爱自己事业的人，比做划无舵之船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抵达成才目标？科学家牛顿也说过，“无智识的热心，犹如在黑暗中远征”。英国着名哲学家、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讲得更透彻跛足而不迷路能赶过虽健步如飞但误人歧途的人。”
政治生活领域中的识，还包括对自己周围环境的认识，善于驾驭各种环境，不致为各种人生道路上的风浪所埋没，丧失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这一点历史上不少有为之士，都有所阐述。中国历史上出过两个才华横溢的人，一个是贾谊，一个是苏东坡，这两个人的个人遭遇差不多，苏为宋人，贾为汉人，所以生于后的苏东坡一方面对贾谊的早逝表示惋惜，一方面又可以对贾谊的得失评论一番。苏东坡在其所着《贾谊论》中认为，贾谊的主要缺点和失败之处在于“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什么这么讲呢？历史记载，贾谊20多岁就受到汉文帝的赏识和重用。可是“高标而见嫉”，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开始说他的坏话了。文帝听信了一些议论，就将贾谊贬出京城。遭贬之后，贾谊抑郁寡欢，32岁就忧愤而死。苏东坡评论道：如果贾谊善于团结绛侯、灌婴等老臣宿将，争取他们的支持，他的那套革新措施，就比较容易顺利通过了。这是贾谊缺少见识的第一点。
政治家的识，表现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洞悉，对人民意志和人心向背的真切了解。1881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论敦斯拉夫大会的贺词中，就预见了俄国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将导致“俄罗斯公社的建立”。1887年，恩格斯又天才地预见了德意志当时进行的战争将导致世界大战：那时将有八百万以至二千万个兵士互相撕杀，而把整个欧洲吃得干干净净，饥荒遍地，瘟疫横行，一打打的王冠滚落到街道上来，从而造成工人阶级最终胜利的条件。历史完全证明了恩格斯预见的正确性。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林彪发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同志则指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巳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曰，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科学家的识，表现在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和科学发展方向的预见。中世纪思想家布鲁诺，坚持哥白尼的“日心地动”学说，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他被判处以火刑。当被问到他要去那里时，他说到威尼斯去，到罗马去！最顽固最反动的宗教堡垒还在那里。只有在最凶恶的敌人面前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我最后的战场应该在那里。如果只有火才能唤醒沉睡的欧洲，那么我宁愿自己被烧死，让从我的火刑堆上发出的光照亮这漫长的黑夜，打开那些紧闭的眼睛，将人类引进光明的真理的殿堂。”表现了为科学而献身的卓越胆识。1947年，美国科学家N·维纳等人就指出：“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巳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指明了边缘学科将蓬勃发展的趋势。
“再现历史英雄人物，不是轻而易举的。作者除去学的修养，还要有识的修养，学识浅薄，如何创造英雄人物？在创作准备上，识力不高，则应辅之以学。如研究历史，考察地理风俗，采集口碑遗迹，像司马迁做的那样。司马迁写了刘、项那样的英雄人物，全从周密的调查研究人手，然后以白描手法，自然出之”。“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六十多年前，湖南省文家市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中，中共地下党员、校长陈世乔在给同学们讲解“勇”字的含义‘勇’字，形容士兵的忠诚、勇敢、刚强不屈，这才是一个好儿男的阳刚之气……”。这次讲课，给一名叫杨世峻的学生巨大的触动，为了激励自己也成为一名为国为民的勇士，他改名“杨勇”。
杨勇一生百战沙场，最能体现“勇”字精神的是将军身上的5处伤痕。
1933年10月，红三军团40师14团在中央苏区的绚口与敌遭遇，双方都措手不及。“狭路相逢勇者胜”。
团政治处主任杨勇，冒着弹雨，带头冲人敌群，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展开了。突然，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中央穿破了头皮，血很快流到面颊、颈部，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敌人落荒而逃。战后，杨勇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挂上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同时，头顶也留下一块永久的纪念——两公分长，不再生发的弹痕。
大军压境，炮声隆隆。长征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湘江战役拉开了帷幕。蒋介石为围追堵截红军，设置了4道封锁线，湘江是最后一道。由何键统领的近40万大军利用湘江屏障，阻拦8万红军。在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J红军误人蒋介石精心设计的铁三角合围圈。蒋介石得意叫喊：“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在这次战役中，担任红40师团政委的杨勇率部执行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重任。炮火纷飞，血肉横飞。数十倍的敌人蚂蚁般地涌来，一批战士倒下了，又一批战士牺牲了。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又壮烈殉国。敌人再次潮水般涌来，杨勇杀红了眼，一块弹片飞来，钻人他的右大腿，他咬牙一把将弹片拔出，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冲出堑壕，战士们随其而上，疯狂的敌人“退了潮”。两昼夜的血战，10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使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从此，杨勇的腿部也留下了一块“湘江战役纪念章”。
1935年1月，在长征路上的土城战斗，给杨勇打上了第三块战争的烙印，也是他负伤最重的一次。土城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了土城所有的有利地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临战场指挥，10团政委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一发无情的子弹从他的右腮穿人，从唇部钻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似喷泉，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杨勇昏倒在血泊中。土城战斗，原以为敌人4个团，实为8个旅9个团，我军伤亡惨重。后来，军委命令停止攻击，避实就虚，西渡赤水。这次伤愈后，杨勇脸上留下的弹窝，30多年后，才由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用手术刀治愈。
古人的识人之道有其独特之处。“醉之以酒以观其性”，不失为一种好方法。通常人们一般认为酒后爱发脾气的人，喜欢和别人吵架的人，不醉的时候肯定是好脾气，是好好先生。其实，这种见解是再荒谬不过的了。实际上，酒并不颠倒人性，或者在人们心里制造本来并不存在的情感，它只是撤去理性的岗哨，从而迫使我们显出种种丑态——而在清醒时刻，我们总是有办法掩饰过去。酒不过是加强和更加激动了我们的感情(通常总是涌在心头而未暴露就是了）。所以三杯老酒一下肚，人的各种性格——爱生气的，多情的，慷慨的，柔和的，贪婪的，就会格外清楚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