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听命，便捧起了甄氏的头。甄氏面对曹丕，顿首低眉，惊魂未定，以巾拭泪。曹丕还在甄氏抬头之际，便惊得呆住了，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前这个女人真是太美了！颇有文才的曹丕竟不知该怎样形容她的美貌，只觉眼前仿佛闪耀着一片光华，震颤着他的心灵。就在曹丕痴痴呆呆的时候，甄氏也渐渐定下心来，略微抬起双目，瞟了面前这位青年将军一眼。只见他英气勃勃，却又沉稳自信，不觉下意识地和丈夫作了一番比较，心里感叹：真是位青年英雄。甄氏这么一瞟一思，内心的恐惧渐渐消逝，重新恢复了平素的端庄娴雅，便大大方方地向曹丕请了个安。曹丕定下神以后，立即步出袁府，恰好碰到曹操派来接袁氏家属的将士，便向他们命令道：“不准人内，待我报请丞相！”
曹丕驰马拜见曹操，提出迎娶甄氏的要求。曹操对甄氏也是早已属意，城一破，他就立即下了保护袁府，不准任何人入内的命令，意欲得到甄氏，不料还是被曹丕抢先了一步。事到如今，也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了曹丕的请求。甄氏的命运，从此便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曹操治家很严。妻子卞氏非常贤慧。甄氏来到这个家中如鱼得水，她孝敬公婆，取悦曹丕，爱护弟妹，施恩于下。
卞氏的身体不很好，一犯病，就很长时间卧床不起，每当这时，甄氏总是侍候身旁，不离左右。公元211年，曹操证讨割据西北的韩遂、马超，卞氏随军前往。大军到了孟津（今河南省），卞氏犯了病，只得留下来。消息传到留居邺地的甄氏耳朵里，甄氏十分焦虑，寝食不安，不断派手下人去问安。几批问安的人回来后都报告说，夫人的病已经好了，而甄氏却不信：“夫人在家的时候，老毛病一犯，总要一些日子才能治好。这次怎么这么快就好了呢？这一定是为了安慰我，才命令你们这么说！”心里便越发焦急。最后，卞氏从孟津给她写了亲笔信，说病确实好了，甄氏这才放下心来。
等到大军回到邺地，甄氏就急忙去拜见公公、婆婆。她远远望到卞氏的确很健康，便高兴得流下泪来，在和卞氏谈起当时的忧虑时，又止不住地硬咽。忽悲忽喜，忽喜忽悲，把卞氏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左右个个随着啼嘘不巳。好一会儿，大家的心情才平静卞来。卞氏端详着甄氏，疼爱地对曹操说：“真是个孝顺媳妇啊！”曹操平素就很欣赏甄氏的为人，此刻看她如此动情，心里不停地感叹：德貌双全，确实难得。
甄氏比曹丕大5岁，又是再嫁之妇，但曹丕却一意宠爱甄氏达十几年之久。这当然与甄氏的美丽非凡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甄氏有一套完络曹丕的本领。甄氏丽质天然，但是她从不在众多嫔妃中树敌，越是得宠，她越注意谦损自己。嫔妃之中，有谁得了宠爱，她不仅当面劝勉，而且在曹丕面前也时时褒奖；对于那些得不到宠幸的，她就亲自去安慰开导，并且借宴会欢悦的时候，向曹丕进言：“黄帝帝业稳固，后代昌盛，原因就在于妃妾多、子孙多，殿下也要广求名媛淑女，使枝叶繁茂，根基牢固。”甄氏的这一套，特别合曹丕的心意，得到了曹丕的赞赏，同时，也在后宫树立了声望。
甄氏嫁给曹丕的第二年，便生了一子，即后来的魏明帝曹睿，以后又生了一女。甄氏对两个孩子非常慈爱，而曹睿因异常聪明，也深得曹操的喜爱，曹操总爱把他带在身边。建安二十二年，曹操东征，卞氏、曹丕、曹窨兄妹皆随军前往。甄氏因病，留守在邺。过了一年，大军才回来。卞氏手下的人见甄氏身体健康，精神很好，就觉得奇怪，问甄氏：“夫人您和子女别了一年，您不思念他们吗？怎么您的精神看上去这样好呢？”甄氏笑着回答说思念是思念的，但孩子跟着祖父、祖母出去，祖父祖母亲自照料，我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甄氏这番话，说得非常得体，既取悦了尊长，又不失情理。
从建安九年到建安二十二年，经过13年的共同生活，甄氏彻底赢得了曹家的信任和好感。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为魏王太子，确定为曹操的继承人，甄氏也被立为太子夫人。建安二十五年春天，曹操去世，曹丕即位为魏王，甄氏正式做了王妃。这一年的十一月，曹丕废了汉献帝，篡汉自立为魏文帝，但是，甄氏却未被立为皇后，她的命运，进人了最后的悲惨阶段。
从建安二十年开始，曹丕对甄氏渐渐有了嫌弃之意，只是曹丕为人阴险，并未有所流露。曹丕嫌弃甄氏的原因，是他觉得甄氏妨碍了他争夺三位。
从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奉汉献帝定都许昌以后，曹操便始终控制着朝政大权。建安十八年五月，汉献帝诏命曹操为魏公，建国魏。七月，在邺建立魏社稷宗庙。建安二十二年，进封曹操为魏王。此时的汉献帝完全成了一个傀儡，只剩一个皇帝的虚名了。谁都知道，天下巳是曹家的天下，而不是刘家的天下了。
随着曹家地位的稳固，曹氏内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也愈来愈激烈。曹操共有25子，长子曹昂已死在征战中。有资格争夺太子位的，只有3人：论龄，以曹丕为长；论才华，以曹植为最；论战功，以曹彰为着。但曹彰只有匹夫之勇，缺乏治国之才。曹丕、曹植则不同，二人都有雄才大志，身边又各有一班谋士幕僚，都具备继承王位的能力。按照封建礼制，曹丕为长，自当立为太子，但偏偏曹操宠爱曹植。曹植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从小就能诗善文。成年以后，文名盖世。建安十六年春天，曹操与其家属共游新建成的铜雀台，令他们兄弟吟诗作赋，以试其才。曹植出口成章，作了脍炙人口的《登台赋》。辞藻之华美，文采之飞扬，令曹操赞赏不已。有时曹操故意给他们弟兄出难题，别人往往一下子答不上来，曹植偏偏能应声而对，聪颖明显超过其他弟兄。曹操本意是想立曹植为太子的；但顾忌于礼制，同时也有一些大臣反对，才使得他犹豫不决。
曹操宠爱曹植，想立曹植为太子，曹丕心里一清二楚。同时，他心里还念念不忘另一件事：建安九年攻破邺城时，曹操也曾想得到甄氏，又亲眼见甄氏到了曹家之后，深受父母的喜爱，所以他老觉得自己迟迟不能被立为太子，除了曹植得宠外，也与当初自己先一步娶了甄氏触违了曹操有关。
因此，曹丕心里既忌恨曹植，又迁怨甄氏。偏偏甄氏生性贤淑，对于兄弟之争采取不偏不倚，毫不介人的态度。本来甄氏对弟弟妹妹，从来都是爱护体贴、感情笃厚的，而对曹植的文才，更是赞赏。曹植对嫂嫂，也是非常敬重，叔嫂关系很好。甄氏对曹丕陷害曹植的一些做法，很看不惯，加上她严守妇道，从不干预国家政治。所以她不仅不是曹丕争夺继承权的助手，反而是一个不利因素。又恰在这时，后宫里的另一位妃子郭氏和曹丕的阴险性格很合拍。她看准了曹丕的野心，就不断给曹丕出主意，造舆论，帮助曹丕争夺继承权，越来越博得曹丕的欢心。经过数年的争斗，曹丕终于如愿以偿，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天，被立为太子。
曹操死后，曹丕即位为魏王。在此之前，他还不敢公然冷淡甄氏，怕得罪曹操，影响他得到王位，现在，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便把甄妃撇在一边，一味宠幸为他夺取王位出过力的郭妃、李贵人等。甄氏此时也看透了曹丕阴险残忍的为人，既不满他冷淡自己，也不满他迫害曹彰、曹植的行为。
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禅让”，登上了皇帝宝座。登基以后，他想立郭妃为皇后，但甄妃是嫡妻，甄妃所生曹睿又是长子。废嫡立庶，废长立幼，这种违反封建礼制的做法对于刚刚即皇帝位的曹丕，是个大忌。
更何况自己能继承曹操的王位，当时振振有词的理由就是遵从礼制，此时更不能违反这个原则。这样，甄妃越发成了曹丕的眼中钉，曹丕更加冷淡她，于脆把她扔在邺城，自己在洛阳，根本不和甄妃见面。
甄妃遭到这样的待遇，心里非常痛苦。虽然怨恨曹丕，但将近20年的夫妻，使她仍然眷恋曹丕，忠于曹丕，为抒发自己的情怀，她便作了一首《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韭；莫以麻集贱，弃捐管与蒯出亦复苦愁，人亦复苦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
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
在这首诗里，甄妃抒发了自己被弃后“独愁常苦悲”的痛苦心境，也表达对曹丕的忠贞感情，流露出强烈的身世之感。然而，也惹出了大祸。
权欲熏心的曹丕，在郭氏的蛊惑下，正在寻找除掉甄妃的机会，这时，他看到了这首《塘上行》。20年的夫妻恩爱，他全抛脑后，以他的文才，也应看得出此诗中甄妃对他的深厚情怀，但他置之不顾，抓住待中有“怨言”，迫令甄妃自尽。在千般愁情、万般绝望之下，她含恨死去，终年才40岁。
曹丕和郭氏，逼死了甄妃还不解恨，不仅不按王妃的礼仪去安葬她，反而用米糠填塞死者的口，并故意让人把死者弄得披头散发，草草下葬。美貌贤淑的甄妃，其结局，竟是这样悲惨！
甄妃死了以后，郭氏立为皇后。曹丕因为逼死了甄妃，便对曹睿也放心不下，他命令曹窨做郭皇后的养子（郭后无子），试图培养曹睿对郭后的感情。但甄妃死时，曹睿已17岁，他知道母亲是被逼死的，所以不仅对郭后爱不起来，反而怀恨于心。因此也受到曹丕的猜忌，一直未立他为太子。有一天，曹丕去打猎，曹睿随行。忽然发现一只母鹿带着一只小鹿。曹丕张弓搭箭，瞄准母鹿射去，母鹿应弦而倒。曹丕指着惊慌逃窜的小鹿命令曹睿：“快射！”却不见曹睿开弓，只见他流着泪对曹丕说：“父皇巳经射死了它的母亲，臣儿我不忍心再射死孩子！”曹丕听了，不由得放下弓箭，沉思良久。这事过后不久，曹丕决定立曹睿为太子。就在这一年，曹丕去世，曹睿即位，称为魏明帝。
魏明帝即位后，立即追溢甄妃为魏文昭甄皇后，用葬皇后的礼节重新为她安葬，并为她立了宗庙，诏告天下，盛赞甄皇后的美德。接着，又追封自己的外祖父、甄后的父亲甄逸为敬侯；封自己的舅舅、甄后之兄甄严为穆侯；并让自己的表兄甄像袭承敬侯的爵位。不久，又给了甄像散骑常侍的高官，并领职伏波将军、射声校尉。甄像死了以后，继续让甄像的儿子甄畅继承侯爵。甄家其余后代，被封为列候的还有七八人，连甄后的母亲、嫂嫂也都受了册封，甄家终于复兴起来了。
唐高宗时的奸臣李义府很善于伪装自己，他虽然非常奸佞，但在外表上，却给人一种颇为柔顺、谦恭的感觉，与人说话也总是面带微笑，而把阴险狡诈和偏私妒嫉藏着于心。凡遇不顺心者，皆加以中伤陷害。这样的口蜜腹剑之人，更带欺骗性，也更具危害性。久而久之，朝野皆透过面纱看清了他的真实嘴脸。称他“笑中刀”。因其“以柔而害物”，故又称他为“人猫”。
李义府因得宠于高宗和武后，攘取威柄，就愈加胆大妄为。洛州有一女子因罪被关押在大理寺。李义府闻其貌美，让大理丞毕正义将其释放，他要纳其为小妾。大理卿段宝玄闻听此讯，马上向高宗奏明此事。高宗便令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审问，弄清事情真伪。李义府黔驴技穷，为了防止事情泄露，便逼令毕正义自缢于狱中，杀人灭口。高宗内心明白，却装糊涂，不问其罪。侍御史王义方明知弹劾李义府会祸及自身甚至连累其母，但在其母的坚决支持下，还是挺身而出，上奏义府于辇翁之下，擅杀六品寺丞；就云正义自杀，亦由畏义府威。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讲且当廷大声斥责李义府退下，李义府则左顾右盼，若无其事！义方再三斥责，李义府见高宗沉默无语，只好退出。王义方当延宣读了弹劾李义府的奏章。高宗本想息事宁人，没料到王义方居然揪住不放，十分恼火，不但不问李义府的滥杀之罪，反说王义方毁誉大臣，言辞不逊，将其贬到外州做司户。
李义府“诛弃骨鲠大臣”，何止王义方一人？显庆二年（657年），李义府进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加太子宾客，封为河间郡公。这时，他与礼部尚书许敬宗秉承武后旨意，诬奏侍中韩援、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图谋不轨，贬韩援为振州刺史，来济为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觐。”又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柳爽为象州刺史。这些太宗朝以来的重臣，优国忧民，维护朝纲，是李义府等人行其奸佞的绊脚石，所以相继被贬。
奸佞之人，大都亦是贪得无厌之辈，擅于结党之流。李义府也不例外。显庆三年（658年），得宠于上的李义府，将其诸于、甚至婴儿，都封列为官。如此荣宠豪贵，李义府仍不满足。“唯贿是利”，他与其母、其妻及诸子“卖官市狱，门口沸扬”，足见其贪婪之至。同时，李义府不惜施用各种手段培植亲信，多树朋党，其势可“倾动朝野”。
李义府如此得意志形，胡作非为。自然要惹起一些朝臣的不满。中书令杜正伦，乃一元老重臣，对李义府的所作所为甚是厌恶；李义府依仗恩宠，也不把杜正伦放在眼里。杜正伦便暗地与中书侍郎李友益商量，想要设法搜集李义府的罪证，然后将其除掉。不料，李义府却得知了这一消息，便来个恶人先告状，想要反诬杜正伦。于是，俩人在高宗面前争辩不休，相互指责。
高宗虽然宠幸李义府，无奈杜正伦乃太宗朝重臣，又言之有理，然而高宗又不想光处罚李义府，便各打五十大板，对双方都做了惩罚：贬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为普州刺史。当时朝中舆论支持杜正伦，而武后则偏袓李义府。高宗做出这样的决定，表面上看是“两责之”，实际上只是对杜正伦的惩罚。因为，李义府本该惩处，贬为刺史就算高抬贵手了；而杜正伦刚正进谏弹劾奸佞，理应受到赏赐，却反遭贬滴，岂不是黑白颠倒？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杜正伦死在了横州，而李义府不到一年又官复原职。显庆四年（659年）八月，高宗诏令李义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余官封如故。
这其间，朝廷内部发生了一次大变动。唐太宗皇后之兄长孙无忌，因反对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深为武后所怨。武后伺机陷害长孙无忌。经过一番谋划，许敬忠诬告国舅长孙无忌乃“今之奸雄”，意欲谋反。于是高宗将其舅父长孙无忌放逐黔州，其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等被除名，流放岭南。同时还斩杀了贬在外地的韩援、柳爽等，受牵连的大臣达十多人。就连中立不言的燕公于志宁也被贬为荣州刺史。这是武后势力对唐朝元老派的一次毁灭性打击。从此，朝权进一步被宫中势力所控制。没有这个变故，李义府官复原职恐怕不会如此之快。经过这个变故。李义府重人朝廷也就更加胆大妄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