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自己掌管的人、财、物，为自己谋私利，甚至搞权钱交易，索贿受贿。只要能塞满自己的腰包，哪管百姓死与活？什么党性原则，什么人格、国格，统统被置于九霄云外。或者，只注意本单位的局部利益，不注意整体利益。表面上不是为自己，实际上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这是第十种。
领导集体中个人主义的特殊表现还可以举出一些，但较为突出的有以上十种。
个人主义表现尽管五花八门，千差万别，但究其实质，都是从一己私利出发，其核心都是“私”字作祟。从历史渊源看，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但万变不离其宗，私字却始终贯穿其中。就阶级属性而论，个人主义一产生，就打上了剥削阶级深深的珞印，被各种剥削阶级所推崇。
领导集体中个人主义表现极其有害。它是烈性腐蚀剂，无时无刻不在腐蚀领导者的灵魂，瓦解着领导集体的斗志；影响着领导集体的团结，甚至直接导致领导班子的裂变，它是高效隔离层，隔离了领导集体同人民的密切联系，离间着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人为地制造出干群之间的种种矛盾。流传下去，害人害己，祸国。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领导集体中的个人主义的特殊表现仅是在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的领导者身上有所表现，领导者的多数和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对人民负责的。即使那些已经沾染了个人主义恶习的少数领导者，其中多数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去掉这种恶习的。固执错误，坚持己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是有的。不过，这只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对此，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姑息养奸，除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外，最好将他们一清了之。这样，领导集体中个人主义的地盘就会大大缩小了。
识人莫偏心，心偏则难分好坏。
心偏，看人必偏，难分好坏。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间，历代王朝都把天下作为一家之私产，其继位都是从皇帝的嫡系中选择，且一般以长子继承，据说立幼废长将起内讧，因此，长子继承制大都为统治者所遵循，即使长子昏庸以至是白痴、二流子，也非他莫属。为了使其后继者能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切办法和手段，为其继位扫清前进的道路。如谁想染指，即使他是亲人而有才能，也要除之而后快；尽管他没有罪，但欲施之罪何患无辞。在中国古代，木知有多少人因此而冤死！古代号称贤明的君主，也不能摆脱这种愚蠢的选择，为了使自己的血统——亲生儿子能登上王位，儿子虽昏庸无能，也非选他不可，至于他能否治国、安民，在所不顾，在接班人问题上，是如此不明，如此不知人！
中国历代王朝，自开国君王之后，统治者大多昏庸无能，使人民大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继承制是造成这种祸害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刘封，原罗候寇氏的儿子，长沙刘氏的外甥，刘备到荆州时因无嗣便养封为子。刘备取蜀，那时刘封已二十余岁，他有武艺，气力过人，每战必胜。蜀地平定后，刘封被任为副军中郎将。刘备任蜀降将孟达为宜都太守，命他率兵攻上庸，又恐达难独任，便派刘封去统领达军。上庸太守申耽投降，刘备仍让他任上庸太守，任其弟申仪为西城太守，升任刘封为副军将军。关羽围攻樊城、襄阳，要求刘封、孟达率兵来助，封、达以山郡初附，人心未定，难以出兵为辞。关羽败死，盂达害怕刘备加罪，又与刘封有矛盾，便降魏。申耽、申仪叛变，刘封逃回成都。刘备斥责封侵陵孟达，又不救关羽。诸葛亮因刘封刚猛，恐“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刘备因此除之。于是，刘备赐封死，令他自杀。封临死前后悔说恨不听孟达之言！”
刘封虽有过，但不至有死罪，刘备杀刘封实是为阿斗继位扫清道路。这是因为刘封刚猛，而阿斗昏庸，阿斗继位，“难制御”刘封，这便是刘封被杀的原因。刘备是三国时的明主，诸葛亮是贤相，从正统思想出发，竟杀罪不应杀的人，这既是刘备的悲剧，也是封建制度的罪恶。
有何根据说刘封罪不应死？
一、不救关羽，虽可责备刘封，但即使去救也是无济于事，而关羽败死，刘备不能辞其咎。
关羽要求刘封相助时，吕蒙已袭荆州，关羽在曹、孙大军夹击下，加上吕蒙的攻心战，军心已瓦解，无心应战；且孙权倾师出动，以狮子全力搏兔之势迫击关羽，关羽已处于绝境，他的败死是不可避免的。而刘封、孟达所领上庸之军有限，前往相救也不可能挽回关羽的颓势。
关羽的败死，则与刘备的失策有关。诸葛亮的“隆中策”的战略决策是：占领荆益两州，然后分兵两路夹击曹魏。可是，关羽率兵直向宛洛，围樊城，水淹七军，降于禁、擒杀庞德，威震华夏，吓得曹操要迁都以避之，在此大好形势面前，在益州的刘备既不率兵出秦川以取长安，也未出见对关羽有所支援，始终是由关羽孤军奋战，一直到荆州被袭，关羽败走麦城被杀，刘备则安坐成都，毫无动静，这殊令人费解？
如果说孙权派吕蒙袭荆州是出乎刘备意料之外，也说不通。因为孙权为索回荆州，不仅派人几次交涉，且以武力相夺。如刘备得益州仍不交回荆州，孙权便派吕蒙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立即率兵五万下公安与之争夺，但因这时曹操取汉中，刘备恐其取蜀，只好向孙权求和，急忙率兵退回益州。孙权无日不在图谋荆州，刘备心里是明白的；荆州是处于曹孙夹攻之势，刘备也是清楚的。而关羽北伐是一件大事，胜败有关蜀国的兴衰；且孙权将会趁机会从后袭取荆州也是意料之事，以关羽的军力是难用“两个拳头出击”的。
而刘备对关羽北伐始终袖手旁观，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关羽的败死，刘备应负主要的责任二、刘封、孟达之间的矛盾，刘封是有过失的，但孟达的叛变％刘备对他不信任是主要的外因。孟达原是刘津的将领，归刘备后是立功的。对于降将，如不信任则不应置于前线，任为宜都太守，令他独当一面率军攻上庸，后又派刘封统领其军，这是刘备不信任孟达的具体表现，引起孟达的不安，加上不救关羽及与刘封不和，促使他下决心叛蜀降魏。当然，从内因来说，是因孟达是个反复小人。
三、刘封是员勇将，屡有战功。刘备任汉中王后，任阿斗为太子，刘封未见有何怨言。孟达曾以利害说刘封叛蜀投魏，刘封不为所动。申耽、申仪勾结魏叛变，他力不敌，而回成都，据他的表现，说明他是忠于蜀汉的。
刘备有“仁君”之称，也以知人善用得誉于世，为了巩固儿子阿斗尔后的统治地位，而不管儿子是个十足庸才，不择手段冤杀英勇善战的养子刘封。可见，一个人心私则暗，好坏不分。识人有私心，晋武帝立傻子而逼死有贤名的亲弟。
晋武帝生二十六个儿子，有八个儿子早死，长子二岁时死，次子司马衷是个傻子，也许是立嗣立长的缘故，他不从众子中选个精明的，却立这个傻子为太子。这位司马衷傻到什么程度呢？据《晋书·惠帝纪》记载：司马衷听到虾蟆声，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有人答道：“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有一年，天下饥荒，百姓饿死，他说：“何不食肉粥？”他就是这样傻得令人发笑。他当太子，朝廷上下都知其不能理政事。武帝为了证明太子有才能，他对太子进行考试，不叫太子来，而是召集东宫的属官，叫他们提出策问，然后派人将试题送到东宫让太子对答。太子不可能对答，她的妻子贾妃是个很利害的女人，当然心照不宣，便请人代答，由太子抄写好后，送给武帝。武帝看了很高兴，并给东宫属官看，以显示太子才能过人。尽管武帝弄虚作假，朝臣心理是明白的，司空卫璀想请武帝废太子，但不敢明说，有一次在宴会后，瑙假醉，跪在武帝座前说：‘‘臣欲有所启。”武帝说公何言耶？”瑙想说几次都说不出口，却以手抚着武帝的宝座说：“此座可惜！”武帝悟其意，因装糊涂说：“公真大醉耶？”璀就不敢再说了。
在武帝晚年，朝臣内外见太子如此傻，都主张由武帝亲弟司马攸继位。司马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晋书·齐王攸传》记载：司马攸和武帝都是司马昭所生，因昭兄司马师无子，以司马攸为嗣。司马攸少而聪慧，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犊，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其祖父司马懿甚为器重。武帝代魏后，司马攸被封为齐王，他协助武帝统军治国抚民，甚得官民爱戴。中书监苟勖侍中冯沈是以善于阿谀奉承武帝而得升官，司马攸甚憎厌他俩为人。勖等因攸得朝望，如由攸继位，将祸及己，故趁机对武帝说：“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武帝问：
“何故？”勖说：“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有征矣。”貌也说：’陛下遣诸侯之国，成五等之制者，宜先从亲始。亲英若齐王。”勖、就二人的谗言，正合武帝意，于是便下诏令司马攸到封国去。攸知勖、钒谗谄，气得成病。他因病不能到封国理事，便要求去守太后陵墓，武帝不许。武帝派御医去诊视，请医知其意，都说无病，因而耽误了医治。攸病加剧，武帝仍下诏催他启程。攸不能不人辞，攸虽病，因素重仪容，强自打起精神朝拜，举止如常。武帝更信其无病。攸辞出，过了一夜，呕血而死，时年三十六。
在立嗣上，封建统治都是极端自私的，不管是贤愚，所立的都必须是自己最亲的血缘，又因固执于立嗣立长的传统，故使像司马衷这样的傻子继位，而逼死有贤名为众望所归的亲弟司马攸。如果由司马攸继位，晋朝历史将重写。由于司马衷继位，他不能理朝政，权力由其皇后贾南风所操纵，她胡作非为，引起“八王之乱”，使中国大分裂达286年之久，由于武帝选接班人不当，当时给人民带来的灾祸是罄竹难书的。
常言道，不要昧着良心说话。办事情，识人用人，总应凭着良心。
良心是包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最核心的灵魂，隐藏在这么深的位置，现在竟有人把它取出来作交易。
华君武那幅插着“收购良心”广告牌的漫画。三轮车的装载斗里还真装满了被收购起来的良心呢！
看来卖买良心的人还不少。电视台、杂志社，把一些名人、美人“收购”去大作假广告。出版商把一些作家“收购”去写不堪人目的黄色作品，大量向社会倾销。
陷害忠良的，让坏人、恶人“收购”去作伪证。
良心可以用来作买卖，可见我们社会的商品交易是多么的“发达”哟！
人体好些是成双成对的，手有两只，腿有两条，眼有两个，耳有两片，唯独良心，有一个，要是把仅有的一颗良心给卖了，那还称得上人吗？，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人的“良知”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者皆为“心”。
因此，朱熹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三”）这四种“心”又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德”之所本。
恻隐之心，是“仁”之本，即“二人”之间的同情心的意思，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所以说它是“中国式”的，因为这种“二人”之间的“心”仍然是互相以对方的“身”为关注对象。例如，孟子用来论证“人皆有恻隐之心”的例子是：凡人看见一个小孩子将落入井中，心中总会立时出现恻隐之心——因此，是对“肉体”消灭的不忍（这种“心”，全世界任何地方皆会有，可以说是人类的通性）。此外，中国人的这种“侧隐之心”还表现为：看见一个人“孤苦伶仃”（尤其是失去了依恃的老年人或孤儿），会感到可怜。因此是对不经由自己选择而没有了“二人”间照顾的人之不忍。这种“身体化”与“人情化”的人道主义是很局限的。因为，中国人既然在人情不到之处就毋需“做人”，所以基本4：就缺乏“人类”观念，而倾向于把“非我族类”都当作“鬼”。自然，种族主义在任何国家都会有，例如，美国有歧视黑人与墨西哥族的现象，但是，社会上总会有大规模的运动起来反对这样做。然而今日的香港也有歧视绿印者与菲律宾人之举，却除了一二个接受西方文化意识的人写写文章之外，并不见有大规模的人权运动起来仗义执言。此外，在中国这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里，对脱离常轨的个体行为也是没有同情心的。因此，这种“身体化”与“人情化”的“侧隐之心”，是仅仅同情“跟大家一样”的人，而不同情个体化的特异表现。
甚至可以说，是以用“心”去关怀人的“身体化”需要的方式，来抹杀个体“灵魂”的需要。
至于“羞恶之心”作为一种世俗性的制约的功能就更为明显。朱熹对孟子所谓的“羞恶之心”如此注解：
“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所谓“耻”，即受到“人言可畏”的制约，而自己对人之“憎”，也是憎其“无耻”，因此，仍然是缺乏一种比世俗更高层次的人情制约。而所谓“不善”，也只可能是越出了社会常轨的“不好”。“羞恶之心”是“义”之所本，而“义”就有“合宜”的意思，即去符合一些渠道化了的社会义务，例如：
君臣之义，父子之义，等等。
作为“礼”之所本的“辞让之心”就更明显地是“二人”关系中处处以对方为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做人”方式。这种“礼”自然与渠道化了的人际关系——例如尊卑、长幼、亲疏、内外——有关。
至于作为“智”之所本的“是非之心”，就是知道该与不该之“心”。这种该与不该也是由渠道化了的人情关系（即“名份”）决定的，所谓“是非”仍然是人情的是非，而不是指抽象的原则。例如，一个人受了“自己人”
的照顾，而又去“吃里扒外”，就是“是非不明”的“不该”。因此，这种“是非之心”又是很特殊化的。如果中国人越出了自己的小圈子去顾及“大义”，那就牵涉到“大是大非”的考虑了。然而，这仍然困于自己对扩大了的人情磁场的“心”，因此依然是感情化的。事实上，在中国人之间，这种对是非之‘知”，往往是指：是否“感”到别人对自己的好坏，如果别人对自己“好”，而自己这一方连好坏也感不出的话，就变成了“没有良心”。
例如，如果一个女的对男的有“心”，甚至还以照顾男方身体的方式去表露，男方不能做到“以心换心”，有时也可能会遭到“你这个人没有良心”，而与是非有关的“对”与“不对”，又总有在“二人”关系中，自己这一方是否“对得起”对方的意象。
识人莫有嫉妒之心，这是因为人才的竞争不容嫉妒伴行。竞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追赶式的竞争；另一是拽拉式的竞争。这两种竞争运作形态、运作方向是不一样的。追赶式的竞争，表现为“你行我比你更行”，它通过奋斗去超越别人；拽拉式的竞争，表现为“你行我不让你行”，它通过拆台来搞垮别人。
有人说，外国人之间的竞争是你行我比你更行，中国人之间的竞争是你行我不让你行。对前者，我没专门考证，但对后者我看大有表现。
你一旦生富，他就眼红，妒火中烧；你有了才华和成绩，他就在那儿说风凉话、泼冷水；你要被提拔任用，他就站出来横加指责，甚至造谣中伤。这样使得竞争者每前进一步，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步履蹒跚。
中国人为什么在竞争中，要互相拆台，“不让你行”呢？恐怕源于嫉妒的幽灵作祟。
国人啊，什么时候摆脱了嫉妒的束缚，形成了“你行我比你更行”的竞争状态，那我们这个民族就真正大有希望了。
成为卑下心灵的奴隶，并且备受其折磨的是嫉妒。
嫉妒不仅使别人痛苦，而且使个人烦恼，属于自己的天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