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打击报复。因此而促使当时一些质直之士上书指陈时弊。有的甚至不怕触犯皇帝，犯颜直谏。说明，古代一些君王为方便进谏所采取的措施虽然有限，却也是有效的。现在，我国各级领导对尊重民意，征求批评意见普遍比较重视，所采取的鼓励批评的措施较之古代更加有效，更加完善。普遍建立了信访机构、监督机构，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的“进言”批评。但是，还不够，有关工作人员的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对群众批评意见的处理上，还需更加认真、及时、慎重。
容人之正即对部属或群众的正义之言、正义之行，尤其是触及到领导者本人利益的凛然正气，能够给予理解和支持。容人之正对扶正祛邪、养成良好的政治风气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领导者严肃法纪、以身作则的显着标志，是鼓励正气、勇于批评的重要方面，是事业兴旺、人心所向的重要体现。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能否容人之正，不仅反映其本人的思想水平、政治素质，同时也反映其领导下的单位或地区的社会风气和管理水平。
容人之正一般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容人“伤尊”。尊严，是每一个领导者普遍看重的东西，而且，随着职务的上升，愈加看重。甚至在某些时候，伤利可以，“伤尊”不行。容人“伤尊”，就是在部属出于正义而伤害自己的尊严的时候，能够给予理解和支持。史载：蒙古国通事杨维中参与一案件，大臣耶律楚材按法拘捕了他。窝阔台汗很器重和信任杨维中，知此事后大怒，差人将耶律楚材绑起来。窝阔台“既而自悔，命释之”。楚材不让人替他松绑，声色俱厉他说：“老臣备位公卿，辅佐陛下处理国政，陛下下令捆绑我，是因为我有罪，那就应该明示百官，让他们知道我罪在不赦；现在又轻易地要以无罪释放我，如同戏弄小孩一般，假如国家有大事，难道也能这样办吗？”在场官员听后大惊失色，以为楚材大祸将要临头了。可是，窝阔台仔细想了想，认为楚材说得很有道理，并当场承认了错误：
“联虽为帝，宁无过举耶？”窝阔台汗身为国王，当众受责，其尊严可谓尽失。可是，他能理解正义之责，不惜屈尊认错，确为明君之范。公元前158年，匈奴侵犯中原，汉文帝接到边防告急文书，即命将军用亚夫等三人各率一军分驻细柳、霸上和棘门，成鼎足之势，守卫长安。汉文帝为鼓舞将士斗志，亲率文武大臣巡营慰劳，他去了霸上和棘门以后，又来到细柳。只见军营旌旗鲜明，士兵各持兵器，严阵以待。汉文帝车队来到军营门外，就听到站岗的士兵命令“站住”！只见弓箭头将箭搭在弦上，单等一声令下，就要开弓放箭。汉文帝的侍卫高声喝道：“天子驾到！”站岗士兵也高声回答：“军中只听将军令，不听天子诏。”汉文帝立刻派出使臣，拿着皇帝符节，请站岗的士兵验证过，进入军营传谕周亚夫，周亚夫这才传令放行。军营的士兵又对赶车的人说：“将军有约，军营不准跑马，违者依军法处置！”汉文帝只得传谕步行。汉文帝进入军营后，周亚夫全副戎装，站在军帐门前迎接，只行军礼，说：“铠甲将军不能跪拜，准许我向陛下只行军礼。”汉文帝慰劳毕走出大营，周亚夫马上命令关上营门，严整如故。文帝随臣对周举动非常吃惊，而文帝却非常赏识，一月之后，便拜周亚夫为中尉，甚至在病重之时，嘱咐太子刘启重用周亚夫。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去军营劳军，不用红毡铺地、夹道欢迎已很“无视”，何况叱责有加、令其趋步而行？其尊严巳尽。可汉文帝视若自然，很是理第三章刚柔鉴附录
解，百般赏识。天下君王若如文帝，何愁贤才不尽力而效！
二是容人伤亲。在一般情况下，亲情重于友情，友情重于同事之情，同事之情重于君臣之情，可见亲情之重。所以，伤亲即如伤我，非一般人所能容。但是，如果“伤亲”伤得正义、合理、有据，作为领导者——亲情的关系人必须给予理解和支持。东汉初年，有一次，大司马府中的一位年轻人违反军纪，依法当斩。于是监察军纪的军市令祭遵不以自己官职卑微，也不顾这位年轻人乃是刘秀的眷属，依法将其处决。刘秀听罢大怒，将祭遵逮捕下狱。主簿陈副认为：“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祭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陈副之言使刘秀恍然在悟，他原有了祭遵，并提升其官职，号为“刺奸将军”。意为专门除暴去恶的将军。亲人被斩，刘秀发怒，可见其亲情之深；而一旦理解其正义之后，不仅宽宥，而且予以重用，又可见其气度之恢宏。
容人伤尊与容人伤亲是容人之正的两个主要类型。作为一个领导者，只要具有主持正义，办事公道，容人之正的气度，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表现出来，也必能深受部属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