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
“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晃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祖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设想到出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诛杀晁错，并能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作主。”说毕，瞪目而视，再不言语。
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他听了袁盎这番活，令他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越发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仍另有他图。当即对袁盎说：“如果可以罢兵，我何惜一人而不能谢天下！”
袁盎听后，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老手，为了避免景帝日后算帐，他先把话栽实，让景帝无法推委责任。袁盎郑重地对景帝说：“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显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巳。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袁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晃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晃错忽听呼呼的敲门声，急忙看时，原是中尉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人朝；晁错惊问何事，中尉只称不知。晃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晃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巳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巳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呢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宣告中处，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惟晃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拿来。景帝命巳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晃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曰，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巳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晃错，恐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
景帝听罢，低头默然。
袁盎来到吴国议和，吴王当然不许，反把他囚禁起来，好在他宁死不降，总算有点气节。后来经人相救，逃回长安。诛杀晁错一事虽由袁盎提议，却是景帝一手定办，又兼袁盎拒不降吴，不便加罪，景帝只好让他照常供职。
晁错不仅是替罪的羔羊，还是用来祈祷平息叛乱的祭品，他死得确实冤枉，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在封建官场的残无人性的争斗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人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得粉碎。
晁错的悲剧也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家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大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决不会长期立足于汉廷，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很不牢靠的！
当然这决不是说人应当圆滑诡谲，了无棱角，而是从把事情做好这一角度出发的。拿削藩为例，如果渐行其道，分割削减，而不是骤然削封，逼迫各诸侯团结一致对付皇帝，恐怕不致于激成一场害国害民的叛乱。
西晋白痴皇帝惠帝上台后，凶杆的皇后贾南风专权用事，引发了西晋政权固有的重重矛盾，一场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使两晋政权仅剩的一点生气，消耗殆尽，王室的内乱，朝政的腐败，益发使天下人心怨愤不已。匈奴刘渊乘势起兵，建立了汉国（传至刘曜时史称前赵），揭族人石勒也聚众起兵反晋，投拜刘渊，封为辅汉将军、平晋王、安东大将军，所领军队成为刘渊政权中的一支骨干势力。他利用独领军权的机会，企图谋就自己的大业。在长期作战之中，他先后灭除了自己的政治对手王弥等人。
永嘉之乱之后，并州刺史刘混和幽州刺史王浚，成为中原一带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割据势力，石勒有心统一北方，于是采用谋臣张宾建议，舍弃晋北中郎将刘演据守的邺城，进占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以此为立业基地，把消除不利于自己建业的王浚、刘琨作为主要目标。
石勒占据襄国不久，广积储粮，积极修备，引起王浚的敌视。永嘉六年（公元311年），王浚勾结鲜卑首领段疾陆眷，围攻石勒，石勒闭门示弱，暗中出奇兵突袭，一举俘获鲜卑军首领之一段末丕，然后放俘示好，使王浚联合鲜卑攻击自己的企图落空。
石勒与鲜卑结好之后，开始图谋消灭王浚、刘琨，第一步先计划把首鼠两端的王浚诛除，于是问计谋臣张宾，张宾说：“王浚表面上称制南面，做晋朝的大臣，实际上怀有僭逆之志，企图废晋自立，可是担心四海英雄不能相从，他想得到您，就如项羽想得韩信，将军威振天下，举足轻重，如果用谦恭之辞、丰厚之礼折节迎逢，必能使其上当。”石勒采纳了张宾的建议。建兴元年（公元313年）十二月，石勒派舍人王之春、董肇携厚礼到浚处拜见，表示臣服。所呈上表中写道：“石勒本是小小胡人，因遭世局饥乱，四处流离屯守，流串冀州，不过想互相聚集保存性命罢了。现在晋室天祚沦亡，中原无主，殿下出身尊贵的名门望族，四海尊崇，能作天下帝王的人，非您莫属。石勒所以起兵诛讨凶暴，正是为了殿下驱除乱贼强寇而已，希望殿下应天顺人，早早登位。石勒愿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请殿下体察我的心愿，把我当作儿子一样看待。”
王浚此时正为鲜卑、乌桓离叛自己，手下属官百姓不苛残暴纷纷逃离而苦恼，见到石勒劝进表，虽然心中欣喜，但开始还有怀疑，对王之春说：“石公是一时的英武豪杰，占据赵、魏旧地，与我成鼎峙之势，怎么向我称藩呢？”王之春赶紧巧言相劝：“殿下出身尊贵，势达于胡人、华人地区，自古以来胡人中有辅佐君主的名臣，却没有出帝王。右将军因顾虑帝王自有天道气数，非智力才能所能取得，即使强取，也未必为天人所承认，犹如项羽虽强，但天下终归汉朝。石将军相比殿下，犹如月亮之于太阳，所以鉴于前朝史事，归身殿下，这是石将军的远见卓识远远超过别人的地方，请殿下不要相疑。”王浚听后心中大喜，纣王之春、董肇为侯，予以重金酬谢。
石勒为消除王浚的疑虑，还重金贿赂王浚的左右枣嵩等人。王浚的邵属游统，当时镇守范阳，此时暗地里派遣使者到襄国，想依附石勒，石勒令杀死使者送给王浚，王浚遂真心相信石勒忠诚依附自己。
建兴二年（公元314年）正月，王浚遣使者偕王之春到襄国，石勒令藏起精兵锐器，留下老弱残兵接待来者。使者出示王浚的信，石勒虔诚向北作拜后才敢接受。王浚送来的尘尾，石勒假装手不敢拿，悬之墙壁之上，朝夕叩拜，以示尊敬。他对使者说：“我没见到王公，见赐物如见公也。”又令董肇遣表王浚，约定三月中旬亲至幽州尊奉王竣为帝。又给王浚的心腹枣篙去信，请求担任并州牧、广平公。王浚的使者返蓟地回报王浚：“石勒目前情形兵弱势寡，输诚之心无二。”王浚非常高兴，更加骄纵懈怠，对石勒不再戒备。
石勒从返回襄国的王之春处详细询问幽州的政情，得知王浚刑政苛酷。赋税劳役频繁扰民，忠贤人士相继远离，夷狄胡人离心谋外，去年洪水灾后，幽州百姓无粮可食，王浚不思赈赡，反而屯积居奇。所属已是人心失散，皆知其将亡。而王浚自己却若无其事，毫不察觉，甚而把自己看作比刘邦、曹操还要高明。于是，石勒决意攻伐王浚。
石勒虽然下令军队作攻伐王浚的准备，但对同为晋室将领的刘琨非常顾虑，担心刘琨乘自己袭幽州时，进攻襄国。为此迟迟不发进攻命令。谋臣张宾为之献计，认为应该出奇制胜，不能拖延时间。还说“刘琨、王浚虽同列晋朝大臣，实际矛盾重重，如果我们遣使去信，送人质请求停战，刘琨只会为我们的顺服和王浚的灭亡而高兴，肯定不会援救王浚而背后袭击我们。”石勒听张宾说完，不由心喜，说：“我所未想到的事，张右侯都已决断，我还有什么可以犹豫迟疑的呢？”
石勒一边遣人送信刘琨，表示自己忠心晋室。刘琨见信，果然被欺骗迷惑，按兵不动；那边石勒亲率轻骑，举火把连夜行军，奔袭幽州，很快到达蓟城城下。大军过昌水的时候，王浚的部属孙伟本想阻拦，却被有心依附石勒的游统阻拦。王浚一心等待石勒来蓟城尊奉自己称帝，令部属宰杀牛羊，布置宴会；三月初三日，石勒喝开城门，令前锋赶放数千头牛羊进城，声称是向王浚献礼，实际是堵塞街巷，防避城中伏军。王浚至此时才感到情况有异，开始坐立不安，刚想布置防御，可惜为时已晚，石勒领兵人其住地，王当众被缚。石勒命部下押其到襄国，中途王竣投水自杀未成，结果被士兵拉到襄国，斩其首级向汉主刘聪报捷。擒住王浚的时候，石勒指着王的鼻子痛骂：“你身为晋朝大臣，手握重兵，位居其他朝臣之上，却坐视朝廷倾覆，不去援救。还想自尊为天子。又专任奸诈小人，虐待百姓，残害忠良，祸害遍及燕土，真是凶恶叛逆，自取死亡。”
王浚被杀，刘琨才知上了石勒圈套，不得不上表晋室说：“东北八州，石勒灭了七个，晋朝的州牧，只剩下我一个。现今石勒占据襄国，与我一山之隔2朝发夕至，各城堡为之震骇惊恐，我虽然心怀忠心和仇恨，却力不从心呀！”建兴四年，石勒率大军与刘琨决战，大败其部将韩据、箕澹，韩据弃坫城而走，箕澹轻骑逃脱代郡，晋司空长史李弘率并州向石勒投降，刘混进退失据，不知所措，投奔段匹单，后来被段所杀。石勒在河北的两个劲敌均被其用计各个击破，大兴二年（公元319年），石勒称赵王。咸和二年（公元329年），石勒灭前赵，‘兼并了关陇地区，建都襄国，称帝登极。
石勒是西晋十六国时期杰出政治家，是由奴隶逐渐晋升，直至做了后赵的皇帝，统一了曾经分崩离析、割据不停的黄河流域，他的成功不仅在于自己的军事征战，还得益于他成功的谋略，石勒灭西晋割据权臣王竣、刘琨，即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要除王浚、刘琨，同时攻击两个目标将会导致两人联手谋己，所以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先取王浚。王浚有野心，想自立为王，谋叛晋室，石勒就投其所好，上表称臣劝进，要尊其为天子，且想方设法消除王浚的疑虑，示弱兵于王的使臣，把游统派来的使者杀死送给王浚，明示自己的无二之心。以上措施终于使王浚完全放松了对他的戒心，石勒通过公开的以尊奉王浚为帝名义出兵，使王竣感到师出有名，乃常道也，不知常道之中，正隐藏了杀机。甚至石勒大军人城时，王浚还斥责要求防范石勒进攻的部下，说：“石公来是拥戴我的，妄说者斩首。”伪饰和好，上表称臣，使王浚懈怠戒备；遣使刘琨，呈信效忠晋室，造成刘琨麻痹，双管齐下，为成功偷袭王浚创造了好的条件，轻骑千里突袭，到达城下时，又以数千牛羊为诱饵，既可免王浚之疑，又防城中伏兵，可谓主意绝伦。王浚出府，来到中庭即被捆束手绑，也说明了石勒动手迅速敏捷，王浚被杀，刘琨孤立无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石勒大兵的到来，不过朝夕之间，其命运已定下，生死存亡只是时间问题，并州一失，最后刘琨逃到段匹单处，已是他人手中之物，自然不能成任何气候了。
丁谓是北宋真宗时一个有名的权臣，真宗时官升三司使，加抠密直学士，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封晋国公。他多才多艺，通晓诗、画、博穷、音律，正因为有才，被重才的宰相寇准推荐为参政政事，做自己的副手。丁谓又是一个性狡过人，善于附炎趋势的奸诈小人，真宗初年，权臣王钦若得势时，他专投王钦若所好，唯王是从。王钦若失势免宰相职后，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了寇准的相信。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他劝诱君臣封禅把神，从事虚诞邪僻之行。丁谓迎合君意，对当时朝臣皆不多言的建宫之义，极力怂恿。他对真宗说：“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宫崇奉上帝，有何不可！”宋真宗随即命他总管建宫之事，结果丁谓大肆铺张，不惜扰民害命，所建的玉清昭应宫，精美绝伦，工程中间稍有不合意处，即推倒重造，有关理财部门，丝毫不敢阻拦。为了建宫，他又令在南方大肆伐木，百姓服役者死亡无数，许多死亡者被诬指为畏罪逃亡，家中妻儿也被网织入狱。当时的朝官张咏为此上疏朝廷，要求杀丁谓以谢天下，说：“陛下不该修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天下之命，这都是贼臣丁谓诳惑皇上，请斩丁谓之头悬于国门，以谢天下；再斩张咏之头悬丁氏之门，以谢丁谓。”张咏以死相谏，反对劳民伤财修建宫观，却由于真宗的意愿，加之宰相寇准为其所骗，丁谓得以安然无恙。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冬，丁谓与曹利用同时出任枢密使，掌军机大权。曹利用与寇准有宿怨，早仇恨在心。丁谓本来由寇准所荐，得以进宫，但不久前因寇准当着群臣的面，对迎逢自己的丁谓表现的奴颜之相予以公开嘲讽，由此丁谓衔恨，于是与曹利用联手，共同对付正直的寇准。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宋真宗患病不能理政，皇后刘氏开始干预朝政。寇准曾铁面无私惩治了刘皇后的不法亲戚，刘皇后心中亦是恼怒万分，此时自己执掌权柄，自然要乘机报复，这样，在朝中形成了刘皇后、曹利用，丁谓和翰林学士钱惟演为核心的反寇准集团势力。宰相寇准见刘、曹、丁、钱势焰熏天，而宋真宗卧病在床，于是进宫私下建议真宗，要求他以社稷为重，传位给众望所归的皇太子，并选择真正干练的大臣辅佐朝政，并说：“丁谓、钱惟演乃奸邪小人，万万不可辅佐少主。”真宗当时病重，心有传位太子之意，对寇准的建议顿首同意，并要他布置准备。可惜因寇准豪饮酒宴，醉后走漏风声，事被丁谓得知，反而串通刘皇后，至真宗前诬告，说寇准是挟太子夺权，欲架空皇上。真宗被惑昏愦，忘了自己对寇准的嘱托，随即免寇准职。这年七月，把丁谓升为宰相职，丁谓上台，即排挤寇准，月内三黜，把他远贬道州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