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章帝准备下令有关官吏具办此事时，马皇后听到了以后，她赶紧下诏说：“说国家遭受大旱是朝廷不封外戚的缘故，这是别有用心的。人们是想讨得我的欢心，而求发财高升。成帝时候，王氏家族5人同曰俱封为侯，据说那天黄雾迷漫，却没有下过什么雨。武帝时，分、窦婴以外戚故宠贵，专横跋扈，到头来均得不到好的结果。所有这些，天下人都是知道的，因此先帝警惕，提防贵戚外家，不让他们担任国家重要的职务。给王子封爵，也仅仅只让他们有以前楚藩国、淮阳藩国一半的地盘。而且经常说，‘我的孩子不应当与先帝诸子在待遇上平等并列’。现在，你们怎么能把马氏家族与前代阴氏家族来相比呢！我身为天下之母，之所以衣着俭朴，食不求甘美，令部属只穿帛布衣服，不用香熏饰物，就是想自己亲自做出榜样，希望外戚亲属们见了，感愧而改之谁知他们只是笑着说我本来就喜欢节俭。前不久，我经过濯龙门，看到往外家拜访的人群，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熙熙攘攘，不可胜数。奴婢穿着绿色的臂衣，一色雪白耀眼的衣领衣袖。回头看我的御者，远远不及。我当时不加斥责，只是回宫后下令减少他们每年的俸禄，就是期望他们有愧于心，能够们心自省。但他们还是懈怠，没有忧国忘家的志向。知臣莫如君，何况我自己的亲属呢？再说，我又怎能上负先帝的意旨，下亏先人的德行，使国家遭致前朝那样的败亡之祸！”
章帝看到马皇后的手书，悲伤感叹，又一次请求说：“皇朝自建立以来，外戚舅舅以恩泽封侯，就像封皇子为诸侯王一样，是国之常例。您确实是心怀谦让，怎么令我唯独不加封舅舅呢？况且大舅已到高龄，二舅、三舅身体也都不好，如果有朝一日，天有不测风云，没有加封三位舅舅，会使我遗憾终身的！”
马皇后把章帝叫到自己面前，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让他挨着自己坐下，语重心长地说：“我考虑再三，思想两全其美。我怎能是想获谦让之名，而让你，背上不肯以恩泽封爵外家的名声呢！以前窦太后打算封景帝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丞相周勃说，高祖定下过法规，‘无军功，非刘氏不侯’。现在马家无功于国，我又怎能与阴后、郭后等王室中兴之后相比呢？我阅读史书，看到富贵的家族，禄位重叠，好像一年之内结了二次果实的树木，其根必有伤害一样，一定会败亡。况且人们希望得到封爵，不过是想上奉祭记，下求温饱而已。如今祭祀祖先的物品足够使用，衣食则国家供给了俸禄。难道还有什么不满足，一定要求封一县吗？我已考虑成熟了，这次不给他们封侯。你不要犹豫不决。最孝的行为是使长辈平安。现在国家遭受多次灾害，谷物上涨了好几倍，我日夜忧虑，坐卧不安。你怎么却能够避开国家大事不顾，先封外戚，违背慈母的心意！我一向性情刚急，胸中有气，是不可不顺的。如果天下阴阳调和，边境安宁了，你再来加封他们，我就只含怡弄孙，不再过问了的。”章帝没有办法，只好将加封舅舅之事搁浅。
建初四年（79年），国家谷物获得了大丰收，边境安宁。章帝于是不管马皇后同意不同意，封三位舅舅马廖、马防、马光为列候。马廖兄弟知道马皇后的脾气，遵守她的教导，都坚决地推辞不受，愿封为空有爵号而居住京城、没有封邑的关内侯。
马皇后知道了此事，乘辇即刻赶往朝廷，叫过章帝和马氏兄弟，大怒说道：“圣人因材施教，知道人的性情是不一样的。我青少年的时候，就仰慕古代名节卓立、千古流芳的人物，刻写他们的业绩于布帛，随时仰视，常以为自己的楷模。我立志向他们学习。为了这种志向的实现，我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现在人虽然老了，却更加警惕贪啬，不欲滥封我的亲属。因此，考虑降损他们的荣禄。居不求安，食不念饱。希望能坚持廉俭，不辜负先帝的心意，并用此来化导兄弟，一起实现远大的抱负。期望瞑目的时候，无愧于人生。哪里料到年老了，抱负却不能实现！百年之后，九泉之下我会遗恨终身的啊！”说完，她巳声泪倶下。
马廖等没有办法，只好要求退职回家，不再过问政事。章帝无可奈何，也只有批准。
马皇后还亲自撰写《显宗（明帝）起居注》，在书中，她有意不记载外戚的功劳。哥哥黄门郎马防，在明帝卧病期间，曾参预医药之事，勤勤恳恳，日夜操劳侍候。但在《显宗起居注》中部略而不载。章帝请求说：“黄门舅白天黑夜劳碌，侍候汤药一年之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史书不载，恐怕是做得太过分了吧！”马皇后回答说：“我不想让后世人知道先帝多次亲近后宫外戚。”她坚持不载，章帝也只好由她。东汉初，光武帝为了大力矫正西汉末期和王莽时期士大夫阶层朝秦暮楚，苟苟求荣的士风之弊，大力崇尚气节，鼓励人们名垂青史，为刘姓政权效忠尽力。他一登基，就派人到处探访王莽时的隐逸之士。活着的，他大相征用，委以重任；死了的，予以表彰，族显其节。如南阳人卓茂，西汉末为京部丞，王莽居摄，他称疾归乡里，不肯为王莽政权服务。更始立，以卓茂为侍中祭酒，他跟随更始至长安后，看到更始政治昏乱，又以年老为由请求离职归还原籍。光武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访求他，表彰其“束身自修，执节淳因，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因之能“名冠天下”。又封他为褒德侯。明帝继承了光武帝的传统，特别强调“孝梯”之行。如永平八年（66年），他为外戚樊、郭、阴、马4姓子弟置《五经》师，下令期门兵、羽林军，人人都要通《孝经》章句。其鼓励人们效忠大汉王朝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受这种政治空气的影响，马皇后对其祖先马何罗的谋反被杀，深恶痛绝，认为是奇耻大辱，玷污了马氏家族的门楣。她指令史官，把马何罗开除出马氏宗族。在史籍中，凡有记载“马何罗”、“马通”的地方，都一律改写为“莽何罗”、“莽通”。她对亲属中有谦让谨慎、广行仁义等美行的，就加以表彰；但有了一点点过错，就严颜厉色地加以训斥责备。如果有奢侈淫佚不遵守法规的，就与他断绝亲属关系，遣归乡里建初四年（79年）初，马皇后患病。六月，病情恶化。她不信巫祝小医，多次下令，禁止替她祷告和祭祀天地。她于病根之上，对马廖、马防、马光兄弟再三告诫说：“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封侯显赫，富贵荣华就像过眼烟云一般易逝，是不值得追求的。我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唯一的希望是你们能在后世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可不要违背先帝的旨意，不要辜负你父的教导！”说罢泪如泉涌。三兄弟赶忙答应，马皇后不久与世长辞，享年40岁。
汉文帝死后，太子启即位，是为汉景帝。这时，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多藩王势力逐渐强大，有了很强的经济势力和独立性。对于汉朝中央政权来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晁错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人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少社会磨练，“坐直升飞机上来”做官而造成的。
晁错原是太子家人，景帝即位后，由于晃错的对策言论很合景帝的心意，就被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由于晃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到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予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信显错，没有人敢与他发生顶撞，这也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宰相申屠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就心怀不忿，暗中寻找时机，想把晃错除去。晁错在这时也有点忘乎所以、胆大妄为起来。一次，晃错未经任何人批准，擅自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了太上皇庙的短墙。原来，晃错的署舍座落于太上皇庙的后边，如果从署舍去大街，就必须绕很长的圈子，如果能穿墙而过就方便得多了，这样，他就找人来开门拆墙。这件书让宰相申屠嘉知道，立刻令府吏草写奏章，说晃错未曾奏闻，擅自拆墙，实是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罪，按律当诛。有人闻知这件事，忙给晃错通信，晁错一听，真是吓得魂飞魄散，深夜中即跑进皇宫，去见皇帝。景帝本允许他随时奏事，这时忽然寅夜来见，不知何事，连忙召见。等晃错说明白，景帝却说无妨，尽管照办。
第二天上朝，申屠亮呈上奏章，满以为景帝会治晁错的罪，谁知景帝看后却淡淡地说：“晁错另辟新门以求方便，仅是穿过太上皇庙外墙，与庙无损。且早巳告联，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妒怒交加，吐血而死。景帝就让御史大夫陶青做丞相，让晁错升为御史大夫。晁错不仅未得罪，反更受宠，也就不思其他，只顾报效皇上了，好像朝廷对他绝对信任似的。
一般人在顺境当中，容易失去谨慎，晃错更是如此，他年轻气盛，接连升任真觉得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更想趁此机会做几件大事，一方面压服人心，一方面也是效忠皇上，于是，上书景帝，请求首先从吴国开刀削藩。其书大意说：当初高祖初定天下，诸兄弟年少，子侄也柔弱。所以才大封同姓诸王。齐国有七十余城，吴国有五十余城，楚国有四十余城，几乎把半个天下封给了他们。现在，吴王诈称病不朝，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特别赐予他几杖，这是最厚的仁德了。吴王本当改过自新，但反而更加骄横无礼。靠山冶铜锈钱，煮海水制盐，诱收天下逃亡的罪犯，阴谋叛乱。现在看来，削藩吴、楚等国要反，不削藩也要反。如果削藩，可促成他们早反，这样，其准备不充分，为祸就会小一些；如果不削藩，他们准备得充分了，虽反得迟一些，却是为祸甚大，不易平定。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这次晁错又提出来，他就把晁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慑于晁错的权势，没有什么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詹事窦婴，极力阻止。窦婴虽无很高的职位，但因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惧晁错，敢于抗言直陈。因有窦婴的反对，削藩之事也只有暂且作罢。晁错不得削藩，便暗恨窦婴。
不久窦婴就被免职。原来，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来朝勤见，窦太后又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梁王，所以，景帝也就曲承母意，格外优待自己的这个胞弟。母子三人同席而饮，景帝在酒酣耳热之际，竟说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梁王。窦太后听了很高兴。梁王虽口称不敢，心里也着实得意。这话偏让一边侍候的窦婴听见了，他跑上前来。直呼“不可”，并强迫景帝罚喝一杯酒，收回成言，结果弄得刘武、窦太后很不高兴。第二天，窦婴免官，窦太后也将他除去门籍，不准进见。
晁错见窦婴免职，就又复提前议，准备削藩，正在议而未决之时，正逢楚王刘戊人朝，显错趁机说他生性好色，薄太后丧时亦不加节制，仍然纵淫，依律当处死，请景帝明正典刑。刘戊确是不尊礼法，不敬长贤，荒淫无度，楚国的几位贤士如穆生、申公、白生等人相继离去。就是因为在薄太后丧事期间，他仍是偎红依翠，不思哀戚。太傅韦孟等人讽谏不成，都相引而去。现在被晃错抓在实处，不能不认。只是景帝宽厚，未忍加刑，只是把他的东海郡收归皇帝，仍让他回到楚国。
楚国既削，晁错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私自卖官鬻爵，削去了六县。晃错见诸侯没有什么抵制性的反应，觉得削藩可行，就准备向硬骨头吴国下手。
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削，便要起兵造反。当初刘邦封刘濞时，就曾告诫他勿反。刘濞是刘邦哥哥的儿子，刘邦曾带他证讨过陈稀，刘濞孔武有力，骁勇善战，军功卓着。平定陈稀后，刘邦就封刘濞为吴王，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皮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必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恐反。”惊得刘濞汗流决背。刘邦又抚其背说：“汉后50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吗？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现在，刘濞果真派使者联络胶西王、楚王、赵王及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一起造反。
吴、楚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和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
景帝一听到叛乱的警报，立即召集群臣商议，晁错平乱心切，居然不合时宜地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景帝问道：“我若亲自出征，谁来留守都城呢？”晁错说：“臣当留守都中。陛下应出兵荥阳，堵住叛兵，徐潼一带，不妨弃去，令他们自生骄气，自减锐气，然后一鼓可平。”景帝听后，未加理睬，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不久又接到齐王求援的告急文书，景帝想起窦婴忠诚可嘉，便派人持节前去征召。窦婴还记着前嫌，不肯受命，经景密一再督责，才拜命而出。
窦婴正要发兵，忽有故友袁盎来访。袁盎曾是吴国故相，到了晁错为御史大夫，创议削藩，袁盎才辞去吴相之职，回国都复命。晁错说袁盎私受吴王财物，谋连串通，应当坐罪，后来景帝下诏免除了他的官职，贬为庶人，袁盎故此时晁错怀恨在心。他见到窦婴说：“七国叛乱，由吴发起，吴国图谋不轨，却是由晁错激成的。只要皇上肯听我的话，我自有平乱之策。”窦婴原与晁错不睦，虽是同朝事君，却互不与语，听了袁盎的话以后，窦婴满口答应代为奏闻。
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条门路，才能奉特诏见到皇帝。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正如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拨饷的事，袁盎本想陷害晁措，在这种情况下，袁盎的言谈举止亦可奉为经典：
景帝见袁盎问：“吴、楚七国造反，您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并不显出庄重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怀。”
景帝有点着急，他不想听这种大而无当的理论，想听具体办法。又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若非计出万全，怎肯轻易发兵，怎能说不必忧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并不谈及实质性问题，而是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袁盎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不必忧。”
景帝真地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无用的话吗？”
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平叛。只是不得外人与闻。”
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
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说：“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不能听到的！”
说完这话，袁盎的心都吊了起来，如果景帝认为晁错不必趋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了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