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容人之隙应注意那些问题呢？容人之隙必须做到两条。一是不念旧恶，度外用人。度外用人是历代智能之士用人的一条重要原则。北宋时期杰出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范文正常言：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后能周大事。”曹操用人的一大特点也是度外用人，甚至连为袁绍写檄文，骂曹操为“赘阉遗丑”，辱及三氏的陈琳，也被重用，封为祭酒。因此，杨阜说曹操宽宏大量，“能用度外之人。”唐朝武则天时，胳宾王为徐敬业起草檄文，骂武则天“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读后仅是微微一笑，可是当读到“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马上问：“谁为之？”当她知道是骆宾王所作时，激动地责问：“宰相怎么能忽视这样的人才？”一边读着辱己檄文，一边赞赏作者之才，恨相见太晚，惋惜未遇之憾。足见武则天气度之大，胸怀之阔。如此容人之隙，何愁“江山”不保。二是以德报怨，厚施薄望。即不仅怨隙可容，而且施以“恩德”，给予关心和重用。唐代名臣魏征。曾经是李世民之政敌，李世民夺取政权后，宽宏大量，仍然重用了魏征，俗话说：“隙莫大于叛”，在一般情况下，叛我投敌之人“十恶不赦”，可是，汉高祖刘邦对于那些背叛过自己又重新回归之人，都能以宽厚之心容纳使用。如韩王信守荥阳时投降了项羽，后又逃归刘邦。刘邦不但没有杀他，反而“与信剖符，王颍川”；雍齿原是刘邦起沛时的一名属将，为刘邦守丰。不料他背叛刘邦，几乎使刘邦无立足之地。后雍齿再次回到刘邦身边，仍被封为地方侯，以至许多对刘邦心存畏忌、企图谋反之人都感动地说：“雍齿封侯，吾等无忧也。”从而平息了一场酝酿中的叛乱。
为什么度外用人，以德报怨会收到如此之效？因为它体现了一个“诚”字，而待人以诚却又是理解人、感化人的最重要的条件。
如果说，容人之隙尚为勉行，而容人之仇则更为不易。因为，“仇”者，必有你死我活之矛盾，杀亲灭族之仇恨，若能容之，其“量”何其之大。但是，反过来说，“大仇”尚能容之，则小怨小隙更能谅解，其震动之大，感召力之强，效果之妙，非一般用人措施所能及。
但是，容人之仇亦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它不仅需要极其宽阔的胸怀，而且需要远大的眼光，高尚的思想品质以及对人的深刻了解，尤其必须做到以下三条：
第一，以事业为重，以私仇为轻。古人曰：“私仇不及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的各种斗争中，尤其是政治斗争中，因各种原因而造成私人之间或家庭、家庭之间的各种仇隙在所难免，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必须慎重处理，若以私仇为重，感情用事，则必使公务原则紊乱，贻误事业发展；若能为事业为重，不计私仇，则必使“人心归我”，事业得人。据《三国志》载，宛城之战中，张绣率军杀死了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和大将典韦，曹操自己的右臂也在乱军中被流矢所中。后来，张绣听从贾朔的劝告投靠了曹操，曹操热烈欢迎张绣的到来，不仅没有报杀子之仇，而且还同张绣结成了儿女亲家，并拜他为扬武将军。张绣十分感激，他在后来的作战中，为曹操统一北方建立了汗马功劳。假如曹操以私仇为重，则必失良将，亦无统一北方的顺利发展。
第二，以长远为重，以眼前为轻。“大仇”当前，应首先考虑长远利益，切勿为眼前私仇所激，更不能因一时之激而轻举妄动，遗害事业发展，正所谓“小不忍必乱大谋”。汉光武帝刘秀在称帝之前，一度隶属于刘玄。一次，突然接到立有赫赫战功的长兄被更始皇帝刘玄因嫉谋杀的消息，禁不住捶胸顿足。这种打击，为一般人所难忍受，但是刘秀考虑到王莽未除，复汉事业未成，一旦与刘玄分裂，则兵力分散，必为王莽所灭，因而强忍悲痛，容刘玄杀兄之仇，亲赴宛城向刘玄谢罪，“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长兄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刘玄自感羞愧，只好封他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也因此而得生存，兵力迅速发展，终至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一统天下。假如刘秀不能忍悲容仇，一时激忿，兴兵讨伐刘玄，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王莽“新”朝灭亡，东汉王朝的建立。
第三，以理解为重，以成见为轻。处事谨慎的原则之一，就是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拿现在的话讲，就是多予理解。容人之仇也应如此，应考虑到事情所处的背景、条件，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如此而常常能使仇恨化解，宽容之德也必自然而生。春秋时期，有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位，着名的管鲍之交的主人公，便分别是两位公子的师父。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管仲曾半路拦截，射了小白一箭。小白继承王位以后，管仲归来，齐桓公（即小白）考虑到管仲当时“各为其主”，忠诚不二，给予理解，重用管仲，委其为相，管仲竭力报效，遂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唐朝武则天时，契丹经常侵扰唐朝边境，契丹名将李楷固和骆务整屡败唐军，杀死很多唐军将领。后来，他俩前来归降，许多被李、胳杀死的唐军将领亲友、大臣纷纷上书，请求武则天杀李、骆，报血仇，但是武则天听从狄仁杰建议，理解李、胳尽力事主的背景，以国事为重，抛弃个人恩怨，委以重任，派驻边防，边疆很快得到安宁。假如武则天不能理解李、骆，容人之仇，恐怕边疆仍有流血，难得安宁。
领导者若能做到以上“三重、三轻”，则必能胸怀宽阔，气量宏大，容人之仇也就自然形成。
尊严，是大多数领导者所看重的东西，失之不行，辱之不可。但是，世上恃才傲物者、刚正不阿者也为数不少，他们常常不把领导者的尊严放在心上，不把权力、地位放在眼里。因此，而使领导者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即能否容人之傲的问题。
所谓容人之傲，意即为了事业得人，而对那些傲视于己的刚正不阿或侍才傲物者予以宽容，或者热情接纳。然而，真正做到容人之傲却也不易。因为，容人之傲必须具备“纡尊降贵”的气量。《吕氏春秋》《下贤》篇曰：“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已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汉代张良曾游下邳桥上，有个老汉故意堕鞋桥下，要张良下桥拾取，张良强忍怒气为老汉拾鞋，并替老汉穿到脚上。老汉很欣赏张良的气量，于是送给张良《太公兵法》一书。后人苏轼就此事评论说：“倔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战国时期赵国的将军廉颇不服宰相蔺相如的能力和地位，多次在路上阻挡蔺相如的车子，羞辱蔺相如，蔺相如总是谦恭避让，以国事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以诚相待，使廉颇大为感动，负荆请罪，终于结成“刎颈之交”。
但是，真正做到“纤尊降贵”，必须解决一个对“良马难乘、良才难令”的认识问题。有些历来喜欢唯命是从的人，一见“傲慢无视”之态，怒气便油然而生，他们不懂得“良弓难能，然可以及高人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技艺超人，学识渊博的贤能之士，因其看事透彻，具有远见卓识，说话处事自有其独到之处，非同凡响，有时甚至态度生硬，口吐“狂”言，这种“狂”，不是无知，倒常常是能力的外露，是自信的表现，不仅不可怕，而且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甚至是可贵的，必须予以热情欢迎和容纳。闲居隆中的诸葛亮，虽“躬耕陇亩”，但常论晏婴，自比管（仲）乐（毅），高唱“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就是桃园三兄弟三顾茅芦，也是雪天跑空路，两次闭门羹。可见其“狂傲”到何等地步。但也正是这个“狂徒”，使刘备三分天下有其一，智慧超人，功勋卓着，名垂青史。
另有一种“傲”，即“含谏之傲”。这种“傲”是作为一种旁观者，明察秋毫，洞悉当权、当政者之弊，以“傲”为谏，诱其注意，陈述利害，以达其规谏、自荐之目的。春秋时，齐桓公领兵伐宋，一牧牛人，迎面而来不避让，鞭敲牛角，高唱：“……生不逢尧舜之时，贤才常穿粗布衣，喂牛从黄昏到深夜，漫漫长夜漆黑墨然。……”齐桓公听后，勃然大怒，令人把牧牛人抓来问：“寡人治齐，百姓安居乐业，诸侯宾服，草木茂盛，尧舜之时也不过如此，你为什么说‘生不逢尧舜’，‘长夜漆黑’？”牧牛人回答：“尧舜在世，不用自言，百姓信服；不用发怒，就很有威望。尧弃亲子丹朱，让位于舜，舜避于南河，不得已而继位。而大王杀兄得国，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怎能与尧舜相比？”齐桓公暴跳如雷：“匹夫出言不逊！”喝令斩首，牧牛人毫无惧色，仰天长叹：“桀杀龙逄，纣杀比干，今宁戚要与龙逄、比干齐名，排在第三了！”齐桓公见其不附炎趋势而临危不惧，念头一转，怒气顿消，笑对宁戚说：“寡人试汝耳。”于是委以重任，并以宁戚之责为戒。唐朝武则天时，贤士张嘉贞被召到洛阳，进宫叩见女皇武则天，女皇仍照从前接见小臣的习惯，隔着厚厚的绣帘，“垂帘与之语”。胆大的张嘉贞很为不满，跪奏日；“臣以草莱，而得人谒九重，是千载一遇也；咫尺之间，如隔云雾，竞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女皇听罢不仅不认为是狂妄，而且深感其诚，即命令：
卷帘！”“与语，大悦”，破格授以朝官监察御史。作为一代君主，容人之傲如齐桓公、武则天的确是很少，而在其“傲”中受责、从谏如流者更是凤毛麟角，大概这也正是齐桓、武后成为一代明君的重要原因吧。
当然，对侍才傲物者也应具体分析，如果是桀骛不驯，故弄玄虚，则应拒之于门外；如果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则应设法挫其傲气，使之认识“天外有天”；如果是确有真才，甚至是高才，则应不计较其傲态，礼待有加，委以重任。
容人，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容人之私，即对部属的私交、私利和隐私，不予干涉，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因为，人之为人，自有其独立的爱好、追求和社会交际，这是人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实际内容，既不可压抑，也不可缺少，更不可全部取消。存在是正常的，不存在倒是极不正常的，不仅作为上级对部属不可予以干涉，即使是父母对子女也不可予以干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私生活正常健康的发展，正是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取消这部分生活，必将导致人的畸形发展，必将产生变态或病态心理，这不仅伤害其本人身心，也将伤害工作和事业。
但是，不少领导者恰恰在这点上无容人之量，他们或者大肆宣传：“在领导和组织面前无隐私可言。恨不得洞察了解部属的一切；或者“教育”部属“以公司为家，献出一切”，其中包括献出个人的一切时间、一切精力及一切隐私；或者以“公”字衡量部属的道德和事业心，见私利，则大发雷霆，罪之为“私心太重”；见私交，则侧目而视，罪之为“拉帮结派”；见私隐，则眉峰紧皱，罪之为“心术不正”，恨不得部属把一切都交“公”，除了工作，别无其他才好。而某些领导者自身在强调“公”心的同时，却大发私欲，或则“权力不授，调资不漏，受贿唯恐不厚”或则“喝酒不醉、跳舞不累，钓鱼打猎全会”。不但如此，还常常冠冕堂皇地称之为“责任重则应报酬高”、“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合同敲于酬酢之间，生意成于舞乐之中”、“谢安敲棋，决战千里；我之闲乐，运筹成败”，而实质上恰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一方面显示了这些领导者的虚伪面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自命“品质端正，道德崇高”的某些领导者自身也是“食人间烟火”，私欲有求的。
当然，容人之私，不是说容人一切私欲，仅是指正当的、正常的、国家政策法律所允许的私欲，那种违法乱纪的私欲，损人利己的私欲不仅不容，而且要绳之以法，严加惩处。
那么，容人之私包括哪些内容呢？
一是，容人私交。即允许部属享受交友的权力、交际的权力、参加各种合法的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的权力。对此，领导者既不可“以己之交，强人之交”，亦不可“欲交必交我，欲从必从我”，更不可因自己的感情变化而“爱屋及”或“殃及池鱼”。
二是，容人私利。即允许部属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追求、交换、赠与各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利益，作为领导者既不可限制部属私利，也不可伤害部属私利，即便是部属在追求私利以及个人消费上有些缺点，只要不是违法乱纪，都不可横加干涉。当然，适当加以劝导是可以的。清时，胡林翼任湖北巡抚，官文为两广总督，督抚同城，权责难分。初，胡对官文私费挥霍，很有成见，拟纠参。但想到，督抚不和，非国家之福，且官文私费豪奢乃私事耳，便一改初衷，诚心结纳，遂以精细之用心，使内眷既如家人，更与官文相约为兄弟，真正做到交欢无间，相互援引，公情与私谊均极融洽。因此，他在抚鄂期间，能作到事权归一，而威震武汉，支援了曾国藩的东南战争。胡林翼的这种容人之私而顾全大局的态度，于今大有可鉴之处。
三是，容人隐私。世上所有的人，都有其各自的隐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隐私是人身权力的一部分，尊重别人的隐私，其实质就是尊重别人的人身权力。反之，通过各种手段窃取、了解别人隐私的行为，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作为一个领导者更应注意。当然，如果双方都乐于交谈隐私，那当别论。但是，如果以窃取别人隐私为乐，甚至作为败坏、陷害人的材料，那就应该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这种事如发生在部属同事之间，领导者应予以严厉批评和严肃处理，如发生在领导者自身，那他至少是已经失去了做人的起码条件，更失去了做领导的起码资格。
与容人之私类似，还应容人之爱，即允许部属有自己的爱好、爱情和追求。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自有其喜、怒、哀、乐、忧、愁、思；人，有表露的天性，露才、露欲、露爱、露憎，自是难抑；人，有追求的欲望，求知、求爱、求财、求利、求进取，不可遏止。所以，人在工作之外，必有各种爱好和追求；即使对于工作本身，也有其爱好和不爱好的区别。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希图取消部属的各种爱好，或者抑制部属爱好，或者把部属的爱好纳人自己爱好的渠道，那都是强人所难，都是极不公正、极不合理、极不可能的。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容人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