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连续作战。曹操保官渡，袁绍围曹操。过了一段时间，曹操的军粮快要完了，士卒又很疲劳，便写信告诉荀或征求意见，想回许都。荀或回信道：“现在军中粮少的情况，不如项羽、刘邦的成皋之战时的困难。那时刘邦、项羽都不愿意先退，先退者处于不利的形势。你用十分之一的士兵，坚持守护阵地，扼其要道已半年时间了。双方都很疲劳，谁能坚持到底，谁就能够得到胜利。这是比毅力的时候，机不可失。”于是，曹操听从了荀或的建议，继续支撑坚持。同时，又派一支奇兵袭击了袁绍的屯粮基地故氏、乌巢，斩了淳于琼等守将，袁绍只得退兵。这时许攸在邺城的家族犯了法，被留守邺城的审配抓起来关人狱中，许攸大怒，叛离袁绍投向曹军，颜良、文丑在战争中也被曹军杀死；田丰因劝说袁绍而被袁绍杀掉。
事情的发展，都荀或所料。袁绍终被曹军打败。
三国时期，曹、袁两军的官渡之战，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它是决定曹、袁双方命运的关键性一战。从表面上看，袁绍兵多将广，地盘大，物资丰富，有胜利的把握。而曹操兵少将少物资缺乏，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只决定于天时、地利，而更重要的是人谋。只在有了人才，并能合理使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就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就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曹操之所以能够在官渡之战中取得胜利，是与他善于识别、选拔一批年轻有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分不开的，而荀或正是这些人才中杰出的一个。他年轻、敏锐，知识渊博，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洞察力，富有谋略和远见卓识。因此，在官渡之战的每一阶段，他都能为曹操提出中肯而切合实际的建议，使曹操在关键时候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所以曹操在《请增封荀或表》中赞扬他说：“荀或提出的建议，使我军转亡为存，变祸为福，这样高超的计谋和异常的功绩，是我比不上的。从曹操的胜利充分说明，战争要胜利，事业要成功，政权要稳固，必须要有一大批既有胆识又有才于的出类拔萃的人才，必须善于使用这些人才。他们是事业兴旺发达的中坚，不可忽视。如果像袁绍那样骄横跋扈，猜疑贤能，胸禁狭窄，连一个才智出众、忠心不二的田丰都容不下，那么失败则是必然的。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唐太宗不听小人谗言而信任魏征的一段史实。记载说：
或告右丞魏征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彦博言于上曰征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贵。”上令彦博让征，且日：“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征人见，言于上曰：“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征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弄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连、比干，而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
上悦，赐绢五百匹。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向唐太宗告发右丞相魏征结党营私，唐太宗便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前去查办，结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温彦博对太宗说：“魏征作为一个大臣，行为不太检点，不注意回避嫌疑，以致受到没有根据的诽镑，这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唐太宗听后感到有道理，于是，又派温彦博去责备魏征，说：“从今以后，你应当十分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过了几天，魏征去见太宗，说我听说君主和臣子像人身一样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应当开诚相见。倘若主上和臣子之间互相戒备，有一段距离，不能开诚相见，专门在检点自己的行为上下功夫，那么国家的兴衰成败就难以预料了。因此，君主你124我检点行为的指示，实在不敢遵照执行。”唐太宗听后恍然‘大悟，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已经觉察到我说错了。”魏征叩头说：“我有幸为陛下办事，希望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让我做忠臣。”太宗奇怪地问：“良臣与忠臣不何不同？”魏征答道：“稷、契、皋陶都是良臣，良臣和君主同心协力，共享美名，国家因而兴旺发达。龙逄、比干都是忠臣，他们在朝廷上当面劝告帝王，指出政治上的错误，恼怒了天子而被杀害，国家也破灭了。这就是人们说的忠臣。”唐太宗听了，感到受益匪浅，十分高兴，便奖给魏征五百匹绸缎。
魏征关于“忠臣与良臣”的看法，是很引人深思的。历代忠臣往往受到奸佞小人的陷害，得不到君主长期的信任和重用，君主昏暗，人才遭难，其结果是“身诛国亡”，屈原、岳飞就是这样的例子。而为良臣的，多数是君主比较贤明，他们能够对人才识之、信之、任之，因而人才也有得以施展才华的机会。魏征不愿意当忠臣而愿当良臣，其实是提出忠告，希望唐太宗成为贤明的君主，能够信任人才，重用人才。唐太宗确实是一个贤明之君。当他听取魏征之言后能够察觉自己的过失而改正之，并能给良臣以真正的信任。这就是值得当今领导者加以借鉴之处。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唐太宗采纳魏征建议使国家渡过灾荒而逐步强盛的史实。
书中记载说：
元年，关中饥，米斗值绡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中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
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征再拜谢曰：
“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
“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唐贞观元年（626)，陕西关中一带发生饥荒，一斗米贵到值一匹绢的价钱；第二年，天下又发生了蝗灾；第三年，又遭大水灾。尽管连年发生严重的灾害，由于太宗勤于治理，设法救济，虽然老百姓流荡外乡到处找吃的，但是没有怨天尤人，社会也比较稳定。到了贞观四年（60)，风调雨顺，庄稼获得了丰收，流离失所的百姓都回到了家乡，米价也贱了，一斗米只卖到三、四个钱，犯罪的人也少了，一年终了只判处29个人死刑。老百姓生活有了保障，国家也安宁了，东到大海，南极五岭，晚上睡觉不用关外面的门，出外旅行用不着带粮食，一路上都能有饭吃。有一次，唐太宗对大臣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许多上书言事的人都说：‘皇帝应当独断专行，不要把权力下放给大臣。’又说：‘最好扩充军备，炫耀武力，用武力征服边疆的少数民族。’只有魏征劝我‘停止军备，提倡文教，这样国内就会安宁，边疆少数民族也会臣服。’我采纳了魏征的建议。”魏征听了，再次拜谢说：“打败突厥，海内安定，百姓康宁，这都是皇上治理有方，我算不了什么！”唐太宗说：“我能任用你，你又很称职，才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功劳哪能归我一个人呢！”唐太宗能够使国家渡过灾荒，并能逐步强盛，最后达到贞观之治，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不但选择了。像魏征这样的人辅佐自己，而且非常信任他们，在国家大计上善于听取魏征等人的正确主张。这说明要治理国家，搞好事业，不仅要广泛选拔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合理使用他们，正确了解他们，充分信任他们。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资治通鉴》中记述了唐太宗关于治理国家在于知人善任的论述。摘录如下：
上曰为朕养民者，唯中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唐太宗对他的君臣说为我治理国家，管理百姓，使天下能够国富民安的关键，在于都督和刺史是否称职。我常常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他们的政绩、功过都记在名字下边，无论我坐着还是躺着，都可以看得清清清楚楚，这样，在罢免或提升官吏时，心中就有数了。县令尤其接近老百姓，选人时更要审慎。”于是便命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自要推举可以担任县令的人，以便择优选用。
在贞观三年（628)三月的一天，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宰相，应当把广求贤人，选用官吏，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可是，近来我听说你们每天都忙于受理诉讼，批阅公文，陷在事务堆里，这样怎么能够帮助我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呢？”为了让宰相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选贤任能，唐太宗因此下了一道诏令：
“今后，凡尚书省的一般事务，可交给宰相属下的官员去办，只有需要让我知道的大事，才由宰相办理。”
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每天要处理许多军国大事，可谓日理万机，但是对选用人才治理国家的事能够时刻挂在心上，坐卧不忘，这的确是不容易的。唐太宗能够知人，重视选人，所以用人得当，有求贤若渴之心，因而身边人才济济，才创建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执政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劳动人民能够得以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下解脱出来，休养生息，逐渐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力。这一社会进步时期，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和祖国的统一与和平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建树这样伟大的功业，关键在善于用人。唐太宗认为，成大事者在用人，这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成功经验。正是鉴于这一思想，唐太宗在用人问题上坚持采取五种方法，即：一是气量宏大能容才；二是扬长避短巧用才；三是敬贤谅过真爱才；四是悉心关照护良才；五是平等看待无贵贱。这用人五法是唐太宗用人之道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取得事业成功的诀窍，很值得后人借鉴，尤其是值得今天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任的各级领导同志从中发掘闪光的东西，更好地为党的事业选好人才，用好人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唐太宗的用人五法，在《资治通鉴》中有详细记载，现摘录如下：
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喻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君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嫉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肤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贞观二十一年（647)六月，唐太宗来到翠微殿，对左右的大臣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虽然能够平定中原华夏，但是却不能使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服从。我的才能不及古人，而取得的成就却比他们大，自己不太明白其中的原因，请诸位直率地以实言相告。”文武群臣们都说陛下的功德比天高，比地大，千言万语说不完哪！”唐太宗说你们说得不对，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条：第一，从古帝王往往妒忌才能胜过自己的人，我发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个人做事，不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第三，人主引进贤良的人，喜爱得像要抱到怀里，黜退犯错误的人，恨不得把他推到深沟里去，我发现贤良的人，就敬重他，发现有缺点的人就怜惜他，使贤良的人和有缺点的人都能适得其所；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的人，明诛暗杀，历朝都有。我即位以来，对于满朝正直人士，从没有黜，责过一人；第五，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同等看待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因此境外部落都来亲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实行了这五条的原故。”正是由于唐太宗实践了上述五条用人标准和作法，才使唐朝政权日趋发民和巩固。
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唐太宗善用群臣的历史事实，记载说：
贞现四年七月，上问房玄龄、萧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不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从尽己意。”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太宗贞观四年（630)七月的一天，唐太宗问大臣房龄、萧说隋文帝可算什么样的君主？”两位大臣回答说：“文帝治理国家常勤勉，上朝处理政事，常常到太阳偏西，和五品以上的官员谈论国事，往往了下朝用膳，只好命卫士将饭食送来在朝廷上吃。虽然性情不够和善宽厚，称得上是励精图治之主了。”唐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帝不够明智却喜欢察问，不明智则看不清事情的本质，事事察问则易于猜忌，什么事都揽在手上，独自决断，这是不善于任用群臣来治理政务。天下那么广大，作为一个皇帝要日理万机，大事小事揽到一起，尽管一再劳神苦形，哪能样样都办得合情合理呢？群臣既然知道皇上只由自己决断，很难听得进他人的意见，那么虽然皇帝有过错，谁还敢据理力争进行规劝呢？这就是隋朝只经历了两代亡国的原因。我则不然。选拔天下的贤才取其所才，委以官职，让他们考虑治理天下的方针政策，需要报告我的事，先由宰相考虑成熟拿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意见，再告诉我。有功就给予奖赏，不罪就加以惩罚，这样一来谁敢不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呢？这样何忧天下治理不好呢？”于是，唐太宗给各个部门下了一道命令今后，凡是发现我下的诏书、敕命有不妥当的地方，都应当报告，决不能曲意迎合。”
一个人的才能和精力总是有限的，样样事情都亲自去动手，事必躬亲，怎么可能干得好呢？要成就大业，就应善用人才，选能而用之，择善而从之，集思广益，广用人才，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
唐太宗在执政时期既能知人，又能善任，因此在他周围有一批贤德之臣为其服务。“知人”在于既能掌握一个人的长处，又能了解一个人的短处，并能使其适得其所。在这一点上，唐太宗为从政者树立了楷模。《资治通鉴》中记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