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孝、信、廉等美德，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是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当然是值得提倡的，可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对社会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好，即对世界有重要作用的。但如仅有这些德行而无才，在战国时代是无补于时的，因既不能为称霸或图存的君王所需，也不能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
既然成就伟大的事业需要一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况且领导者又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所以用什么眼光看待领导者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领导者之所以被推到领导岗位，决不是让他来坐而论道的，而是让他带领群众干事的，要干事，必然有政绩。领导者的政绩，是他思想、品德、才能、作风等方面的综合表现。
一个有觉悟的领导者，其事业心和责任感肯定是强的，其结果，势必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以，看一个领导者如何，尽管应看其各方面的情况，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其政绩如何。其它方面再好，唯独政绩不突出，是算不上一个好的领导者的，因为他没有干多少事实。
对于这样的领导者，最好让其离开领导岗位。这样做了，就会给一些不好务实的领导者敲起警钟，使他们认识到如果再坐而论道的话，那日子就难于维持了，以促使人们把精力都集中在干实事方面来，这样繁荣兴旺的局面就会到来。否则，空喊口号，坐而论道的人会渐渐地多起来，任其发展，事业也就无成功可言了，到头来必定是坐吃山空。
所以，用什么眼光去看待领导者的问题，实质上是倡导什么风气的问题，因此，不论何人，对领导者的评价，都应将其目光集中在他们的政绩方面，这是促进事业发展的需要。
群众靠领导者组织，只有组织起来的群众才有力量，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成就事业是领导者的天职，也是领导者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离开了这个目标。
领导者也就不成其为领导者了。
成就伟大的事业，单靠订计划，喊口号和高谈阔论的不行的，必须依靠脚踏实地的行动，只要领导者作风扎实了，他所在的单位就会出现一种“务实”的好风尚。
上、下一致干实事，事业上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这里
的关键在领导。只有一马当先，方有万马奔腾。只要领导者走在前边，群众才会跟着来，领导敢下海，群众就敢擒龙，否则，群众就会有力使不上。正如俗语讲的干部不领，水牛掉井。”
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古往今来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庄子说，识人要“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能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态，杂之以处而观其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庄子提出的识人之良方，其主旨是：将所识之人派到远处工作；远则难监督，所以可考察他是否忠诚；派在身边工作，容易相熟而没有拘束，故便于考察他是否恭敬；在情况复杂的时候派他去工作，看他的能力如何；急促之间询问他，看他的智慧如何；在紧迫的情况下和他相约，看他是否守信；托付其管理财物，看他是否不贪；告知危急情况看他的气节如何；当他醉酒时，看能否守规矩；将其放在男女杂处的环境里，看他是否好色。庄子的识人之良方，既是对前人的总结，又给后人以深刻的影响。
“远使之而观其忠”，也是识人学上对人们识人共识的总结和理论上的升华。在现实生活中，确实需要“远使之而观其忠”的必要。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在天髙皇帝远的地方工作，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甚至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顾，目中无法，搞钱权交易，权力交易，借公济私，损公肥私，吃喝膘赌，“五毒俱全”。在远离中央政府的地方工作，上级难管到，群众管不着，这些人也难以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结果还会出现“人或许忠直诚实却不如荒诞欺骗，或许灵魂丑恶反而做大官”。这种人总是在领导面前拼命干，领导不在时就不干。领导在场时总是规规矩矩，领导不在场时就为所欲为。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更多的同志是领导在场与不在场是一样干工作，尤其是领导不在时，工作照样干得出色。为什么在远离领导的地方工作，有的人就干得很出色，有的人就干得很糟呢？关键问题就在于是否忠诚。忠诚老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精忠报国，心昭天日的岳飞，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从革命前辈的“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到人民解放军的“为人民吃亏光荣，为祖国献身值得”，无不体现中华民族的忠诚老实的优良传统。
《北史古弼传》记载：魏太武帝拓跋焘到西河地区打猎，下诏给尚书令古弼，命他选肥壮马匹给骑士，弼却送来弱马。拓跋焘大怒说：“尖头奴敢裁量朕也！联还台，先斩此奴！”弼头尖，拓跋焘常叫他“笔头”，时人也称他“笔公”。古弼的属官知帝怒都害怕被杀，古弼泰然置之，安慰属官说吾谓事君使田猎不适盘游，其罪小也。不备不虞，使戎寇您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炽，南虏未灭，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选备肥马务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宁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引自吾罪。”意是说，使君游逸不舒畅，是小罪；而当前北有柔然、南有刘宋正在伺机侵扰，好马要留下以抗敌，这是为国家计，宁死不避，主上英明是可以理论清楚的。拓跋焘听到了，知古弼忠心为国，对他怒意全消，赞叹说：“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套，马二匹，鹿十头。后拓跋焘又到山北打猎，获糜鹿数十头，又诏要古弼派五十辆牛车来运载，诏书刚发出，他对侍臣说：“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于是便用马运回。行了百余里，接到古弼上表说：“今秋谷悬费，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拓跋焘对左右说：“笔公果如朕，可谓社稷之臣。”
古弼之被称为“笔公”，不仅是因其头尖，主要因其人忠直如“笔”，一贯以国事民生为重，敢斥邪恶。有人上书说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花园和养动物的园子，所占的地方太广了，而广大贫农无地耕种，应该裁减园地大半，分给无地可耕的贫农。弼欲奏此事，适拓跋焘跟给事刘树下棋，无心听他的话，弼坐久了，心头火起，便上前揪刘树的头发，拖他下床，刮其耳光，以拳击其背，说朝廷不理，实尔之罪！”拓跋焘为之失色，忙放下棋，说：“不听奏事，过在朕，树何罪？置之！”弼便奏事，拓跋焘敬其公直，不仅不罪，准其所奏，将园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农耕种。之后，古弼免冠赤脚向司法部门自劾其不敬君之罪。拓跋焘叫他穿戴好，说卿有何罪？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人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有忠直之臣，是因有英明的君主。拓跋焘不仅不治其不敬罪，反而大为赞誉，鼓励他今后只要是利国便民之事，要大胆去做，不要有所顾虑。也因此，古弼为利国敢于抗旨，也被拓跋焘誉为“国宝”、“社稷之臣”，如果遇上那些迷于私欲的昏君暴君，古弼的脑袋早就搬家了。正因拔跋焘是英明之主，才能赏识古弼，也才会有这样公直之臣。《旧唐书李绛传》记载：本司郎李绛为人忠直，以匡讳为己任。他在浴堂北廊奏对时，极论宦官纵恣、方镇进献等事，唐宪宗大怒，厉声说：“卿所论奏，何太过耶？”绛坚持巳见，申辩说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缺圣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尽诚奏论，旁忤幸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与中官，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损圣朝，臣所以不敢不论耳。论臣缄默，非社稷之福也。”宪宗见他忠直而情切，深为感动，慰喻他说：“卿尽节于朕，人所难言者，卿悉言之，使闻所不闻，真忠正诚节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须如此。”绛拜思而退。唐宪宗随即任命绛为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次日，面赐金紫，并亲为选良笏赠之。
唐宪宗是宦官所拥立，他与宦官关系密切，李绛上奏宦官纵恣不利于国，引起唐宪宗大怒。但唐宪宗是一个较有作为之主，一般还能纳谏，因此对李绛在其大怒之下，仍恳切陈辞，知其忠于已，才释怒慰喻，大为赏识，故升官赏赐。这正是纳谏拔忠臣。正因唐宪宗还能纳谏，任用忠臣，他统治期间，唐朝曾一度中兴。
所谓“近使之而观其敬”，就是指将所要识别的对象派到在自己身边工作，因为天天在一起相见，容易相熟，久而久之就会没有拘束，但便于考察他的恭敬行为如何。也就是观察在与人相交往的过程中是如何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
古人云：“行己莫如恭，自责莫如厚。”即为人处世一定要恭敬，要求自己一定要严格。“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察其德。”做事谨慎，就能命名自己志向更坚守；说话谨慎，就能使自己德行更崇高。说明人应该言行谨慎，不乱说乱动。如果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因相处比较熟了，而放松对其自身的谨慎，这是会出问题的。如同在平坦道路上行走的人放纵自己而脚下不留意，这样，走快了就会摔跤；在艰险的道路上行走的人有所戒备而出脚很小心，故而走得很慢，跌不了跟头。
这就指出了越是平易的地方，越是要谨慎。同理，在领导身边工作的人员越要谨慎。
当然，“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说，不知礼，虽然态度恭敬，却不免劳顿；行为谨慎，却不免胆怯；性情勇敢，却不免莽撞；性格直率，却不免急切。这是对待人处世的态度、行为、性情的要求。同时，也只有“恭则物服，悫则有诚”，即谦逊谨慎，人们就会心悦诚服；诚恳老实，事情就会每每成功。说明为人必须谦逊诚实，这样才会赢得人们的尊敬，也才会把事情办好。
常言道，你敬人一尺，人家敬你一丈。尤其在领导身边的机关工作人员，应该自律、自重、自爱、自尊、自励，严格要求自己，树立好的形象，不做有损身份的事，这样，才能经受住近使之而观其敬的考验。
“烦使之而观其能”，即指在情况复杂时派他去工作，看他的能力如何。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有高有低，但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区分出来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况出现时，让其所识对象去独立处理，才能辨别其能力的高低、大小。
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善，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这就是说，凡是要考察一个人，当他仕途顺利时就看他所尊敬的是什么人，当他显贵时就看他所任用的是什么人，当他富有时就看他所养的是什么人，听了他的言论就看他怎么做，当他空闲时就看他的爱好是什么，当和他熟悉了之后就看他的语言是否端正，当他失意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受，当他贫贱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为。要使他欢喜以考验他是否不失常态，使他快乐以考验他是否放纵，使他发怒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我约束，使他恐惧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持，使他悲哀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制，使他困苦以考验他是否不变其志。
凡是要选用将帅，必须先考察他的品德才能，然后向他交待方略任务，让他自己估量能否胜任，进而让他谈自己的设想，包括要哪一种盔甲兵器，需什么人做参谋、副手，要多少兵马，用多少钱粮，哪里置营，何时成功，自始至终的重要事项，都让他们自己筹划安排。“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所以，先行考察能力，然后才授与官职，这便是成功的国君。这也是我们“烦使之而观其能”的目的所在。
“卒能问焉而观其知”，指匆促之间询问他，看他的智慧如何。这是一种识人的方法。在应急情况，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如何处理好这突如其来的事情，通常的人往往总是束手无策，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状态，而对于智商高，应变能力、反映能力灵敏的人来说，即便遇到料想不到的问题像连珠炮地向他扑来，他也会从容不迫，遇险不惊地有条不紊地给以恰如其分地回答。
当在毫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然提出的问题，要想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或对答如流地将问题一一分别作出了相应的回答，这是智慧一般的人所难以做到的。只有智慧十分丰富，天资十分聪明，反应能力比较灵敏的人才能做到。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时代发展如此迅速的信息社会中，事物发展的迅速性，更需要思维敏捷的人才，解决和回答现实中许多迫切需要立即解决而仍末解决的一系列新事况、新问题。要识别这样的人才，应“卒能问焉而观其知”，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在实际生活中，有答记者问式新闻发布会，有学校上课的课堂上，学生突然向老师提出事先没有料想到的各种问题，有在政治谈判，经济谈判桌上的一方突然提出要求另一方立即回答事先未想到的问题，有在辩论会上辩论十分激烈时，各自向对方提出必须立即回答的千奇百怪的各种问题，从中可以识别出智慧高的人和智慧一般的人。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是庄子提出的一种识人的方法。其意思是说，在紧迫的情况下和他相约，看做是否守信。“信”是为人之道。常言道，言必行，行必果。“信”就是要守信承诺，说到做到，其实，这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换句话说，就是指一个人如果缺乏诚信，那么他就难以得到正面的评价。可见，最起码从孔子开始，中国人就坚信守信的重要性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守信的生动事例。如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晋文公，当他率兵攻打“原”时，事先与部众约好：三天之内，若攻不下“原”，就撤兵回国。
结果约定的三天到了，可是“原”没有降服。这时，探子来报：敌人快要投降了。众部下也劝文公再等一等。而文公说信是国家之本，庇民之所。若是得到了原，而失去了信，民无所庇，就会弃之而去。”于是，文公果断地下达了解除包围、撤兵回国的命令。
战国时，秦国商鞅（公孙鞅）在国王的支持下，准备变法革新，为了获得平民百姓的支持，商鞅在首都南门，竖一根三丈长的木杆，贴出告示将木杆移置北门者，给予三百两黄金。”老百姓不知其中缘由底细，没有人敢去搬，一天后，商鞅增加赏额至一千两黄金。这时，一个胆大的决心去搬这根木头。他费了半天功夫，累得满头大汗，终于将木杆移到了北门。商鞅当即指示，给他一千两黄金。这消息很快传遍了秦国城乡，老百姓都认为，商鞅言而有信，说出来的话必定能够实行。这样，商鞅即将推行的改革有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的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信”往往是不容易做到的。有的人对下属、朋友、同事先许下诺言，可是，过了一阵子就忘了。何况“急与之期而观其信”，这样在守信就更不容易做到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作为识人的一种方法更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