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智臣？刘向说：“明察幽，见成败，早防而教之，行而复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这是说，智臣的特征是：预见成败，早防救之，转祸为福，使君无忧。三国东吴鲁肃就是这样的智臣。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人。家富有，年青时勤读书苦练武，周瑜带其众经过其乡，前往拜访求借粮，鲁肃慷慨支援，从此，两人成莫逆交。因周瑜介绍，得谒见孙权，权与谈，喜其人，留他合榻对饮，时权初继位，向他请教如何承父兄之业？肃答道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何嫌？北方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此策因在榻上谈，史称“榻上策”，足以与诸葛亮“隆中策”比美。时袁强曹弱，彼此在争霸，而肃已料“曹操不可卒除”。确有预见之明：劝孙权“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以图帝业，实是良策。及曹军南下，刘琼投降，东吴文臣惊曹势大，皆主张投降，唯有鲁肃力排众议，主张抗战。他自请去会见败走而逃到当阳的刘备，说其联合抗曹。在诸葛亮、周瑜协力和支持下，孙吴结盟，终于破曹。鲁肃的“榻上策”和联刘抗曹之议，可以说是“预见成败，早防救之”，使东吴转祸成福，鼎足于江东；何谓贞臣？刘向说：“守文奉法，任官职事，辞禄让赐，不受赠遗，衣服端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这是说，贞臣的特征是：奉公守法，胜任官职，不受同遗，饮食节俭。唐姚祟就是这样的贞臣。姚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南陕县）人。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他“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认为“凡所从政，必须正巳”，“与其浊富，宁比清贫”，“耸廉勤之节，塞贪兑之门”。他任宰相要职，却无住宅，家属住处远，上朝后须在附近寺院寄宿，玄宗要他搬入四方馆（属中书省），因藏公文，坚决谢绝。玄宗感动地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姚祟任相期间，清廉自持，竭智尽力，尽忠职守，对促进唐中兴开创开元盛世起了重要作用。姚祟两子“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其所属中书省主簿赵诲“受胡人赂”，他自惭未能事先制止致对国家不利，便推荐和将相位让给宋，他举贤以代，时人赞曰：“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
何谓直臣？刘向说：“国家昏乱，所为不谀，然而敢犯主之颜，而言主之过失，不辞其诛，身死国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说，直臣的特征是：君昏国乱，敢于进谏，不怕杀头，死而不悔。明海瑞就是这样的直臣。海瑞，字汝贤，自号刚峰，琼山（今海南琼山市）人。
嘉靖二十八年（1546年）中举，四十五年（1566年）任户部主事。这时，嘉靖已多年不上朝理政，深居西苑，一意修道求仙，政事委托奸佞，弄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加上常年灾害，盗贼猖狂。过去谁敢进谏，嘉靖不是廷杖就是杀头。自廷臣杨最、杨爵进谏被杀害后，无人敢再说其非，而阿谀逢迎的日多，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纷上表贺。海瑞目睹邪气大盛，朝政日非，人民痛苦，国将不保，决心进谏。他料进谏将杀头，便买好棺材，与妻诀别，遣送童仆，于是上疏痛斥嘉靖错误，致国乱民穷，劝其悔悟不再修道，上朝理政，治好天下。嘉靖大怒，将他关进监狱。嘉靖不久中毒死，海瑞得释，其声誉更隆，被任应天巡抚，他锐意改革，政绩显着。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死在任上。南京人罢市痛哭，送丧的人长达数百里。海瑞忠君爱国为民，冒死上疏，其耿直时人敬佩，后人景仰。
从政者应当以诚为本。搞花架子的人处处弄假，实为从政之大忌。他们之所以能够弄假，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人信假，不是吗？过去一个银匠，打制的银首饰从不掺假，却卖不出去；另一个在银里掺铜使得银首饰光泽明亮被抢空。不掺假的银匠道真是能卖出十两假，也卖不出一两真呀！”信假者多喜欢漂亮的外表，弄假者就千方百计地装饰外表，投其所好。某人没评上职称，他找遍领导，别的领导都说能评上，主要领导说因为没有指示，扫尾工作也结束了，所以这次评不上。结果他感激说假话的却忌恨说真话的。不列颠八十多岁的国王李尔王有三个女儿，他要照她们爱他的程度来分配给每人一份国土。大女儿心里没有真实的爱，却花言巧语来表白，说他爱父亲胜过爱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二女儿跟她姐一样虚伪，说世上一切欢迎都引不起她的兴趣，只有在孝顺父王时才感到无比幸福。李尔王觉得心里甜蜜蜜的，赐给她俩各三分之一的国土。三女儿考狄利姬真心诚意爱她的父亲，讨厌姐姐们献媚骗取国土，她说她就照作女儿的本分爱父亲，她不能保证世界上除了父亲之外谁也不爱，如果她光爱父亲一个人的话，她就永远也不会像姐姐们那样结婚了。李尔王听罢一阵暴怒，把原来留给考狄利姬的一份国土又分给了她的两个姐姐。李尔王交出国权后，被两个女儿虐待，流落荒野，发了疯，还是三女儿闻讯救护了他。
弄假的人层出不穷，是因为信假的人绵绵不绝。因此，治假还得从弄假和信假两个方面人手，这一点务请各级领导者注意。
事实上，假话和真话是相对的，一生不说一句假话的人是不存在的，声言不说假话的人实际上是在讲假话。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日，我约了一个陌生的两岁多的小孩，来到我的住所，和他攀谈起来。我说：“我到过你家。”他忽闪着两只大眼睛，认真地回答你没有，你撒谎。”我说怎么没有？你家不是有桌子吗？”他由认真变为疑惑地回答：“有。”我又问了椅子、锅、碗之类的事，小孩都一一回答有。我以此话来证实我到过他的家，他看到我知道他家这么多东西，也真的以为我到过他家，其实我没去过他家，是在考试他，但天真幼稚的小孩哪里知道我是在考试他。我看小孩挺有趣，就继续考他，说：“你家厨柜里有馍。”答“有。”我又说你今天还吃了一个大白馍。”答吃了半个。”我让他回去给我取一个来，于是他就回去给我取。小孩掀起门帘，走出了我的住所，像是真的要给我取馍似的。但他走了不远，却停住了脚步，像是在思考什么。我隔着门帘注视他的动静。停了一会儿，小孩就回到我的身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家没有馍了。”我拍着小孩可爱的小平头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此时此刻我想了许多，仅两岁多一点的天真幼儿，尚且有说假话之举，况大人乎！
在现实生活中，假话虽不可取，但说假话的现象却是经常发生的，运用假话达到个人目的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战争一方为取得胜利，故意采取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战术去迷惑对方，这在战争史上是不乏其例的。一个政党或利益团体，为达到他们既定的目标，常常内部说的话与外部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这些大相径庭之言，本身就有说假的因素在内：一个特工人员，为了实现组织交给的任务，不得不掩盖真象，经常说假，对于这些人说一二句假话并不难，难的是经常说假话不说真话，不过这些假话都是以忠于本政党本团体利益为原则。一个人为了本团体的某种利益，在一定条件下不得不把真情隐瞒起来，这都是一些成全事物的策略方法或者说是手段，并非代表人们品德的本质。
从古到今，是人都有朋友，多寡而异。
欲话说：“人都有仨近的俩远的。”可见，一般人的朋友多不过三五个。而拥有权力的领导者却不止这些儿。“宾朋满座”和“门庭若市”，常常用来形容他们朋友相聚的盛况。从这里可见一斑。
领导者的朋友较之一般人多，这是有原因的。领导者和一般人相比，社会接触面较大，工作交往较广，为社会，群体以及个体提供的服务也较多。在这些接触、交往和服务中，“一生二熟’’成为朋友的有之，谈吐投机成为朋友的有之，受恩感激成为朋友的也有之。交往的渠道多、范围广，朋友自然也多。这是外在原因0领导者的朋友较多，还有它的内在原因。众所周知，交朋友的感情基础是“友好”。能给人“友好”者，他就有了结交朋友的条件。而衡量为人是否友好的标准与人的本能有关。据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之一。这一自私的本能，使得人们在与他人交往时，常常以“利”和“害”来衡量他人对已是否友好。如此看来，谁越拥有能使人趋利避害的权力和能力，谁的朋友自然越多。在这方面，领导者和一般人相比，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他的朋友自然较多。
朋友多，固然不能算是坏事。可朋友有真有假，倘若假朋友云集门庭，充席塞座，很难说这是好事。
假朋友自古有之；并非新近出土。古汉语传下来的“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恩将仇报”之类的词语便是佐证。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假朋友这一类朋友中的渣滓，犹如泥沙逐流一样，一直随波而下。在历次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之中，尽管假朋友时常“水落石出”
或被“掷向远岸”，但一直未能荡涤干净。
毕竟是时代不同了，今日的假朋友的特点较之古代也有了变化。这些以朋友名义作假的人不再是为了谋杀、陷害，也不再是为了某个政治党派的纷争。这些人之所以想做别人的假朋友，大多是为了自己谋取私利。虽然古今假朋友的特点有所不同，但最根本的东西却没有变，这就是“利用别人”。
为什么人会“穷在街头没人间，富在深山有远亲”？为什么领导者一旦走上领导岗位朋友就会骤然增多？为什么领导者遭遇曲折时朋友又会骤然减少？可见，领导者的朋友中不少是为了“利用”他才去与他结交的。既然如此，其中势必会有人采取一定的手段。像这样的朋友，诚意的成份甚少，必定是“事情既成，友情便去”，“人一走茶就凉”。但也不能排除，其中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先是为了利用，后受到领导者的感化，以至转化为真朋友的。
“穷在街头没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种以名利地位来识人的现象在如今的社会时并没有绝迹。他们总是以为有地位的人就一定是有才华和能力的人，没有地位的普通的人，或是穷人，总是被瞧不起，被看作是没有前途，没有出息的无用之辈。以名利地位识才，在对待现任领导和离任领导的态度上尤其明显。一些人对现任领导在位时，总是把领导说成无所不能，无所不晓；一旦现任领导离任不在位时，又说这样的领导本来就无能。
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可知的。这些对其上司前后态度不一的人们身上原本存在着一种希望，或是为了自己的升迁，或是为了环境条件的改善，或是为了子女就业，或是为了政治保护，或是为了借他人之威来扩大自尊，所有这些他们都需要上司来成全。上司在他们的眼里，俨然成了一棵“希望”之树。这种人为了自己的希望能够实现，常常将自己打扮成是最“支持”上司的人，他们行为之“温顺”、言语之“动听”心底之“忠诚”，好似舍此无他人。领导者在这种人面前做了“俘虏”的并不罕见，不是有人听了这种人的“几句话”就对下属搞亲疏有别、打击报复吗？不是有人得了点他们的“好处”而进退维谷、受之左右吗？这种人对其上司亲近非常，完全是为了利用，决非忠诚。谁那里有希望，他的利用之法就往谁的身上使，你如果对他不再产生希望，那么他就会离你而去；你若再度对他产生希望，他还会厚着脸皮来求你；你若阻止了他的希望，他就可能会将你给他的好处忘得一干二净，从而和你对立起来；你若使他的希望破灭，他就可能会极尽个人之能事，疯狂地与称为敌。这种人的希望，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索要个人利益，不管他人权益；给好处就近，不给就远；有希望就去，没有了希望就离，是其重要特征。
人不能没有希望，没了希望就会不求进取，社会也不会进步。问题在于，人的希望要适度，要有一个健康之心。换句话说，人不能没有自己的正义感。希望加正义感，就是我们所提倡的健康之心。
《尧典》中记载，尧“允恭克让”，“克朋俊德”。称颂尧帝诚实恭谨，推贤让能，大胆选拔和任用才德兼备的人。书中具体记载尧的事迹说：尧年老选择继位人时，有人提议选择他的儿子丹朱，尧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顽钝凶险，没有德才，不能继承帝位。尧让群臣推荐贤才，于是他们把舜推荐上来。经过观察和考验，尧认为舜德才兼备，是理想的继位人，终于决定叫舜继位。尧禅让于舜之事一直被世代所称颂。司马迁在其《史记
五帝本纪》一书中对此进行了髙度评价，说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舜践帝位二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
尧舜都是传说中的明君，当时还在氏族公社的后期，部落首领老了，不让无能的儿子继位，“禅让”给别人，并不是件什么奇怪的事。因为原始社会里没有私有财产，首领不享受特权，其生活和老百姓一样，却比他们劳苦。正如韩非所说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赞美）也。”尽管如此，他们选择继承人不分亲疏贵贱，重于德能，这个原则是古今相通的。他们在选拔人才上“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精神，是永远值得赞扬的。
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西周初期人。他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文王次子武王姬发的弟弟，因食邑于周（今陕西歧山东北），史称周公。又因受封于鲁地曲阜（今属山东），亦称鲁公。周公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为历代贤相之楷模。
周公是一位足智多谋，“常辅翼武王”，为之出谋划策的人物，他为周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卓绝的功勋。他十分尊重和爱惜人才，“犹恐失天下贤人”，而“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来接待天下贤士。正因为如此，才使周朝人才济济，非常强盛。
周公胸怀宽阔，心地坦诚。周武王死后，年少的成王即位，周公不避嫌疑，竭尽全力辅佐于他。为了治国安邦，他礼贤下士，唯才是举。太师姜子牙（姜太公）虽然出身卑贱，但他具有很高的行政管理水平和军事指挥才能，并写出了《六韬》、《三略》之书。因此，周公对他非常尊重，并将疑难不决之事，虚心向他求教。另外，周公还非常尊重大臣召康公，很有学问，其思想言论收入《书经》的《召诰篇》’，经常同他磋商国家大事。由于周公非常尊重贤才，所以天下有才之士纷纷投奔于他。
周公分封土地于鲁，因他全力以赴辅佐成王，不能亲自去鲁治理，只能委派他的儿子伯禽代替自己前往鲁地行使职权。临行前，周公告诫他的儿子伯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