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是否能够领导有主见的部属？这种部属在每一个组织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他们的存在关系着组织的兴旺发达，是组织中的宝贵财富。不过，这样的部属也往往是一些所谓难于领导的部属。一把手若能驾驭他们，所在的组织必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否则，所在的组织就无振兴可言。
(2)是否敢于鼓励部属各超过自己？今天的老年，是咋天的青年，今天的青年，是明天的老年，这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况且术业有专攻，人的才能有异。为了事业的发展，一把手不应当嫉贤妒能压制人才，应发经常鼓励部属让其超过自己。这样作，部属往往会以百倍的努力来从事自己的工作。人才也会因此而倍出。不这样作，组织内的人才思走，庸才充斥，将是什么局面？可想而知。
(3)是否能够容忍一时作了错事的部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了错误虽不是好，但认识了错误就会引出好的结果来，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不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而是知错改错的人。给人思过改新的机会，是明白的一把手的一大优点。部属犯了错误，抓住不放，无限上纲，甚至一过而毁终生，必定会使犯错误的部属也感无路可走而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其他的部属也会因寒心而不思进取。所以，作为一把手，应当容忍一时犯了错误的部属，尤其要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巳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部属一道工作。这不是说明一把手的软弱和无原则性，恰好表现出了他豁达大度的高尚品质。
(4)是否具有指挥若定、对事业视死如归的气度？一把手必须有自己的主见，决不能听到议论就轻易地更改施政方案，听到伪装的谎言就信以为真。已经定下的东西，坚决贯彻执行，决不半途而废。这样，一把手之下就会一条心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奔去。万众一心，事业的成功就有希望了。否则，一把手朝秦暮楚，忽儿向东，又忽儿向西，下属必定是无所适从。从而组织的凝聚力就会江河日下，事业也就无振兴可言。这就是一把手应该具有的指挥若定、对事业视死如归的气概的依据。
(5)是否能够大胆地承担责任？若为是，那部属就会因为无后顾之忧而奋力工作，从而给所在的组织创造更多的财富。否则，部属前怕狼后怕虎，采取但求无过明哲保身的态度，那单位就会是没有希望的。
(6)是否能够做到不屈服舆论的压力？舆论，有时候公正，有时候就不那么公正，甚至在个别的时候个别的情况下会是一种魔鬼，向善良公正的人们劈头盖脑地袭来，使之淬不及防，承受起巨大的压力。遇到此种压力的一把手，若能经得住这种压力的考验，不仅证明他是一个有铮铮铁骨的英雄汉，而且由于他的影响还会有一批杰出的人才出现，使事业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一位有识之士这样说过：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但不能这样来评论一个人。识人要解蔽，就首先要克服“罗兰夫人的错觉”。什么叫罗兰夫人的错觉呢？列宁在《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中谈到，法国大革命高潮之际，罗兰夫人写道法国没有人才，遍地都是侏儒。”列宁不同意罗兰夫人的观点，并结合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实际情况说：“人才既多又缺……这个矛盾现在表现得特别突出：到处都在呼求新生力量，埋怨组织内缺人才，而同时到处又都有大量的人才自请效劳，年轻的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年轻力量正在成长。作具体组织工作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埋怨缺乏人才，就是陷入了法国大革命最高发展时代罗兰夫人所陷人的同样的错觉之中。”
类似罗兰夫人的错觉，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资治通鉴》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唐太宗李世民令封德彝举贤，时间过了好久，他也没有完成任务。太宗诘问他这是为什么，封德彝不慌不忙地坦述地回答道：“并非臣不尽心，在于今世没有杰出的人才罢了。”唐太宗听了这样的回答心中十分不快地对封德彝说：“君子用人，好像用不同的器具，各取所长。古时候那些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借人才吗？你应该清楚，症结在于你不能知人，怎么能诬蔑一世之人呢！”
古人说得好，何世无才，患不能识也。所以识人须解蔽。识人者之所以看不到人才，症结和毛病之一，就在于不了解“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从客观事实来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一定有比较突出的人才。
识人者之所以看不到人才，症结和毛病之二，就在于受论资排辈的思想束缚。古人云：今贤才之所以屈服于在下层而不易被人们所认识和发现，是由于资格这个东西给阻碍了；一般的士大夫之所以不知羞耻，都在于晋升时依据资格而争高低先后，世上的一切事情之所以被毁坏，百吏之所以废驰，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能得到及时挽救，统统都是因为资格的缘故所造成的。识人者之所以不能识人才，症结和毛病就在于对所识之人“求全责备”。事实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规律。但是，在识人和发现人才问题上，人们又往往对人才提出不适当的要求，认为既然是人才，就应该完美无瑕。发挥一个人的长处，他就是人才，总盯着他的短处，他就不像一个人才。所以，识人者须解蔽，就是在识别人才时切忌“求全责备”。
识人要走出误区，必须坚持举之以众，取之以公。识人只有坚持走群众路线，到老百姓当中去识人选才，依靠广大的群众，才能选准人才，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差心里清清楚楚。事实也证明，识十人之才，则十人爱之；识百人之才，则百人爱之；识千人之才，则千人爱之；识万人之才，则万人爱之；识天下之才，则天下爱之。识人一人之眼不如十人之眼明亮，十人之眼不如百人之眼明亮，百人之眼不如千人之眼明亮，千人之眼不如万人之眼明亮。所以举之以众，依靠众人的眼睛来识人选人，就会更客观，更全面、更准确。当然。这众人之眼应是别具特色的慧眼，只有靠慧眼才能识人才。
识人不仅要举之以众，而且要取之以公。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雕。只要能出以公心，就能做到即使是自己的仇人，只要他有才能，也同样举荐。只有识人出于公心，才能做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为天下之大公举人，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识人，推荐外人，只要是贤才，即使是仇人也不回避；推荐家人，只要是贤才，以公心推荐家人，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不回避。
古代人有听传闻而推荐的，在见面而推举的，有举荐仇人的，有举荐亲人的，有从文书档案中征集的，有记在屏风上的，有写了留在夹袋的，虽然识人推举的方式不一样，但关键在于对公事应当无私才对。
世有格言云“一国之内若无忠臣，国家必定灭亡。”我国五千年历史孕育出的“帝王学”充分地阐明了这个道理。这门早已有之新近“命名”的“学科”，在囊括了历朝各代兴衰的史实，并作了忠奸归因之后，直言其旨：一代英明帝王的造就，根植于三大原则，即要有不断启迪帝王的老师，要有敢于直言的近臣，要有优秀的谋僚人员。由此可见，忠臣对于明君的造就确实是举足轻重。
同样的道理，一个单位，一个领导者，若无忠于职守，赤诚无私的下属干部，其败必然，至少成就不了什么大事。
“帝王学”清楚地记载着：封建国家的昌盛发达，明君圣主的清正有为，全赖以忠臣的辅弼。而忠臣对于君主的辅弼主要通过“启迪”圣明，“直言”圣德，以期献谋献策，进而治国安邦。
现代领导实践证明：一个单位的振兴，一个领导者的成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顾问、智囊、配角、秘书等下属干部的婉言帮助，直言相谏，以期趋利除弊，进而造福一方。
“启迪”和“婉言”属于诱发性的表达方式，一般不易使领导者“龙颜大怒”，而直言相谏则需要有一点无私的精神，有一点冒死的勇气。而这精神，这勇气，恰好是忠臣的可贵之处。
举凡忠臣，莫不是敢于直言的。倘为忠臣而不敢直言，必为私利所困惑。长期下去，若不是唯诺依附，不顾社稷，一定是别有图谋，心怀不测。此时，“忠”字的含义在他身上已经荡然无存。历史将要给他重新“更名”。在我国历史上，李斯、陆贾、魏征等人之所以忠君千古，受人称颂，都因为他们有敢于直言的精神；李斯、陆贾为巩固秦朝的封建统治和西汉国力的加强，不顾龙颜喜怒，直言“焚书”、“宽舒”建议；魏征为了李唐江山，冒死进谏。可见，历史有所选择地记住他们，人们一直把他们称为忠臣，是看中了他们敢于直言的高贵品质。
李斯、陆贾、魏征等人虽然因直言有功而得宠，但不能因此而掩盖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直言并非都能成功，从认识论上讲，由于人们性格、经历、素质和世界观的不同，人们的认识是不同步的，即使对同一个问题的认识，也必然各有不同。因此，在直言时，作为直言者只要做到为尽“忠”而言即可，不必考虑成功与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为尽忠国民不惜丢掉乌纱帽，直言进谏，虽没成功，但他不失为人民的大忠臣。
识人举之以众，取之以公，这是识才的根本前提，以此才能识天下贤者。
刘向指出：“贤臣处‘六正’之道”，则“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
何谓圣臣？刘向说：“萌芽未动，形兆末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这是说，圣臣的特征是：见微知着，防患末然，使君显荣。周公便是这样的圣君。局公姓姬，名旦，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辅佐武王灭纣，封采邑于周（今陕西歧山北），故史称周公。灭纣后，如何处理殷商的王族及其人民，武王征求诸臣的意见，吕望主张全部杀掉；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周公则主张以德服人，他主张：“让殷人留在原地安居乐业，争取殷人中有仁德的人。”武王采纳周公的意见，释放纣王囚禁的贤臣箕子和殷贵族，开仓赈济饥饿的殷民。因之，殷人心服，这对巩固周朝的统治起了重大的作用。武王临死，因子成王年幼，要周公执政，周公初哭泣不接受，后考虑到天下诸侯将趁武王新亡而背叛，将引起大乱，对周朝不利，于是毅然负起这重任。后果如所料，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争权，勾结商纣王之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周公率兵东征，经过三年战争，才平定叛乱，保卫了新兴的周朝，后又继续扩展，使周统治地区远到海边。周公执行“明德慎罚”政策，因而天下归心。他便还政于成王。他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后代子孙不许“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要自奉节俭，体会人民的隐情疾苦。周公为公为民和无私的品德，为后世赞誉。
何谓良臣？刘向说虚心白意，进善通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归善于君，不收独伐其劳，如此良臣也。”这是说，良臣的特征是：进君善言，勉以礼义，谕以良策，纠正其过，功成不居，归美于君。西汉萧何就是这样的良臣。萧何，沛（今江苏沛县）人，当沛县吏。刘邦在沛起义，他是首谋。之后，竭尽全力协助刘邦图天下。刘邦西入关，诸将皆争夺金帛财物，萧何则搜集秦律令、图书，这对刘邦指挥战争和后来治理国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刘邦与项羽争霸，他以丞相身份留守关中，安抚人民，发展经济，全力支援前线战争，做到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及时供应，使刘邦能屡败屡战，坚持到最后胜利。论功行赏，初，群臣都说：“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关内侯鄂君认为萧何应第一，他的理由是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之乏失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荣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军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今虽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全。奈何欲以一世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刘邦赞成，定萧何第一。萧何虽功居首位，但谦虚谨慎，处理好和刘邦的关系。及刘邦为巩固刘姓天下消灭诸侯王，萧何恐被疑，便以低价强买民间田宅，以示己贪财无大志，同时说服刘邦将上林苑中的许多空地分给农民耕种。萧何污己而美君的用心，确是良苦。萧何病危，以天下大局为重，曹参对他虽有怨，也推荐曹参继他为相，并认为曹参为相，“死不恨矣！”表现了一代名相宽宏大量的风度。
何谓忠臣？刘向说：“卑身贱体，凤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于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庶几有益，以安国家社稷宗庙，如此者，忠臣也。”这是说，忠臣的特征是：夙兴夜寐，忠于职守，进贤不懈，勉君行善，使国家安，政权巩固。三国蜀汉诸葛亮就是这样的忠臣。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东汉末避乱荆州，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因感刘备三顾之诚，献三分天下的“隆中策”。刘备行之，联孙破曹，取荆、益两州，鼎足称帝于西蜀。诸葛亮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出师北伐上疏（称前出师表）说：“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有二十一年矣。”这是指曹操南下取荆时刘备败走、今诸葛亮联孙破曹，及刘备兵败亭，在白帝城临死前托孤于诸葛的两件事。在这二十一年间，他是在极其困危的处境中为刘备竭智尽力的。刘备死，他不负其所托，“五月渡泸，深人不毛”。南方定后，六出祁山，实践其所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生前，奉令镇守秦川的司马懿“畏蜀如虎”，不敢西窥蜀国。由于他在时重视对贤才的选拔，他所推荐的接班人蒋琬、费执政时，都做到“邦家和―，边境无虞”。正是在诸葛亮和蒋琬、费等人竭智尽忠地辅佐下，庸主阿斗才能安坐皇帝宝座达四十一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