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骨有色，面以青为贵，骨有质，头以联者为贵。以冰为鉴，明察秋豪。
神骨为《冰鉴》之开篇，总领全书，当为全书总纲。同时也标明曾国藩本人品鉴人物以神为主，形神并重。
首先，这里的“神”并非日常所言的“精神”一词，它有比“精神”内涵广阔得多的内容，它是由人的意志、学识、个性、修养、气质、体能、才干、地位、社会阅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物，是人的内在精神状态。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而这里所论的“神”，不会因人一时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大的变化，貌有美丑，肤色有黑白，但这些都不会影响“神”的外观，换句话说，“神”有一种穿透力，能越过人貌的干扰而表现出来。比如人们常说“某某有艺术家的气质”，这种气质，不会因他的发型、衣着等外貌的改变而完全消失。气质，是“神”的构成之一。从这里也可看出，“神”与日常所言的“精神”并不一样。
“神”并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东西而空空地存在，它肯定有所依附，这就是说“神”为“形”之表，“形”为“神”之依，“神”是蕴含在“形”之中的。“形”是“神”存在的基础，与“神”的外在表现紧密相关，如果“神”是光，“形”就是太阳和月亮，日月之光放射出来普照万物，但光又是深藏在日月之中的东西，它放射出来就是光。这就说明：“神”藏于“形”之中，放射出来能为人所见，如光一样；“形”是“神”的藏身之处，但又与“神”有着千丝万缕、分割不开的物我关系，“神”必须通过“形”来表现。这种复杂的关系，说明日常观人时，既要由“神”观“形”，又要由“形”观“神”，二者相反相成，相辅相依，不能完全割离开来、单独地看。
神之有余者，眼光清莹，顾盼不斜，眉秀而长，精神耸动，容色澄澈，举止汪洋。俨然远视，若秋日之照而步深山；处众迢遥，似丹凤而翔雪路。其坐也，如磐石不动；其卧也，如栖鸦不摇；其行也，洋洋然如平水之流；其立也，昂昂然如孤峰之耸。言不妄发，性不妄躁，喜怒不动其心，荣辱不动其操。万态纷错于前，而心常一则；可谓神有余也。神有余者，处世严谨公正清廉，故皆为上贵之人，凶灾难人其身，天禄永其终矣。
神不足者，似醉非醉，常如病酒；不愁似愁，常忧如戚；不睡似睡，才睡便觉；不哭似哭，忽如惊悸。不嗅似嗅，不喜似喜，不惊似惊，不痴似痴，不畏似畏。容止昏乱，色浊似染、癫痢神色、凄怆、常如大失、恍惚张惶，常如恐怖。言论瑟缩，似羞隐藏。体见抵拒，如遭凌辱。
色初鲜而后暗，语初快而后讷。此皆谓之神不足也。
神不足者，多胸心狭隘，私心重重，故多招牢狱枉厄，官职失位矣。
形之有余者，头顶圆厚，腰背丰隆，额阔四方，唇红齿白，耳圆成轮，鼻直如胆，眼分黑白，眉秀疏长，肩膊脐厚，胸前平广，腹圆垂下，行坐端正，五岳朝归，三停相称，肉腻骨细，手长足方。望之巍巍然而来，视之怡怡然而去，此皆谓之形有余也。形有余者，心宽体健，豁达大方，故令人长寿无病，富贵之形矣。形不足者，皆头顶尖薄，肩膊狭斜，腰肋疏细，肘节短促，掌薄指疏，唇蹇额挞，鼻仰耳反，腰低胸陷。一眉曲，一眉直；一眼仰，一眼低；一睛大，一睛小；一颧高，一颧低，一手有纹，一手无纹；睡中眼开；男作女声；齿黄口露；鼻准尖薄秃顶无丝发；眼深不见睛；行状欹侧，颜色痿痣；头小而身大，上短而下长；此之谓形不足也。形不足者，阴郁压抑，先天不足，故多病而短命，福薄而贱也。
《冰鉴》中所言的“骨”，并不是现代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骨骼，而是专指与“神”相配，能够传“神”的那些头面上数量不多的几块骨。“骨”与“神”的关系也可以从“形”与“神”的关系上来理解，但“骨”与“神”之间，带有让人难以捉摸、难以领会的神秘色彩，一般读者往往难于把握，只有在实践中自己去多加体会。对此古代医书中记述道：骨节像金石，欲峻不欲横，欲圆不欲粗。瘦者不欲露骨，肥者不欲露肉，骨与肉相称，气与血相应。骨寒而缩者，不贫则夭。日角之左，月角之右，有骨直起，为金城骨，志向高远。印堂有骨，上至天庭，名天柱骨，从天庭贯顶，名伏犀骨，毅力顽强。面上有骨卓起，名颧骨，主威严。颧骨相连入耳，名玉梁骨，主寿考。自臂至肘为龙骨，欲长与大；自肘至腕名虎骨，欲短而且细。骨欲峻而舒，因而坚，直而应节，紧而不粗，皆坚实炎相也。颧骨人鬃，名驿马骨，左目上曰日角骨，右目上曰月角骨，骨齐耳为将军骨，硗日圆谓龙角骨，两沟外曰巨鳖骨额中正两边为龙骨。骨不耸兮且不露，又要圆清兼秀气。骨为阳肉为阴，阴不多兮阳不附。若得阴阳骨肉均，少年不贵终身富。骨耸者夭，骨露者无，立骨软弱者寿而不乐，骨横者凶，骨轻者贫贱，骨露者愚俗，骨寒者穷薄，骨圆者有福，骨孤者无亲。又云：木骨瘦而表黑色，两头粗大，主多穷厄；水骨两头尖，富不可言；火骨两头粗，无德贱如奴；土骨大而皮粗厚，定主多福；金骨坚硬，有寿无乐。或有旋生头角骨者，则享晚年福禄，或旋生颐额者，则晚年至富也。
贵人骨节细圆长，骨上无筋肉又香。
君骨与臣应相辅，不愁无位食天仓。
骨粗岂得丰衣食，禄位定无且莫求。
龙骨不须相克陷，筋缠骨上贱堪忧。
为比较形象地说明“神”和“骨”，曾国藩用了两个比喻，以便读者能充分地理解“神”和“骨”的奥妙。
稻谷的精华是米，米蕴藏在壳内，碾壳成糠，皮去掉了，精华犹在，也才有用。米未随糠去，因而“神”也不会因“形”（相貌等）有什么消失。“神”与“形”，犹如“米”与“糠”。所以说“脱谷为糠，其髓斯存”。
“骨”外面有皮有肉，如髙山之上有土有沙。骨骼是人体框架的根本支柱。骨之与人体，犹山石与泥土。泥土脱落流失，但山石岿然屹立，仍足以见其雄壮；人体相貌即使有什么损伤缺陷，但骨之丰俊神韵不会变化，仍足以判断人的显达。所以说“山骞不崩，唯石为镇”。
人们常用“双目炯炯有神”来描述一个人的精力旺盛、机敏干练。从这儿就会发现“目”与“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按中医理论，眼睛与肝和肾是相通相连的。一个人肝有病变，从眼睛是可以看到一些征兆。如果一个人双目有神、精光暴露，熠熠生辉，表明肾气旺盛，身体状况良好，是健康的标志；反之，精神状态不佳，缺乏活力，难以集中精神工作。
眼睛被称为“心灵的窗户”，与人的感情、内心活动等都有联系。血气运行为精，因此透过眼睛可以准确把握人的精神世界。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痛等各种感受欲望，都会从眼睛中流露出来。甚至人的智愚忠奸、贤不肖明浊，都能通过眼睛看出一点名堂来。因此，眼睛是观察一个人各种属性能力品质的指明星。“一身精神，具乎两目”，就是《冰鉴》对上述思想的一种纲领性的总结。
《冰鉴》进一步总结道：“一身骨相，具乎面部。”因为人的体能相貌，是由骨、肉内外连结而成的，骨与骨的连络，肉与肉的板结，骨与肉的内外包合，统一构成了人的外在形貌。由于骨起着框架和支撑作用，因而“骨”相的优劣，成为人的体貌美丑的首要因素。大脑是人的中枢神经，是人的指挥系统，头部骨骸的优劣，又成为整体骨骸优劣的“首长”。传统医学认为，头为群阳会集之府，五行正宗之乡，头骨为整体骨骼的代表，面骨又是头骨的代表，因而面骨之优劣能鉴头骨之优劣，进而可鉴全身骨骸之优劣。正于这个理论，《冰鉴）有云一身骨相，具乎面部。”
《冰鉴》作者曾国藩，是清后期着名的军事家和学者，史称“学问纯粹，器识宏深”。因曾国藩对读书人的极度推祟，特意将“文人”与其他人员，如工、农、兵、商区别开来，明确提出“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
文化人，更恰当的说法，指儒士，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勤学习，爱思考，比他人智邃、细腻、敏锐，也更复杂、神秘、诡奇，这样就有寒酸、邋遢、文诌等多种变化不定的复杂表象，思想行为上也深受儒、道、佛等多种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于他们，“神”就显得特别重要。
至于文化人的“骨”与常人有多大的区别，是一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概念，因此，“骨”与“神”相比，就有莫测高深的神秘感。“骨”的神俊丰逸与“神”有分割不开的关系，而且古代文化人轻视体力劳动、远离体力劳动，骨骼得到锻炼的机会不多，与其他人相比，文人的“骨”多多少少有一点作者没有明白讲述的区别，因而《冰鉴》以为，文人重视外在的“神”、内藏的“骨”。
观人的“神”“骨”，犹如门外的大山，门既打开，山势自然可见。山势既幽深，必有来龙去脉，既雄伟，必有深根厚基，自此喻人之命运，其优劣高下，不言自明。
讲述了“神”在观人中的提纲挈领的首要地位后，再进一步论“神”存于心的情状，即通过人的内心活动来察“神”。；一般来讲人的精神，从其外显而言，可以分为两种，一为自然流露，一为勉强振作。所谓自然流露，是指有所兄济而发，完全出自内心的自然本真，显示出的情态举止，然然，情真意切，毫无故意造作之态，矫揉之象。所谓勉强振作，则与自然流露相反。
有丰富人生经验的人，能比较容易地看出他人是情真意切，还是故意造作。尽管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有不同的表现，可能会给辨别“神”的真假带来干扰，但综合人的各种言语行止表现，完全可以察看“神”之真假的。
当初，项羽初次见到威猛雄武、一统中原的秦始皇时，大声叹曰：“彼可取而代之。”从这儿可以发现项羽的真性情，真个性——朴直率露而又有大胆或“莽撞”。
而刘邦见到秦始皇时，则说大丈夫该当如此。”两人的话语神情不一样，但从中却能真实地表明他们的内心活动和个性，刘邦与项羽相比，就要含蓄婉转得多。
交中观人、识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外向内、顺藤摸瓜、循流探源的过程。在观察人的精神状态时，也是这样，即由外在的情态举止，去察探其隐伏在内的精神气质，窥视到他的心灵深处真实的活动。这一过程虽然似乎有一种无征无兆、无气无息、无色无味、无形无状的神秘性，但还是有理可循的，不是空穴来风，无基之楼。
人的精神外显，如上所述，有自诋露和勉强抖擞之别。凡属自然者，出于真诚，无意作态，因此气终不绝，流露持久，其“神”自然有余，所以称为“续”。而勉强者，故意造作，缺乏真诚，因此底气不足，抖擞短暂，其“神”自然不足，所以称为“断”。
“凡精神抖擞处，易见”，这是说，精神一旦振作起来，不论是真情流露的，还是故意造作的，当它显现时，都能看到它的振作；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神”的真实情况，这一种状态是不全面的、片面的，必须结合另一种状况——“断处”，才能发现“神”的真实状态，自然流露与勉强振作的区别，应在动态中，才能准确区分，即在“断续之处”去进一步鉴别真假。
接下来论及人之心思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小心者就是说那种小心谨慎，心思周密的人，有心气很高，常认为天下人皆不如己的倾向，但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容易气馁，难以经得起接二连三失败的打击，这与胆大心细是有区别的。因此，从他做不了的事当中去看他，就能得到比较真实的内心精神状态。“大胆者，从其所了处看之”。如果是粗枝大叶的人，即便他把事做成功了，也会漏掉许多重要的细节，这应是一种无形的失败；胆大心细的人，则会在勇往直前时，密切注意周遭事物的细微变化，于细微处发现有可能遗漏的东西，从而保证事情的各个环节都不出差错。
能够从大小两方面仔细考察一个人，发现他真实的才能见识，这样就不容易出偏差。《文子微明篇》说心思要细微，志向要远大。”《淮南子主术训》说：“一般人说：心思要细微而志向要远大。心思之所以要细微，是要在祸患尚未发生的时候就能预见到并加以预备，警惕过失并谨慎地对待萌芽状态的危险，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志向之所以要远大，是指能够包容所有的诸侯国，统一风俗相异的边远地区，恩德遍及百姓，让他们团结得像同一宗族的人，不论是一向正确还是犯过错误的人，只要他们心向着你，就要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一阐述比《文子》要详细多了，但仍没有淋漓尽致，到刘劭的《人物志》问世后，其中的《七缪篇》论述这一问题才算最为精细严谨：
《人物志七缪篇》精神要深刻细微，本质要美善厚重，志向要弘远博大，心思要微小纤细。精微深刻，才能因此领悟神妙；美善厚重，才能因此气度充满；志向宏大，才能因此胜任重负；心思细微，才能因此慎防悔恨。所以《诗经》吟咏周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于色”，这是心思细微的表现；“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这是志向远大的表现。由此而论，心思细微而志向远大的，是与圣贤同类的人；心思粗略而志向豪迈的，是豪杰一类才智出众的人；粗心大意而胸无大志的，是傲慢放荡一类的人；心胸狭小而志向屑小的，是拘谨软弱的人。按一般人的观察，或者鄙薄其胸襟狭隘，或者赞赏其志向远大，这是大小情况不分所致的错误。
刘劭的论述最精彩卓绝的，是从一般人的观察角度，指出众人知道赞扬志向远大而不知道佩服心思细微，大概心思细微的人，遇事小心谨慎，就像胆怯一样，容易被人忽略。对照《汉书五行志注》，里面说牛心大而不能思考，由此可知人心粗略的也一定不能精思；不能精思的人，怎么能忧虑失败而争取成功呢？朱熹曾经引用前辈的话说：“年轻人只是才性过人的，不足畏惧；只有读书后深人思考、仔细研究的才可畏！”他又说读书只怕深入思考，因为书中义理精细深刻，只有深人思考、专心致志才可以领会。鲁莽浮躁的人，决没有成功的道理！”读书只是从事具体工作的准备，尚且一定要细心琢磨然后才能有所收获，何况要成就天下一切大事的人，怎么可能靠鲁莽草率而企望成功呢？至于用心志的大小来分辨圣贤、豪杰、傲荡、拘懦四种人，也请用历史人物证明，如下所举：
心思细微志向远大可称为圣贤的例子，如周武王。《汲家周书小开武解》四种好的品质：第一叫做‘镇定’，第二叫做‘刚正’，第三叫做‘平静’，第四叫做‘敬重’。”《大匡解》说啊！在过去，先父文王总是小心谨慎，时时尊敬可敬的人，你要夙兴夜寐、不懈努力，不要落在别人后面！《武王践阼记》说：“敬重之心超过懈怠之心的人吉利，懈怠之心超过敬重之心的人不吉利。”《史记》记载武王到了周国后，即使是夜里也不酣睡。”这些都是心思细微的事例。《尚书泰誓》中说：
“上天爱护下民，设立了君主来管理百姓，设立了教师来教化百姓，我应当能够辅佐上帝，保护安定天下。有罪的应该讨伐，无罪的应该赦免，我怎敢违背上天的意志呢？”《孟子》说周武王也是一怒之下而安定了天下的百姓。”这些都是志向远大的事例。
心思粗略、志向豪迈可称为豪杰的例子，如晋朝司空刘琨。《晋书》中记载：刘琨年少时即胸怀远大的志向，有纵横天下的才略，和范阳人祖逖是好朋友。他听说祖逖被朝廷启用后，给亲友写信说：“我枕戈待旦，立志要扫平叛逆之敌，常常担心祖逖先我行动！他又写了一首五言诗赠给别驾卢湛，诗中寄寓了非凡的志向，抒发了幽愤的心情，遥想汉初的张良、陈平，感叹鸿门宴和白登之役的旧事，用以激励卢谌。卢谌一向没有雄才大略，用很平常的词句相酬和，与刘琨的心思大相径庭；刘琨又重新写诗赠给卢谌，于是卢湛对刘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