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前一篇诗作写的是一种帝王般的远大志向，这不是做臣子的所该说的话。”从这些事情上都可以看出刘琨的志向非常宏大。但是刘琨善于安抚而不善于控制，当他兴兵拥立晋室时，一天之内归附他的有几千人，离去的也相继而起；再比如，刘琨率众投奔幽州刺史鲜卑人段匹弹，他也知道夷狄人难以靠忠义收伏，只希望对他真诚相待，也许能侥幸成功。从这些事中足可以看出刘琨心思粗略不周密，不能先考虑到祸患便想取得成功。
粗心大意而胸无大志可称为傲慢放荡的例子，如晋朝的嵇康。《晋书》记载，嵇康性情恬静寡欲，含垢匿瑕，生活懒散，常常做修性逸神、服食丹药的事，弹琴咏诗，自得其乐。吏部郎山涛要挑选官吏，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职务，嵇康愤然拒绝，写信与山涛绝交。嵇康对于兼善天下的大事固然没有兴趣，这是他胸无大志的证明；至于他与山涛绝交，绝交信中极力非议商汤王、周武王，鄙薄周公、孔子。再比如，嵇康曾经和向秀一起在大树下打铁，以自食其力。颍川人钟会，是一位贵公子，为人精明，很有辩才，他听说了嵇康的名气后，就去拜访他。嵇康见到钟会后，并不与他见礼，而是继续打铁。过了好一会，钟会要走了，嵇康对他说：“你听到了什么才来的？见到了什么才走的？”钟会回答说：“听到了所听到的才来的！见到了所见到的才走的！”钟会因为这件事而怀恨在心，在晋文帝面前进谗言，结果嵇康最终在东市被杀。这都是粗心而不考虑祸患的缘故。
心胸狭小而又志向屑小，可称为拘谨软弱的例子，如曹蜍、李志。《世说新语》中记载，庾道季说：“廉颇、蔺相如虽然是千年前死去的古人，但他们严正可畏的形象却常常具有勃勃生气；曹蜍、李志虽是现在还活着，却是死气沉沉有如九泉下的人。如果人人都像曹蜍、李志这样，便可回到结绳而治的远古时代，不过只怕要被狐狸这些野兽吃光了。”曹蜍、李志虽然活着却犹如死了，这种人没有心胸和志向。由此可知，说他们心胸狭小志向屑小，可能还夸奖他们了，但姑且列上他们算作懦夫的例子吧！
《列子》记载，秦穆公让九方皋选求良马，九方皋复命说选到一匹黄色母马。秦穆公派人去取马，取来的却是纯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因此而不高兴，伯乐感慨万千地说道九方皋看到的是天机，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内而舍其外。”至于观人之术也是这样啊，摘取其人的大体感觉而略去其人的细枝末节，求取其人的精华之处而舍弃其人的糟粕末节，正是观人观神的长处啊！一个人在其行走动静之时，其内在的精神、气质经常会表现出来，善于观人的人士便可以发现这种内在的精神气质。这样一来，一个人的美丑、善恶就不必通过外在的形体而发现；一个人善谈与否也没有必要通过交谈而了解。而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古人有时称之为“道”；有时称之为“器”；有人把它叫作“神韵”；有人把它叫作“才气”；也有人叫它“识度”；更有人叫它“气象”。这里举例说明如下：
道
《说文解字》解释“道”是人所经行的道路。《释名》说，道是引导的意思，就是疏通引导万事万物。总而言之，“道”是人们所经行的道路，也就《中庸》里面所说的“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夫之不肖可以能行之”的意思。道是“疏通引导万物”的意思，也就是《中庸》里“圣人亦有所不知，亦有所不能”的说法。“道”这个字最难解释，而观人术中与此有关的记载罗列如下：
《孟子》说：盆成括要死了，这个人有点小才能，而没有听说他有君子的大道。”
《庄子》里记载，孔子见温伯雪子时一言不发，子路就说话了：“夫子很久就想见温伯雪子了！今天见了他而不说话，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说到看人嘛，看一眼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道德品质，也就没有必要说话了。”
《后汉书郭泰传》记载，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与陈留边丘相谦让，而且善于谈论，名气也都很大。这二人经常招待郭泰，通常是通宵达旦。郭泰对他的弟子说这二位都是英杰之才，但是都不入道，太可惜了啊！
器
《论语》说君子不受器的限制。”上上之人的才德，能够顺应事物的发展，根据事物本身的情况立论，不能称之为“器”；上中以下的人，则根据其本身才德的广狭高低来确定其器量。用“器”来评定人的例子如下面所列：
《论语》中记载孔子说管子的器量狭小得很啊！”
《论语公·长》篇，子贡问孔子说：“我是怎样一个人？”孔子道你好比是一件器皿。”子贡又问那是什么器皿呢？”孔子道：“就是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
《后汉书郭泰传》：薛恭祖说听说您遇见袁奉高连车都不停，疾驰而过，而见到黄叔却连日晤谈，我们都不希望您这样！”郭泰回答说袁奉高的器局，好似一池清水，虽然清彻见底，但很容易测度，而黄叔度则是汪洋大海一般，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他的器量既深又广，难以度量！就是在他那儿住一段时间也未尝不可！”
神韵
《说文解字》神”，天神，就是诞育万物的东西。人类中最为精奇妙至的就是神。他像天马行空一样，独往独来，神秘莫测。《说文解字》：“韵”，就是“和谐”的意思，又引用裴光远的解释，是“均匀”的意思。人的性情和谐美好，均匀合机，就可以称之为“韵”。用“神韵”这个概念来观人的事例如下：
《晋书》中记载王衍“神情明秀”。
《世说新语》记载：王戎说：“太尉神姿高彻，像琼树瑶林一样，当然是俗世之外的神仙中人”
《世说新语》记载：司马太傅的府中有很多名人佳士，都是当时俊异之辈。庾文康曾说道看到子嵩在这些人里面，常令人心驰神往。”
《世说新语》记载：王平子看到太尉的兄长后说道：
“长相看起来像是得道之人，但是神情太过锋芒毕露。”
《晋书》记载：庚凯身高不足七尺，而腰带却有十围长，有高雅、悠远的神韵。
《世说新语》记载：冀州刺史杨淮有两个儿子，杨乔和杨髦，都是少年成才。裴顾性情弘通方正，所以喜爱杨乔有高远的风韵；乐广性情清雅淳和，所以喜爱杨髦有神奇的风度。当时有人评论道，杨乔虽然气韵高远，但没有神奇之处，乐广的见解较为正确。但二人都是杰出的后生。
才气
所谓才，就是才能性情的意思；气就是胆魄勇气的意思。颜回听到一件事，就可以了解十件事，而子贡知道一件事，只能了解两件事，这是因为二人的才气性情不一样；生下三天的小老虎可以把牛吃掉，是因为胆魄迥然有别的原因。才和气本来是分开论说的，汉朝以后才开始一起论说。
《史记项羽本纪》讲项羽力能扛鼎，才气过人。”
《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典属国公孙昆邪流着泪对皇上说：“李广的才气，真是天下无双啊！”
识度
《说文解字》：识，知也，度，法也。一个人既有知识，又有法度，就可以称之为有识度。
《世说新语识鉴》篇记载：石勒不识字，就让人为他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代为王，刻制印玺准备佩以缓带时，大吃一惊说这么做肯定要坏事！这天下是怎么得来的！”读到张良劝谏刘邦，于是说：“幸亏有张良劝谏！”
《齐书》记载，高祖曾经考察几个儿子的见识，就让他们各自整理一堆乱丝，只有文宣帝高洋抽刀斩断乱丝说：“凡是乱的，都要斩！”高祖就另眼看他，对薛淑说这孩子的见识比我要强！”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常有大度”。
《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建武四年（公元28年）冬，隗嚣派遣马援到洛阳奉送书信，马援到洛阳后，刘秀在宣德殿召见马援，马援一见刘秀的风采，当下倾倒，说：“现在天下大乱，揭竿而起，占山为王的人不可胜数；今天看到陛下豁达大度，同高祖一样，才知道世间自有真帝王在！”
《新唐书李密传》记载：李密听说包恺在猴山，便去投奔他，乘着牛，牛角上挂着一部《汉书），边走边读；越国公杨素正巧在道上遇见李密，停下马跟在李密后面，问道：“是哪个读书人这么勤奋刻苦？”李密一看是杨素，倒身下拜。杨素问李密所读何书，李密说是《汉书项羽传》。杨素便与李密交谈起来，一谈之下，很看重李密，回来后告诉儿子杨玄感说：“我看李密的识度不是你们能比得了的。”于是杨玄感便倾心结交李密。气象自然界中容易感染影响人、物的，莫过于气；而一个人有威仪，有风度，也可以成为别人的揩模。所以人的威仪风采可以感染影响他人的，就是气象。
《近思录》说：孔子是天地之间的元气；颜回则像春天一样和煦温暖；而孟子身上有一种肃秋杀气。孔子的气象无所不包，而颜回遵从孔子的教诲，像是愚笨似的，但却是一种自然和谐的气象，可以做到不说一句空话而感人无穷；孟子则是才情毕露，这也是时代使之然。孔子，如天地一样；颜回，像和风一样；而孟子则是气象如泰山一样威严。
《人谱类记》记载：程颐、程颢在伊川，气象极其严峻肃整，但是有点刻板迂腐而不可接近；只有明道先生程颢和蔼平易而又不失一身正气，颇得孔子的家法。
一天，明道先生与弟弟程颐同到一所寺庙，明道先生由左门进去，弟弟经右门进去，跟随明道先生从左门进去的数以百计，跟随弟弟从右门进去的寥寥无几。程颐十分感慨地说这正是我不如家兄的地方啊！”
综上述诸人，有的是圣人贤能，有的是英雄豪杰，有的是大儒名师，有的是风流名士，虽然有的全面，有的不全面，但是观察人的办法也只是从某一点考虑，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其人的全部活动细节，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就出现在我们面前。用得道与否和气象的高下来衡量圣人贤士，用才气识度来衡量英雄豪杰，用器局神韵来评判名人雅士，这是绝对正确的方法。就是孔子、孟子复活，也不能改变！
中国的观人术在汉朝以前多是采取分别法或比较法，这在《尚书》已有反映。《论语》中“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就是分别观人法。《论语》关于仁的议论，关于忠的议论，关于清的议论；《荀子荣辱篇》关于勇的议论《非相篇》中关于辩的议论，都是比较观人法。到了汉朝末年，及西晋初期，天下大乱，士人的出路很不正常，喜欢评论人物的既不鋩标淮太高，而希求仕进的士人又因为天下大乱而无途可走，只好转而求助于清议；所以曹操要求许劭给他一个评价，孙秀请求王戎为他品评；而那些评定人物、主持清议的人身处乱世，左右为难。实事求是、直言不讳则害怕伤身害身；言不符实、空洞泛泛则又有损名声。所以笼统概括为混合观人法十分风行。晋朝人最擅长品评议论人物，像是专业人士似的，而其主要特点仍不出混合观人法，其例如下：
简文帝认为何晏“巧累于理”，而嵇康“俊伤其道”。司马道子说王恭的形象是如松柏一样“亭亭直立”，而王忱的风度则是“罗罗淸疏”。山涛认为阮成为人“清真寡欲”，而武韶为人“清白有声”。王济品评刘炎的气度是如金玉满堂的富丽堂皇。王羲之评价支遁器字轩昂，神采俊逸。殷仲堪说王羲之“清鉴贵要”，而王济认为殷浩处事随和。孙绰认为刘“清蔚简令”而王济“温润恬和”，桓温却是“高爽迈出”，谢尚是“清易气达”，阮裕是“弘润通长”，袁乔是“洮洮清便”，殷融是“远有思致”。桓温评鉴尸黎密是“精神渊着”。谢鳃认为王玄“清通简畅”，而嵇绍“弘雅劭长”。王戎看山涛如“璞玉浑金”，看王衍如“琼树瑶林”，王济视孙楚是“天才英博，亮拔不群”。
提纲挚领，观人观神，以片语只言便可概括一个人的风格特点，鲜活形象，恰如绘画写生，寥寥数笔便可传神。
曾国藩处于大清王朝摇摇欲坠、即将士崩瓦解的前期，当时太平天国的革命势力极大地威胁着大清的统治。曾国藩作为清朝的一名忠臣耿将，力挽狂澜于既倒，成了大清的一根柱石。而大清本来对汉人为官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曾国藩却官居三品，授太子太保，穿黄马褂，成为清朝一代最为辉煌的一名汉人。因此，他在发现人才，提拔人才时，非常重视人才的品德，希望重用德才皆备的人。
重视品德，也是中国古代用人的一大传统，不论《论语），还是《人物志》，都把德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曾国藩作为一名“内圣外王”的杰出人才，自然也不会放弃传统。
水有清浊之分，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别。古人就用“清”与“浊”来区分人的智愚贤不肖，《冰鉴》自然也会很重视“清浊”。中国古代哲学观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相学的“清浊”就相当于从“人合于自然”的方式来评判人的行为举止，区分人的智愚贤不肖测知人的骞达命运。
清，如水的清澈明澄，用在人身上，就是清纯、清朗、澄明、无杂质的状态，与人的端庄、豁达、开明风度相配，常与“秀”连之，称为“清秀”。
浊，如水的浊重昏暗，用在人身上就是昏沉、糊涂、驳杂不纯的状态，与粗鲁、愚笨、庸俗、猥琐、鄙陋相配，常与“昏”连用，称为“昏浊”。
从这儿可以看出，清与浊是相对应的一组概念，说明人是聪明还是愚笨，智慧还是鲁钝，在评判人的命运时，清者贵，浊者贱。
邪，指奸邪；正，指忠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因而邪正观念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古之奸邪，在今天也许是确的，古之忠直，在今天可能是迂腐的。换言之，就是忠臣良士与奸贼佞臣之分。
另有介于正邪之间的一类人，这类人应在具体的环境下去区分他（她）是奸邪还是正直，不能一概而论。
从上可知，由于“正”和“邪”都蕴藏在“清”之中，并都以“清”的面目出现，要准确地分辨它们，就是一个比较困难，富于技巧鲈问题。既然“邪”“正”难辨，因而《冰鉴》说：均托迹于清，不可不辨。
动与静不仅是一组重要的哲学概念，在古代哲学中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在哲学中，动与静是互相对立的动态术语，是在事物的变化中去观察、分析、解决问题时带有辩证性的方法。
动与静的结合，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的一个显着特点，具有一定的辩证思想和科学性。这是传统神秘文化中其他学科所没有的一个特点。静态判断，必然会有失偏颇，走到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立场，不利于全面正确观察事物。动静结合，则能提高评判的正确性。
曾国藩善于识人、用贤的一些根据性判断，往往是静态判断，如“六府高强，一生富足”一些具体性判断，往往是动态判断，如“气浊神枯，必是贫穷之汉”；而如“两目无神，纵鼻梁高而命亦促”，则是二者的结合。
又，人的行为举止，情态姿容，亦有动与静之别，上述两种判断，有时就是对比做出的。
前边已经说过，“动”与“静”是事物运动变化的状态。事物的真相和本质，最易于在运动中流露、呈现出来，特别是一些重要关头，最能见人真心。“静”虽然是稳定状态，但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它处于其先其后的两“动”之中，在由“动”到“静”再由“静”到“动”的变化中，它仍呈动态。所以通过“动”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通过‘‘静”也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和本质。
“动”，这里是指眼睛正在看人观物之时的状态；“静”，指目光暂时静止，没有看人观物时的状态。有动必有静，静后必是动，它们是相互连贯的永恒状态。
“静若含珠”，犹如一颗烂然明珠，熠熠生光，却又含而不露，光华内蕴，静而炫然。
“动若木发”，犹如春木的生发。树木经水分的滋养，遇春而生，一冬所藏之精华化而为新芽。观人看物，目光中精气流动，如秀木吐春，新芽自清，生气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