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中各篇中，有几篇写到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可圈可点、令人敬也令人亲的品质。《直笔——“乱臣贼子惧”》所写的董狐和“董狐精神”就是十分可贵的。史官不畏权势，“秉笔直书”，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优秀传统，连孔子这位大圣人都很难做到，可是有不少史官做到了。董狐是晋国的史官，公元前607年，晋国的灵公被赵盾弟弟赵穿杀死了，董狐在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前来质问，董狐理直气壮地说：“你是朝廷大员，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r你躲在外面，可是没出国门；你回来了，又不追究凶手。你还脱得了干系吗？杀皇帝的不是你，又是谁呢？”过了五十九年，齐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史官写道：“崔杼弑庄公。”崔杼可没有赵盾那样好脾气，他光火了，立刻把史官杀掉。可是，史官的弟弟来了，还是那样写：“崔杼弑庄公。”崔杼又杀了一个，结果来了另一个弟弟，又杀，下一个史官照样写道：
“崔杼弑庄公。”崔杼只好认输。这篇文章最后说：“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的、千方百计的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部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没完。坏蛋们真没法子。”
跟这种不讲情面的史官相似的还有一种人，就是历代正直的谏官。“‘谏’，是一种劝告，‘谏官’，是一种专门管劝告皇帝的官。这种官劝告皇帝不要做错事，劝告皇帝在做一件事前多想想，再想想。他们整天跟在皇帝身边，到处找皇帝的错。找到错以后，便提醒皇帝。”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对皇权构成制约的惟一一种制度，当然它的作用极其有限，当皇帝不喜欢时，谏官们很难尽到职责。但是历代也出现了不少正直的谏官，有的冒死直谏，有的真正丢掉了性命。宋朝著名谏官范仲淹，有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还写过一篇《灵鸟赋》，“高叫作为知识分子的人，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诤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看到坏的，我要说；不让我说，不可以！”此所谓“目标也不见得远大”，是指那些谏官并不是从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着想，而是为皇帝着想，多是对皇帝愚忠。跟董狐、司马迁一类史官比，这些人要低一个层次。尽管如此，能冒死谏诤，也是值得称道的。
这本书里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介绍明末清初人李二曲的《记一个不合作主义者》。李二曲是一位大儒，统治者千方百计征召他，官吏们举荐他，前后十多次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用种种借口，实行不合作主义。李二曲七十五岁那年，康熙皇帝西巡想见见他，他死也不肯，就装病，叫他儿子李慎言代表，送了皇帝几本自己的书，聊表不伤和气。康熙题了“关中大儒”四个字。大官人逼他写谢表，无奈之下他故意写了一篇像乡下人写的作文敷衍，大官人看了，不敢往上呈，遂不了了之。这种不合作主义是知识分子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个性完整、坚持人间正气的一种表现，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智者。这正是李敖对台湾当局所奉行的政策，所以写这个人，也是一种自况。
董狐精神，冒死直谏，誓不合作，这就是李敖理想中知识分子的三种典型，他们跟那个污浊的“当局”划清了界限。
作为一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书”，我以为缺少对各种传统进行分类鉴别，厘正好坏，是其美中不足之处。像前边所说几种传统就是好的，值得发扬，或至少值得肯定。其余，有的仅仅是一种做法，如《传令—全国大跑马》、《新闻——报纸像杂志》等篇所写即是，而（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等一些摧残人性、压制人性的“传统”，就是应当扫进历史垃圾箱的东西。
中国传统，不仅有好坏之分，而且有主次之别。中国诸种传统之中，最核心、最有害、对其他传统最具有统摄作用的一种传统是君主专制，即把“天下”当做私有财产的传统。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天下本是天下人所共有的天下，不是哪一个人所私有。可是从古以来，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天下就是个人的。尧舜二帝历来被称为圣人贤人，他们的所谓“禅让”也一直被作为君王道德的典范，几千年赞颂不绝。推究起来，他们搞禅让不就等于把天下私相授受吗？天下成了君主的私有财产，天下人成了他最忠实的奴隶，这就是中国最主要的传统，一切传统之根。三纲五常，君为臣纲，最恰当不过地说明了君主专制这一纲对其他各种传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它是总纲，也是最高价值标准。只有分出主次，才能分别好坏，才能对各种传统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史官为追求历史真实而誓不做假，是独立于那种传统之外，所以他们非常可贵；谏官是在那个传统之内，对主子尽一点谏诤之责，在某种情况下有利于人民，但归根到底它是为封建君主本人服务的，所以跟董狐一类史官比起来它要低级得多。至于《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那样直接出自“三纲五常”的传统，它的反动性就更是非常明显的了。
总之，在介绍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过于客观和冷静不能认为是上策，特别是在读过中西文化大论战的刀枪之文后，难免觉得作者的态度太客观、论述太超脱了。
十、我纵笔所至不检束
《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高信疆，在李敖复出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不仅建议《独自下的传统》迟一天发行，使他有机会在报上编一块前所未有的专版（6月6日），大肆宣传，而且约李敖在他主编的副刊版上开辟专栏，连续刊发文章。李敖的专栏，名叫《李敖特写》。1979年6月10日，李敖写了《“李敖特写”破题》，算是开场白。他说：“‘李敖特写’别名‘放下屠刀’，就好像高信疆别名高上秦一样。上秦为专栏起了这么含义深远的名字，他的眼光、他的慈悲、他的期许、他的心惊胆战，都表露无遗。”又说：“我希望我真的‘放下屠刀’，我希望我的敌人都是我的朋友，免得我另开‘西化屠宰场’；我希望我的朋友崇拜我、追随我，享受‘过屠门而大嚼’的乐趣，不要动摇、不要七嘴八舌。”
《破题》以后，李敖写了《大慈大悲李敖菩萨》（这一篇写于6月7日）、《“我中华尚有人耶？”》、《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当年老子如何如何》、《床上功夫》、《论和尚吃肉》、《这样笨，还要做强盗！》、《绝子如不见》（跟孟绝子的通信）、《“逸豫适足亡身”吗！》等多篇文章。《大慈大悲李敖菩萨》是运用佛学原理讨论人生境界的，说人“从出世以后，再回到人世，就是从‘看破红尘’以后，再回到红尘，这时候，这种境界的高人，真所谓‘目中有色，心中无色’。他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他的进退疾徐，从容无比，这就是真的高，做不到这种‘出’‘人’境界，就跟这种境界有出入，就是假的高。”李敖以菩萨自称，但不成佛。因为他不能放下屠刀。这篇言论等于对自身做了一番解剖，也是宣战书。《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是一篇哲理性很强的文章，是狱中对吴俊才老师写的《甘地与现代印度》一书进行反复研读写出的心得。甘地称自己的狱中生活是最自由的，因为一切都由狱方做出安排不需要自己操心。这可以称作“不自由的自由”。李敖自己所追求的却是“自由的不自由”。“自由的不自由’的特色是民胞物与，是把受苦受难的人当兄弟，又使自己有责任感。夏禹感觉天下有淹在水里的人。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淹在水里一样；后稷感觉天下有没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有这种抱负的人，后天下之乐而乐，众生不成佛的时候，他自己不要成佛。”“所有伟大的性灵里，念天地悠悠，都有‘自由的不自由’。”
跟以上两篇讨论人生哲学的文章不同。《床上功夫》、《论和尚吃肉》等篇跟《独自下的传统》中的文章相似，以介绍知识为主。恕不一一介绍。
李敖在复出之日，还编了两本新书出版，即《李敖文存》和《李敖文存二集》，收入新写的文章和以前已经发表，尚未收入别的集子的文章，如前已论及的《论没有“流血的自由”》等篇。在《中国时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也收在这两个集子里。这年8月14日，李敖为《文存》写了代序《看谁文章写得好？》。文内追述丁中国文体发展简史，对胡适等人提倡的五四白话文，认为是“做人成功，作文失败”。最后说：“奇迹来自李敖这边。白话文在李放手里，已经出神入化。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不出世的人出世，因此我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我纵笔所至不检束’，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在这两本集子里，除了已经谈及者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等文。这篇文章概括地论述了居浩然剖析“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文章指出：“浩然点破今日‘新儒家’的嘴脸和手法，指出他们在拉‘义和团思想’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皮条，转而凝成‘文化沙文主义’，凝固成‘以文化而不以种族为内容的民族主义’，这是他眼光的敏锐。”又说：“居浩然在思想史上，除了上面这些纠谬的努力外，还有一些指向的努力，值得他的好朋友的特别介绍。这就是他的‘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和民主’的立论。”文章称居“是西化的启蒙运动者”。文章又特别称赞居“是我们最可贵的一位‘大少爷’”，“是‘大少爷’中最洒脱的天真者、最满不在乎的没心肝者”。前已说过，居浩然是民国元老居正的儿子。
小蕾是李敖的小情人，在李敖入狱一年以后，她已离去，但他“在牢里年复一年斗室独居，午夜梦回，偶尔也想到纪元后一九六七年的鲁肇岚”，同时想到了“纪元前一六七年的‘绨萦’”，于是在《李敖文存二集》里有了一篇题为《“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的文章，这篇文章原来刊登在《长桥》杂志上。不过这篇文章不是在狱中写的，写作日期是1979年5月25日，即在复出之前不几天。
缇萦复姓“淳于”，事情很简单，她父亲犯了罪，她要代父受刑。作者由此事说起，论证了中国古代刑罚的残酷性，并随时把中西刑罚做了比较。文章说：“身体刑在执行方面，倒多少有古今之分。现代派偷偷摸摸，古典派却光天化日，光天化日到公然立法为之的程度。”文章接着探讨了“人权单位”和“人权代位”等问题。最后说：“写到这里，可以做结论了：中国是‘仁爱’、‘和平’的民族，中国没有‘黑奴’，但中国有‘黄奴’。中国没有解放奴隶的林肯，中国只有千千万万的‘小奴家’。”寓讽刺于对比之中。
书中有几篇文章可看做某方面的简史，如《中华大赌特赌史》是赌博史，《且从青史看红楼》是娼妓史，《黄帝子孙的黄金观》是有关黄金的观念史。这跟《独白下的传统》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