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追杀蒋家就是争取民主自由，他骂老蒋，挺身做自由人，我们也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李敖截至目前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的写作，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它的问世，说明李敖用心良苦。它把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历史人物刻画统一起来，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生活。这部小说是一部大丈夫之歌，是一支男子交响曲。
一、跟官府打官司，争取自由权
从1962年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后，李敖讼性大发，打官司变成家常便饭，前后出庭几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人、或代理人，进出法院，自己几无宁日，法官更无宁日。二十多年来打的官司之多，已难毕数，但有一批官司最具施教作用，那就是跟各级官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打的官司。
李敖先告台北市政府，再告高雄市政府。
在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相继被逮住以后，李敖的生意更兴隆了，不久台中市政府也被逮个正着。
1987年6月22日，李敖接到妈蚂张桂贞台中一中同事张佩华的快信，说有军警宪及人员一大批，趁妈妈在国外探亲之时。于头一天找锁匠开锁，进入她在台中一中的宿舍，搬走大量书籍（据李敖1993年4月8日所写《强制执行声请状》，“非法扣押声请人所有之藏书一万四千七百零八册，并经烧毁无存”）。李敖于24日赶到台中，料理善后。他访问了邻居、派出所主管、里长，了解了当场情况。里长交给一份“台中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的收据，就是所谓“三联单”。7月1日，李敖以请求权人张桂贞的代理人的身份，寄出《损害赔偿请求书》给台中市政府，要求赔偿。等了五个月，该衙门不理不睬，李敖复以张桂贞诉讼代理人身份，向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庭提出控告。1988年2月10日，台中地院民二庭判决台中市政府败诉。
事情并没有完。那时台中市市长是国民党大员张子源，他提出上诉，说执行搜索任务的是台湾中部地区警备司令部，不是市政府。经反复审理后，又是市政府败诉。后来换了市长，由林柏榕担任，他是李敖的同学。新任市长又提出一说：“张桂贞人在国外，竟然家中有她出国后才出版的禁书”。这一说又被李敖和他的律师驳倒。上上下下，反复多次，直到1993年2月22日，由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张桂贞母子胜诉。
在这件官司中，李敖锲而不舍，努力不懈，穷追到底，所争者，除民事责任、司法公正以外，更着眼于宪法中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
事情仍旧没有完。最高法院裁决后，李敖致书台中市市长、学友林柏榕，提出几点：“一、即日派专员北上，面致赔偿金给李师母或我本人，以敦民谊；二、酌情处分贵府助纣为虐失职人员，以明责任；三、禁止贵府人员再胡说八道，以饬官箴。”林柏榕收信后仍旧不理，李敖乃写检举信给台湾省政府主席宋楚瑜，主旨是“请查办颟顸违法之台中市市长林柏榕及其手下台中市政府新闻室负责人”。4月8日，又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声请状》。4月15日，宋楚瑜下令秘书处机要室回件，告以追踪处理。4月19日，台中地方法院法官下达执行命令，台中市政府眼看就要被贴封条了，林柏榕终于5月12日，开出总值新台币贰佰叁拾肆万捌仟陆佰伍拾陆元整的一张“国库支票”。
二、骂“老蒋”，追求历史真实性
笔者所见李敖最早有关蒋介石的文章，是1982年6月7日写的《蒋介石与开房间的自由》。该文是就警察随意检查人们的住房和在旅馆所开房间一事立论的，谈到《违警罚法》的不当，认为“警察查房间是对人民居住自由权的严重冒犯、是对人民隐私权的严重亵渎。在人权零落、法吏横行的今天，我们该争取的自由太多了、太多了，我们实在该一项项具体争取、具体讨论”。这篇文章还没有说到蒋介石本人。同年10月先后写了《别赖张学良了》《大时代的故事，大时代的造谣》和《不平等条约是蒋介石废除的吗？》几篇文章，前三篇后来经过订正，分别题为《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二》《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一》《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三》，其论述重心和矛头所向，已是很明显的了。1983年写有《蒋介石与日本降将》《蒋介石与“雷案”》《蒋介石与吴稚晖》等文。1984年写有《蒋介石与吴国桢事件》《蒋介石比祖宗》《蒋介石与“空中强盗”》《蒋介石并非原定黄埔校长》《蒋介石与红色黄埔》等十多篇文章。从1985年起的连续几年内，李敖每年所写有关蒋介石的文章都在三四十篇之间，有的年份更多一些。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李敖是从梳理蒋介石跟一些大案的关系人手来对蒋介石展开研究的，然后走近蒋介石看其生平事迹，看其人品，看其统治手腕。在那之前，台湾出版了许多有关蒋介石的传记著作，有官方的，有私人性质的，其中常有有意无意篡改历史之处，李敖都一一订正，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如《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经作者考证，蒋介石最早见孙中山，“并不在民国前二年（1910），而是在民国后二年（1913），乃‘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足见前面抽样的所有年表和所有传记，虽然一篇篇写得神龙活现，却都是一篇篇神话和谎话！”再如《蒋介石是“中华民国”真总统吗？》一文，根据法统、根据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蒋介石宣布自己为总统第二天依然称李宗仁为“中华民国总统”、根据李敖自己所藏胡适两份文献上称李为“总统”和“李大总统”三条论据，明确指出，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后，就成为一个普通平民，而真正的总统是李宗仁，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复职”任总统是非法的，这也牵涉到蒋介石在台湾究竟担任了几届“总统”的问题。李敖这些文章。以客观事实为准，条分缕析，指出谬误，恢复真相。有些事实本是明摆着的，但由于不利于描写出蒋介石的“伟大”和“光辉”来，传记的作者们就都视而不见，佯装不知。另有些事实淹没在浩瀚的资料海洋里，不经过一番苦心搜求，是难以让其重见天日的。李敖的这一指谬工作，意义重大。
爬搜史料既是历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识其人性、抓其本质的必要途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如何残暴、如何阴险，也只有弄清事实，才好说明。传记作者“为贤者讳”，其真实目的是有意掩盖传主凶残的本质。李敖指谬辨伪、正本清源，目的恰恰在于教人们正确认识蒋介石其人的本来面目。《蒋介石与（文星）》洋洋洒洒四五万字，备述蒋介石在扼杀《文星》一案中所起作用。萧同兹、张群等如何恭敬地请示，蒋介石如何批示“悉”、“阅”，都让人历历在目。为了一个《文星》，“最高当局”竟如此用尽心机，这就把蒋介石压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罪行，暴露无遗。文章写到《文星》的复刊，那已是二十年后的事了，老蒋已不在世，掌握独裁大权的是小蒋。说《文星》将“保持原有风格”，赫然有“保安人员”驻社，《中央日报》原来不登广告现在却登，这种种现象说明“最高当局”的政策，前后二十年是连贯的，老蒋小蒋是一致的。
1986年10月20日，“国民党大举筹庆蒋介石百年冥诞之日”，李敖把他所写一部分有关蒋介石的考证文章编成《蒋介石研究》一书，并写了《自序》。他在序文中说：“我敢在刀光剑影和黑狱幢幢的压力下研究蒋介石，这种文格，是何等勇气！我敢在资料封锁和众口一声的困难下研究蒋介石，这种文格，是何等突破！古人说‘文格渐卑庸福近’，我生平志不在庸福，所以总是变得‘文格渐尊奇祸近’，而我文如其人，文格都这样高了，人格更不在话下。”《蒋介石研究》是这年10月31日出版的，出版后立即被查禁。两个月后，李敖编出《蒋介石研究续集》，于“《蒋介石研究》被查禁后六十七天”（1987年1月7日）写了《自序》，说：“台湾是蒋家王朝统治的大本营，在这大本营里，一切有关蒋介石真面目的研究，都是困难重重的。虽然如此，我仍不服这口气，要在资料封锁和众口一声的奴性环境下，奋笔去做一个自由人。《蒋介石研究》和《蒋介石研究续集》的接连出版，就是这种挺身做自由人的一些实绩。希望看过它的读者，能有真正的觉悟，唾弃蒋家王朝、打倒蒋家王朝、推翻蒋家王朝，为正义和历史做千古见证，这样才配骂西太后啊！”《蒋介石研究续集》也被查禁，李敖又编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和《蒋介石研究六集》，在短时间内先后出版。他还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研究专著，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又跟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资深教授的好友汪荣祖合写了《蒋介石评传》。
三、总统也可以骂
蒋家王朝的第二代蒋经国，1910年3月出生，青年时代曾在苏联留学和工作，1937年回国。1938年起开始担任各种军政职务，以后逐渐掌握了国民党的情报系统和军权。1969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做接班的准备。1972年5月17日，经副总统严家淦提名，就任行政院长，在实际上掌握了台湾政局。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病而逝。4月25日，蒋经国被任命为国民党主席（“总裁”之名永远留给蒋介石），1978年5月20日，在从政四十年之后，当上“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主政后，提出了“革新保台”的口号。包括“党务革新”和“政治革新”两个方面。国民党历史上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传统组织形式逐渐松弛，所谓“民主化”和“制度化”的竞争性体制逐步形成。同时开放报禁，开放党禁，解除戒严。从50年代起，雷震等多人就企图组织“中国民主党”，一直被当做非法活动予以查禁。1986年9月28日，一些人在台北突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和较为稳妥的政策，一方面宣布民进党为“非法”，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沟通。将近一个月后，同年10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允许组织新党。此后出现了组党热潮。在解除党禁之前，国民党也还有两个“合作伙伴”，即民社党和青年党，不过它们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更不是互相反对的构不成政党政治，只有在解除党禁以后，在出现了反对党以后，台湾才算进入政党政治，而这是在蒋经国时代开始的。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病逝世，副总统李登辉成为总统。
李敖有关蒋经国的第一篇文章，题为《骂总统的自由》，写于1984年3月25日，正是蒋经国任总统第六年，逝世前四年。文章由一位国民党大员所说：“国民党革军阀的命，革了这么多年，其实国民党还不如军阀”的话开头，并举实例（一篇骂袁世凯的文章），说“在军阀的统治中，人民除了不便骂军阀的姨太太以外，其实能骂的范围是很宽的，人民要办报、要办杂志、要出书，都悉听尊便，天王老子也管不着、天王老子也懒得管”，“军阀的言论自由，是我们这儿‘美丽的宝岛、人间的天堂’也绝对赶不上的！”通篇文章是说总统可以骂，只要有可以骂的地方，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在于对军阀时代和国民党时代的自由度做了比较，而在于提出了“骂总统的自由“这样一种自由要求它等于一篇宣言，作者正是以这篇宣言一样的文章投身到对蒋经国的笔伐之中的。此文发表之后，国民党一直闹着要制定诽谤元首罪，国民党“法务部长”施启扬还具体完成了刑法修正草案，但最后没有成为法律。1985年12月23日，李敖又写了《鼓励诋毁元首才是正路》。在引述r美国总统杰斐逊说的一段话后，说：“一个政府为了证明自己站得正、得民心，是民主的、言论自由的，大可鼓励诋毁元首局面的出现，一如德国皇帝为了证明自己守法而鼓励老百姓告他一样”，是“一个古今中外的通例”。1987年夏，李敖把他有关蒋经国的七篇文章，编成《蒋经国研究》一书出版，前边加了一篇很长的《缘起》
李敖有关蒋经国的第二本书叫《论定蒋经国》，收人九篇文章，另有一篇《前言》。大都是对蒋氏事迹的考述，也有《蒋经国人死了，就不骂他吗？》，继续阐述该骂的理由。书中文章除两篇外，都写于蒋经国死去以后。
《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说：“这种李敖式的正义，施之于批孙批蒋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一路照批，自然不在话下。我在蒋经国生前，就出版封面标出‘蒋经国死了’的‘诅骂’之书，以代天讨；蒋经国死了，自应有‘鞭尸’之作，聊伸我怀。因此我在他死后一周年之日，编著《论定蒋经国》一书，一来打倒国民党的马屁书刊。令其虚生；二来证实民进党的没有志气，令其愧死；三来向全世界显示，在生死线外，中国毕竟有强项不屈之人，在台湾岛上，不畏蒋家王朝，而以个人力量，挺身为人间存正义而留信史。我不但印自己的批小蒋之书，并代被蒋经国蒋孝武父子谋杀的死友江南印出《蒋经国传》（江南夫人崔蓉芝授权本。），人间快意恩仇之事，做得再也没有比我李敖更痛快、更没完没了的了。”
四、“骂”一干走狗
1984年5月4日，著名学者唐德刚写了一篇长文，发表在香港《百姓》杂志上，其中说到李敖：“再看我的小友李敖。这小子终日在骂‘混账国民党’，骂得名满全岛，稿费如潮，施施然‘总统候选人’焉！‘敖之呀！’一次我告诉李敖，‘你是国民党民主橱窗内的模特儿啊！’但是李敖不以为然，他认定那是他不怕死的结果。”对李敖“骂国民党”如何认识是一回事，唐德刚说李敖“终日在骂‘混账国民党’”则是应该注意的，因为这里至少肯定了一种事实。
国民党和“蒋家”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当人们说到蒋家的时候，我们会立即想到国民党，当说到国民党的时候，我们又会立即想到蒋家——蒋氏父子。所以我们在《追杀蒋家》这一节里一并谈对国民党的“骂”—那是“蒋家”的“一干走狗”。
唐德刚写的那篇长文的1984年前后，正是李敖狂骂国民党的时候。后来他编成《国民党研究》和《国民党研究续集》两本书。在《续集》的《自序》里，李敖说：“我一生痛恨国民党，我痛恨它，与这岛上一般痛恨它的人不同。一般人从小被它骗，骗得加入它，成了或做过它的党员，最后才有所党悟，但仍要跟它接龙、跟它画虎、跟它委蛇、跟它待兔。……我却全不如此。我从在北京念小学时就对国民党厌恶，这一厌恶使我一直坚持不做它的党员，虽然这一坚持，带给我几十年的不方便、‘不识时务’，但我不但不后悔，反引为自豪，这是我一生中的‘大德’之一。”又说：“余致力不屑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凡四十年。四十年间，且由厌恶国民党，演变为痛恨国民党。不但痛恨，且能在有生之年、在国民党的地盘上，把这种痛恨，发之为文、印之成书、公之于世，这种‘大德’，简直更积极了、更百尺竿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