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出狱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李敖对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道路，做了较多的解剖和分析，决定“战斗性隐居”和“隐而不退”便是他认真思考的结果。在一封给荣文的信里，他说：“自‘隐而不退’以来，所有朋友都不见面，当然路上、饭店里碰到的情形发生，也不会不理朋友，也会嘻嘻哈哈。惟一的例外是负责每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印务的‘出版生意上的朋友’，但也四十多天不见他了。我试验以遥控方法解决印务上的困难，试行了四十多天，成绩尚好。”他认为“这是爱惜生命之道、充分发挥打击力之道、乱世中不失掉自我之道，也是‘看破红尘’仍要独力救世之道”。又说：“珍惜余生，反求诸自己，做千秋大业，才是来日无多的智者该做的事。因此我才决定：成品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共同创造出成品，才是朋友的最大意义，其他一切，在此时此地，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自大这个问题李敖也做了反思。本书作者在《自序》中说过，在本人看来李敖确实是很自大的，不过这种自大属于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所说“个人的自大”，它跟“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正好相反，而不是跟谦虚相反的那种自大。正如鲁迅所说：
“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也就是说，自大是建立在“天才”的基础之上的，有天才就说天才话，是一种实事求是；没有天才，反说天才的话那才是可耻的。这种自大，一个民族能够容忍，是这个民族的幸福；一个团体能够容忍，是这个团体有活力的标志。李敖是个天才，所以他自大；李敖能充分运用自己的天才，所以他的自大不是一个问题，是应该为整个社会所理解、所容忍的。1982年11月24日，李敖写信给彦增，题目就叫《自大者言》，开头说：“所命之事已转到，不能不抗命，因为我已隐居，不见人了，当然也就不能接受你家大小姐的访问。”又说：“我想，大概只有像你这样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傲骨’。这种傲骨，如今表现在‘拒人千里之外，而不拒人于“千秋”之外’上面，就更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每月在《千秋评论》上用印刷品呼幺喝六，的确未免张狂了一点，种气活现了一点，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吗？”李敖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的确如此。
在另一封题为《兔唇与真理》的信里，李敖说：“如今兔儿爷和仙境都远去了，人生已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纯真而童稚，但另一种高人境界的追求，却使我贯注不已。这种境界是一种对人生的彻悟和彻悟以后的实践，这种彻悟与实践，对凡夫俗子说来，也许会视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但我却年纪越大，反倒越认真。”是的，李敖现在已经大彻大悟了。李敖是在斗争中大彻大悟的。他喜欢斗争哲学，他“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但这种斗，不是盲目的，小我的，它有更宏伟的目标，是“争人格”。《蒋介石研究·自序》说：“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岛上，敢于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多少年来，知识分子的品格，如孟绝子所说，早以被国民党彻底摧毁，在彻底摧毁之下，大家以明哲保身为智、以见利忘义为智、以逢迎国民党为智，以对统治者察言观色希旨承风为智。在这样滔滔者天下皆智也的局面下”，李敖挺身而出，在“权者”面前仗义执言，为大众的利益仗义执言，为捍卫人的尊严仗义执言，这是多么难得，具有多么崇高的品质！这是真正的大彻大悟。
七、《求是报》
李敖在办杂志外，还应约在《世界论坛报》上开辟了《世论新语》和《李敖论坛》两个专栏。
这家报纸是在台湾的报禁解除后创办的，它的主办人是段宏俊。先约办《李敖论坛》专栏，言明“一个字不改，言论自由”。李敖也就“尔为尔，我为我”地划清界限，撒起野来了。办了一年，吃尽苦头，伤人无算，弄得段宏俊的处境有如四十年前一首歌词中的一句：“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段宏俊力排众议，将《李敖论坛》逐出第一版，移到副刊版，拉李敖再加一个专栏，于是有了《世论新语》，放在第一版。这两个专栏发表了多少文字我不得而知，只就《世论新语》一书所收就有二百二十五篇，另加一篇《自序》。《自序》开头说：“《世论新语》在书名上，自是从一千五百年前刘义庆《世说新语》而来。中国人写书，普遍毛病是犯头巾气，《世说新语》却是脱帽后的闲谈，每个故事落墨不多，或优美、或洒脱、或惊心、或动魄，都是很有味道的。”李敖的这两个专栏，在文体上、内容上。自不同于一千五百年前的著作，但在落墨不多、为文恣肆上，可以媲美于前人。每篇文章不过三四百字，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大多一事一议，一论一议。如《退党中的进步》，由“选举在即，国民党抢鸡肉不遂者、民进党抢鸡骨头不遂者，势必一一退党竞选”开头，在举了两个例子以后，发议论道：“不过，西方民主国家的退党。是以政见不合，不合则去的；国民党这些小叛徒却是提名不遂、愤而求去的。人家的不合则去，是丘吉尔（churchill）式的；而这边的愤而求去，却是‘求利耳’式的，前者是政治家，后者只是台湾土政客，差得远啦！”其他，只举一些题目，即可见一斑：《“英明领袖”何能被欺骗？》、《公布财产不够，报出来源才算》、《对彭明敏要公道》、《国民党气为之夺》、《国民党法为之毁》、《辜振甫先还钱再说》、《新闻局长何不检讨自己？》、《文工会的自我解嘲》、《李登辉与灶王爷》、《李登辉应示人以勇》、《达赖喇嘛“非暴力”么？》、《李焕何妨辞职？》、《民进党的仁心问题》、《两个法西斯》等等。
跟《世论新语》中的文章相仿的小文章，李敖在20世纪80年代写了不少，后来编成集子的有《李敖札记·语录》一书。
说来巧妙，李敖自己也有了一个办报机会，他很好地利用了起来，办了一份《求是报》。这报没有一个记者，只有一个兼职人员帮忙，一切由李敖一人担任。不过它的创刊时间已经到了1991年的2月27日，跟《求是新论》等一样。不在本书的论述之内，也就作为罢论。
八、揭露司法腐败的“及时雨”
四李出版公司为庆祝李敖出狱，做《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和《李放全集》的广告，有一段话说：
李敖是最受争议的风云人物，他是顽童、是战士、是英雄、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多少年来，他一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独行其是，而不在乎小人们争言其非。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李敖不被接受，因为他是先知。
这先知扶弱抑强，主持正义，霹雳手段，菩萨心肠。他在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他在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援难友；他在坐牢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是。
前边提到的石柏苍，白天上办公厅，晚上偷运资料给李放，李敖据之秘密写成四万五千字的《监狱学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记：（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长文，再由石冒险分批寄出，交给他太太保管。1982年2月10日出狱当天下午，李敖招待读者，公布此文，又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七期发表，配上图片，文字也酌加订正，同时加进九篇补充性文字，有《只换屁股不换针》等。同期还刊有《为翁媳命案抱不平》、《致谷风歧法官的一封信》等文，使这期几乎成为一个揭露司法腐败的专号。第八期上发表《论石田公二事件》、《给许荣淑的一封信》等。《给许荣淑的一封信》是就收信人拟在“立法院”就《监狱学土城》一文进行质询所出的主意，建议对方“不要出‘问答题’给他们发挥（因为一发挥就‘太极’出矣！），而要出‘是非题’、‘填空题’逼他们一翻两瞪眼”。
由于李敖一再发表有关司法黑暗、监狱黑暗的文字，并为许多冤狱揭真相、鸣不平，引起了“行政院”院会、中外舆论、电视、“立法院”以及被迫害者的重视。同时引发了好几起监狱闹事事件。2月27日，花莲看守所由二十七名犯人闹事，看守所急电警察局请求帮助，警察全副武装赶到，才告平息。3月8日，新竹少年监狱发生空前大暴动，有一千四百七十六名犯人参加。法务部监所司负责人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写文章，认为闹得愈大愈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的祸。“法务部长”李元簇，在“院会”里、“立法院”里、报章上、电视上，不断点名批判李敖。另一方面，有些“议员”，为了拉选票，抓住这个好题目，在“立法院”会上提出质询。最后导致李元簇黯然下台，由“次长”施启扬接任。
在“鼓动风潮”这点上，李敖跟鲁迅是一致的。鲁迅到厦门大学教书，只四个月，就在学校引起一次学潮。鲁迅把自己比作一只“火老鸦”，走到哪里烧到那里。李敖何尝不是一只‘火老鸦“？他虽然想多出一点“不惹麻烦或少惹麻烦的书”，可是面对那种不合理、不人道的事情，他又无法闭住自己的眼睛。
九、“口诛”、“笔伐”一起上
除“笔伐”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李敖还加上了“口诛”，就是被请去讲演。本来二十年前，台大学生陈宏正曾经邀请李敖去讲演，结果被校方封锁了场地，未能成行。1965年5月4日，李敖给王尚勤信中说：“这几个月来，台大学生请我演说，被校方驳回，据我所知至少有四次。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天，文学院原订今晚请我演说五四运动，结果被驳回，理由是殷海光、李敖两人不准在台大演说。上次（三月二十六号），法学院用‘偷关漏税’的方法。不先登记，请我演说《傅斯年与胡适》，听众挤得人山人海，结果在我未到前，突被校方勒令解散！”“被封嘴”二十多年，终于也被“解禁”了。
首先是清华大学请讲《清华生与死》，后来各大学陆续请讲。也不乏打压之处，如在师大讲《师大新与旧》，就遭到一些人的干预；在辅大讲《辅仁神与鬼》，也有类似情形。1989年4月，由苏荣泉纠合多家出版社，联合主办“李敖来台四十周年纪念演讲会”，施性忠主持，才算有了一次校园以外的公开演讲。演讲广告上写道：“四百年来，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李敖在这个岛上，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心’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应邀演讲，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演讲这天是4月14日，地点在耕莘文教院，人非常多，许多熟知的老朋友也来了。演讲过后，苏荣泉把它做成《四十年目睹怪现状》录像带、录音带发行，极受欢迎。以后，他被请去演讲更多了。
在演讲中，听众常常提出一些问题要求解答，也有一些人故意谩骂。李敖是有问必答，条条不。有一次，一张纸条上写着“王八蛋”三个字，别无其他。李敖立即举起纸条说：“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这位听众只签了名，忘了问问题。”宣布了名字后，全场大笑。从中可见其机智。
演讲也带来了意外的收获。有一次，吕学海的“社会大学”请去在太平洋崇光百货顶楼演讲，东吴大学法律系学生黄宏成去听了，大为感动，认为像这样的先生如果请去东吴大学执教，一定会使学校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黄宏成有无人可及的锲而不舍的本事，最后竟被他一手促成，李敖成了东吴大学的一名教授，而这个学校的校长，聘请李敖来校任教的人不是别人。偏是李敖“一路追杀”不停的蒋家的第三代章孝慈。
十、千秋评论，月月不断
李敖的《千秋评论丛书》，从狱内办到狱外，月月不断，期期相连。在中国近百年报刊发展史上，一个人包办一份杂志，完全发表自己的各种作品，并不多见。只20年代，狂飙社盟主高长虹办过一份《长虹月刊》，出版二十多期；我已说过，那也是一个“个人的自大”者。《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不是学术性刊物，它是非常政治化的，战斗性很强。李敖用《千秋评论》打击以国民党为主的妖魔鬼怪，从戒严打到解严，一路打击不休，难分难解。国民党自然负隅顽抗，从第一期就予以抢劫查禁起，第十一期、第十六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八至四十期、第四十三期（下册）、第四十四至第六十九期、第七十一期、第七十四期，均予以抢劫查禁。不管怎么堵塞，《千秋评论》仍在排除万难下，“按期发行”。一直到1991年7月、8月，出了第一一九、一二○期合刊《十年·十年·停》（上册）和《十年·十年·停》（下册），才告结束。在这十年里，有时情况近乎拉锯式的惨烈。以第五十八期为例，1986年7月23日，国民党派出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李不服气，再印，7月30日大队人马二次扑进装订厂，抢走第二个四千本；李还不屈服，再印，8月4日大队人马第三次来，抢走一千五百本。李仍不屈服，又再印……这种一次又一次你抢你的我印我的的相持，在世界争取出版自由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事例，而李敖那种心之所求，九死无悔的刚毅性格可见一斑。最后胜利属于李敖，李敖成了名副其实的“魔鬼终结者”。
除《千秋评论》外，从1984年1月起，刊出朋友稿件《万岁评论》（亦为《丛书》），每月一册，与《千秋评论》错开，等于每半个月出书一册。三年四个月，共出四十期。书名与《千秋评论》相似，而略有变化。第一期名为《万岁·万岁·万万岁》，第二期为《你的·我的·他妈的》，第三期《放屁·放屁·真放屁》。内容跟《千秋评论》没有区别。除第一期、第二期、第六期、第七期外，其余三十六期统统被查禁，查禁率是百分之九十。
除《千秋评论》、《万岁评论》外，李敖还贾其余勇，出了四册《千秋评论别外》。第一期出版于1983年8月，第二期、第三期均出版于同年11月，第四期出版于1984年4月。内容跟以上两个《评论》没有不同，如第一期有《“体外射精”的一些成绩》《在废墟中营建》、《谁炸了（中央日报）？》、《彻查你自己吧》、《不破案也好！》等。后来还办了《乌鸦评论》（自1988年10月1日办到1989年3月17日，共出二十四期）《求是评论》，可称为“五大评论”。
事实上，那一时期，李敖是以《千秋评论》为主轴，展开了党外杂志大串连，跟它关系密切的杂志有邓维桢、邓维贤的《政治家》、许荣淑的《深耕》、周清玉的《关怀》、林正杰的《前进》，其中关系最深、持续最久的是郑南榕的《自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