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人们都知道，是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学者。从1917年起，胡适一直在北京大学教书，同时参加办过好几种刊物。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倾向国民党。1938年起，任驻美大使，1942年离职。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离上海去美国。1951年和1954年，曾两次到台湾讲学和开会。1957年冬回到台湾，次年4月10日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1959年发生《自由中国》事件，文章遭到抨击，嗣后留居美国。1960年10月，再回台湾，直到逝世。
六、良师益友
在台大历史系读书，李敖结识了许多朋友，他们是萧启庆、张世民、孟大中、马宏样（马戈）、沈鸿骏、翁松燃、庄申、庄因、李华俊、仁龙、史静渡、陈彦增、陈良榘、孙英善、陈鼓应、陈又亮、李耀祖、张京育、徐高阮、林毓生、卢保、王建人、王尚义等。王建人是法律系同学而住在同一房间里的，其他许多人也都在同一房间住过。王尚义是医学院的，早逝。李敖并不喜欢王尚义的性格，但王临死时，李敖却在身旁照料。
萧启庆，前边所引日记中已多次提及，以后还会提到，在姚从吾跟李敖的交往中，他大都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或传递话语，或转送信件。课余时间，他们曾在一起玩牌。前边引用了1959年2月23日的日记，第二天，李教与萧启庆一起赴南港听胡适做《真历史与假历史》的演讲，“与启庆晚饭于铁路饭店，并同逛街，赴植物园夜游甚快乐，又赴中央图书馆谈天。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吾师者！”
张世民，在《大学札记》中，他是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1957年5月19日，“下午与张世民谈天的结果，使我更加认识到艾德勒（Adler）的那句话：“要生活就深刻地影响别人！”同月23日，“中午强起来，坐三轮车赴世民家，与他坐十九路车赴车站前冰店谈约一小时，更坚定了我的‘立志不闻不同’的态度。”同月28日，“张世民中午来拿东西，真是太麻烦他了，他今天气色甚不好，我真是关心他的前途。不够坚强，可说是张世民的一个大毛病，因为不够坚强，使他总是在环境的压力下做一个得过且过的顺民，这太可怕了，他的确需要狠狠的锻炼一番，我希望由于我的助力，能够使他坚强起来。”6月5日，“中午与世民言邹德泳之意：‘流俗之得意，不过在声华艳羡之间，一或消歇，而意趣俱丧，毫无生色；学问之得意，反在收敛保聚之内，虽至穷窘，而志操益励，愈见光芒。”
在理学院物理系读书的孟大中，也是在《大学札记》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人物。1957年5月23日，“孟大中下午来宿舍，值我不在，留条而去，傍晚复来，畅谈极欢，我们曾仔细交换过对同情心的意见，这可说是今天晚上的最大收获，使我对同情心的内涵增加了不少的了解和经验。今天我才发现孟大中是一个感情极为热烈的人，只不过这种热烈的感情为他所深藏不显，故人皆以‘怪’视之，即如以今日之事为例，他上午听到张灏说及我的近况，下午即跑来看我，他对我说：‘在你得意的时候我是绝对不来找你的。’这是何等隐蓄的热情！了解一个人真是不容易，认识大中近两年，今晚才真正进一步知道他——这个孤僻的热情人！我们谈天近五小时，校园内的夜色真是幽静的美，我们吃了两碗面，两块西瓜，近十二时才送他回去。”同月28日，“夜孟大中来，同赴冰店谈天，我把我所抉择的理论由谈话的方式谈几遍，对我极有帮助。谈至夜里十二点戒严后才各归宿舍。”6月12日，“今夜月圆，晚十时出外约大中散步，值其不在，独立月下半个多小时，今夜心胸极为广阔，不时吟诗低唱，极孤独之乐。归来又与沈鸿骏出外散步半小时，为其述对爱情的心胸开阔的态度。回来不久，大中来，同赴校园内散步坐谈，看云、看月、看塘水、看楼影，近二时始归。大中有许多看法虽然偏激，然颇富至理，尤其对女人、爱情等的看法，他虽无经验，但颇有见解，真不愧是名副其实的‘董事长’了。”1958年9月24日记有：
夜请大中、松燃看《天崩地裂》并吃冰。敖接：写这条日记后八年，我有几段写大中和我变情的文字，附在后面：大中是孟大中，当时在台大物理系念书。物理系中有全世界最落伍的系主任戴运轨和一些混教授，常常压迫大中，说他是坏学生。可是大中仍独行其是，埋头研究他的现代物理。后来吴大猷到台湾来，毕竟慧眼识英雄，称道孟大中乃是台大物理系中第一流的好学生，全系为之大惊！
大中为人沉默寡言。对他看不起的人，他绝不废话。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独自研究天文学。我把我初一时在北平买的一本陈遵妫著《恒星图表》送培他，他大为惊异，他万万没想到：在一个学历史的学生手中，竟有这么一本他最需要的参考书！
大中素以不恋爱、不喜女色著称。他看我太“好色”，一再拉我成一个会。我们开玩笑地商量一阵，决定瞎编一个英文会名，叫做Anti-womam会，中译“俺踢会”或“反女人会”。大中做“董事长”，我做“会长”。……
读以上所引，就知道为什么称孟大中为“董事长”了。
在台大，李敖住第一宿舍第一室最久。在此室同住过的学友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陈鼓应。住在第七宿舍时，曾“与张京育同房。张京育人还可以，但其貌不扬，像个拉三轮车的，并且愈老愈像。四十年后，他和他太太俞雨娣请我和汪荣祖、陆善仪、刘显叔、陈烈在台大校友会馆吃了一顿饭，饭难吃无比，陈烈吃的牛排且未化冰，我们都不能吃完，但他却津津有味，全部吃光，原来他的好胃口也是三轮车夫式的！”
施启扬是李敖台中一中高一同学，1958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成为高考状元。此人后来踏入政界，官做到“法务部长”等职。在台大期间，李敖和施启扬来往不断，相处甚好，两人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孟大中逃避兵役。
孟大中一家早年生活在印度。父母在印度离婚，他同弟弟随父亲到台湾，母亲仍留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李敖忽然想起，如果离婚证书上他和弟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二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心为之动，希望能够造一张假文书。李敖说可以。不过有关法律问题还是得找施启扬。于是到法学院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编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规定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李敖刻印二枚，作为证明人，一日“彭立云”，一日“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李敖建议孟大中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当年也在印度，跟孟大中的父亲相识，可做人证。查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记得”，如此以来。就可以瞒天过海。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需当兵，可以远走高飞矣。
李敖虽然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并无满脸骄气。相反，他不但休休有容，而且乐于与人为善。为孟大中造假文书一事，即可见其足智多谋，乐于助人。
七、失落中离开台大
后来，1960年初当李敖在部队服役的时候，收到同班好友萧启庆的一封信，内有这样的话：“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像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李敖说。这些话正好可做他历史系四年的总评价，他的确是一个“在各方面”够得上“最”字的大学生，虽然他过得相当吃力。
为什么吃力呢？李敖说：“原因是‘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但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总结是：在历史系四年，其实是我一生中最不满意的阶段，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
终于到毕业的时候。李敖说：“毕业那天晚上我真的喝醉了，我不能不醉！醉眼是模糊的、深沉的，我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儿在我眼前消失掉。毕业带给人们的是‘东飞伯劳西飞燕’，可是我呢？却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有翅膀，可是飞不起来，不但飞不起来，还得在地上爬！”
姚从吾先生对李敖是很器重的。他盼望李敖能考上历史研究所，进一步深造。1959年7月7日，李敖把《<；宋代婚姻>；研究计划》送给姚从吾，第二天长谈四十分钟。那时李敖又有感情上的其他原因，决定去当兵，不再考研究所了。8月1日，李敖向姚先生辞行。四年的历史系生活结束了。
八、胡适拔尖心与首席心太重
李敖日记中还有许多记载，是有关他对胡适看法的。仔细体味，李敖对胡适，始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在他的头脑中萦回。最初，胡适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学者典型，是“我”学习的榜样，很快，就有点看不起了，不过仍旧以尊重为主，到1959年胡适生病以后，两人的关系就远不像开始时那样亲密了。如1958年6月13日：“夜在新兴给昭先讲史学史，我想到胡适说话演说对的态度，我甚受影响，我真的已经开始做一个最有气派的飓风型的人（我在说话的神情与技术上，最近因他而有大转变。四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归来在室中大谈可证也。……我近来一是肯努力，二是有担当，胡适这次回国来给我的影响甚大，因为看到他，使我决心想做成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又说：“多少人对胡适的欣赏与佩服更增加了他的上进与生活的愉快，同理（如今晚余士辅对我的佩服，我对昭先等朋友的好、对彦增的关怀），也可使我增加了不少‘外助力’。隔了一天，6月15日说：“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了呵。唯美主义的李敖，岂胡适、殷海光等无艺术人生者所可及！”“对胡适有些反感，过去吾之态度不正常。”6月18日：“老马此生与人关系上必将窄而狷，重质不重量，交际等比我差远了，他不能成为一popular式的学者。popular式学者，只胡适一人而已，唯吾能学及之。”11月6日：“前晚迎胡适以来，油然于努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对与女人为伍事颇厌。吾终当脱尘缘而上升为胡适等第一等之人耳。”12月23日，称赞了胡适的“手勤”，12月20日。则又说“胡适的拔尖心与首席心太重”。1959年1月2日，借他人之口，说“胡适已不能领导李敖了”，又说，“胡适等安足以为吾师哉”。1月14日记：“深觉鼓舞一时风潮当从马戈采罗曼罗兰等著书之法，胡适等法不行也。”3月1日：“傍晚复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4月3日记蒋廷黻对胡适的评价：“适之先生的个性要比我温和得多，即以他目前在国内发表的若干谈话来说，都非常含蓄婉转，有时甚至使人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但我的个性却喜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李敖的性格也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有甚说甚的，这可能是李敖对胡适感到不满的原因所在。4月13日，李敖到台大医院看望胡适，又看望了光宗。4月18日晨，姚从吾“又劝我看胡适，意谓胡颇欲使关系密切也”，五天以后，4月23日，李敖到台大医院看望了光宗，却没有顺道看望胡适。4月25日，再次到医院看望光宗，“并花十八元送炼乳二听”，仍旧未去看望胡适。如前所引，直到4月30日他才去看。这以后，未再看到两人相见的记载，7月3日胡适“飞美”，李也似未去送行。读到这里，总觉李敖先前对胡适的一片热望，已经变得有些冷淡了。
如何看待李敖这些话？或者说，如何看待李敖跟胡适这些初期的交往？我们以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胡适方面说，他是急需把李敖招到自己门下的。这从胡适第一次相见就“立约我去聊聊”，每次见面都十分热情、1959年4月18日姚从吾传话“胡颇欲使关系深切也”等都可见出。1990年11月24日，李敖为《胡适与我》一书作《自序》一篇，引胡适给赵元任信中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接着说：“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的心意，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胡适名满天下，又喜欢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他，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同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他以为‘收徒弟’是求士，辛辛苦苦收了好多徒弟，但是，在他身后，完全失败了。”现在李敖这样有才气，肯用功的年轻人来到身边，他自然是把他当作“士”（即“徒弟”）来“求”的。他对李敖那么热情，在此；李敖定了《宋代婚姻》的研究题目，姚从吾反对，吴相湘反对，惟独胡适不反对，也在此。
第二，从李敖方面说，他虽然一直心仪胡适，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做胡适的“徒弟”或“门生”。《自序》在上引话后说：“在胡适‘求士’的心里，我是他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父亲是他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即是说，李敖不承认更不自夸自己是胡适这位大名人的弟子。李敖在这篇《自序》中引用他以前说过的一段话说：“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后，剩下的，是一片冷漠的局面。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先生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先生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目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先生倒下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李敖不是这样的人。在胡适生前。他不以学生自居，不谬托门生，因为他确实从未以胡适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