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李敖虽不以胡适为师，他对胡适的尊祟却是真诚的。李敖是一个“狂人”，“国学大师”钱穆不必说了，即使殷海光，他也不放在眼里（详下节），他惟一能看得上眼的，只有胡适一人。他虽然说过“胡适等安足以为吾师哉”，但他的“攻击”总是限于“胡适以下的老朽们”。从本书以后的论述可以知道，对胡适一生所作贡献给予最充分、最崇高评价的是李敖；能真正继承胡适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的也是李敖；把胡适作为人格楷模的还是李敖，《大学札记》中就列有《胡适论悲观》、《胡适论反省》、《胡适论“有所不为”》等题目，摘录胡适的言论以激励自己。《胡适与我》的《自序》里，在说了“我并不是他的徒弟”之后接着说：“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日：“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日：“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我以为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四，李敖性格上的独异和志向的远大，使他跟胡适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很不相同。李敖1959年4月10日日记，在引用蒋廷黻对胡适的评论之前说：“蒋廷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态度甚好，其批评胡适之言甚是。”胡适的性格是“温和得多”，对国事的谈话又“都非常含蓄婉转，有时甚至使人弄不清楚他到底层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比起蒋廷黻来，李敖远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是对一切他认为错误的东西，进行“攻击”，毫不留情面，即使是自己的老师、朋友、同学。我称李敖为鲁迅所说“个人的自大”者。用鲁迅的话说，“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就是对庸众宣战，他们“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李敖树敌过多。在台大时代，就有同学老师提醒他注意这个问题，他没有接受，那提意见者，后来也受到“攻击”。这是他跟胡适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对学术研究的态度。胡适曾经“从政”，但是当他做学问的时候，当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他是纯粹搞学术的。李敖从来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把学术研究跟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把学术研究服务于政治斗争。在这一点上，李敖又跟鲁迅有相似之处。20年代以后的鲁迅，写文章也好，做学问也好，都是他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一切为政治斗争服务。李敖1959年5月9日日记中有：“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李敖对人权问题感兴趣，就在于这是一个最紧迫的现实政治问题；他说“吾之方向”“不在史”，就因为它不是现实政治问题。从这一点出发，决定了李敖跟胡适之间还有第三个不同。李敖是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所以他的研究题目一直是新的。胡适却不是这样。《红楼梦》也好，《水经注》也好，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几十年谈不完。所以李敖批评胡适“老是卖老货，说他“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这样，胡适自然“不能领导李敖了”。因此，如果用一个语句来概括两人，则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敖是一个战士。
九、对殷海光有限的佩服
殷海光，湖北黄冈人，1919年生。中学时代就喜欢思考，有“鬼才”之称。十七岁上高中二年级时，翻译出《逻辑基本》一书。1938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为逻辑学家金岳霖教授所赏识，1942年毕业，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1944年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后赴印度训练。抗战胜利以后，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井在金陵大学教授逻辑和哲学。1949年赴台湾，兼任《民族报》总主笔。1956年《现代学术季刊》在香港创刊，被聘为编辑并为之撰稿。著作甚多，主要有《逻辑新引》、《怎样判断是非》、《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等。
殷海光在台湾发出光辉，是在《自由中国》上。
《自由中国》创刊于1949年冬天，主办人是雷震，真正灵魂却是殷海光。李敖的《从读（胡适文存）说起》于1957年3月1日在《自由中国》第十六卷第五期发表，引起海外的胡适和台湾北大系教授的侧目，也引起殷海光的注意。殷海光当时是台大哲学系教授。他托张灏找到李敖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高两个班，已被殷海光吸收为及门弟子。当时是台湾岛上的“蚊龙人物”，李敖说，他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到李敖上大学以后，“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李敖进台大的时候，正是殷海光最红的时候，“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他托张灏约我去看他。我自然很愿意”。
第一次见面，日记上有载：“赴殷海光家，与他商谈的结果促进我几个大决定，诸如转哲学系，学成德文，多念一年，与夫我将来职业之选择，我都有了很迅速的决定。殷先生又送我《怎样研究苏俄》一本、《祖国》二二七期一册。”这一天是1957年5月23日。二十天后，李敖写了本节开头引述的一段话，在那段话里，他说“即决定转哲学系，复有尽承海光衣钵之意”。在此以后，我们从李敖的《大学札记》里还看到几条记载：
1957年7月19日：“下午与宏祥去殷海光家，先生赠我《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一文之油印本，此文甚好，《祖国》曾转载之。”
1957年7月20日：“与史静波逛书店，购《逻辑新引》等三书……”按，《逻辑新引》即殷海光所著。
也许不久李敖对殷海光的好感发生了变化，所以在后来写的《李敖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约会定在下午，在殷海光家里，我如约前往。开门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友的头发、风霜的脸、两只对称不佳的小眼睛，从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很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自雄状。真是作状，因为他的造型，实在极少雄的条件，但他硬要诚于中形于外，结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内在的伟大绷裂了似的，看起来真教我难受。“他为什么这么做作？这么紧张？罗素的信徒不该这样啊！”我心里这样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我这样想。的确心里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么也忍不住不这样想，我真的从心里对他抱歉。更糟的是，从他背后又钻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一条大狼犬，殷海光命名为“领袖”，是把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尊称的走狗化。“领袖”究竟是“领袖”，威武无比，跟殷海光比起来。愈发显出殷海光的猥琐。“他真不该养这条不民主的东西。”我想。
我不知道殷海光对我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大概也不会好，我想我对他一定还以颜色了，因为两人谈得极不投机。我逼问他一个问题：“骂国民党是对的，国民党真的该骂。我要请问的是：你过去为国民党主持过宣传，你是国民党员，你怎么解释这一点？”殷海光被我突如其采的问题弄愣了，他很不高兴，显然不愿面对这个问题，他很窘。好像怪我知道得未免太多，他拖了很久才说：“我已经忘了我做过国民党了！我对这种历史的问题没有兴趣。”听了他的答复，我很难过，我觉得殷海光在这一答案上不够诚实。我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对这种问题有兴趣。”我表示：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但选种成功，在国民党眼中，却认为是他们的失败，他们的集团里出了叛徒，并且是有头有脸有力量的叛徒。他们在痛心之余，会抬出忠党问题来使大家难看，所以我认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者，应该把他跟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代清楚、公开交代清楚，不要闪躲这个问题。这种勇者大可公开脱党、公开宣布脱党的光明正走理由、公开表示他要为公谊抛弃私谊，为“国是”揭发党非。他不该在党籍上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暧昧的态度、随便脱离了的态度，或是腼腆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应该使人有兴趣的。
我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谈话，就在并不投机的情形下做一结束。我对他印象奇劣，虽然我喜欢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对他这个人，我却十分倒胃，倒胃得甚至不想选他的课。所以。大二的逻辑我没有选。此后我都和他并无来往，我在1958年6月15日日记里写道：…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在第二年1月6日写道：“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到殷海光，从马戈言，此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这些日记，都表示了我有限度地佩服殷海光，但同他并无来往……
读过这段回忆，再跟前边所引李敖当时所做的笔记加以对照，使人感到，这段回忆难免加上了岁月磨蚀的痕迹，已经难以使人尝到“原汁原味”了。不过基本精神是对的，殷海光留给李敖的偶像的形象实在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一定要看到，李敖不满于殷海光的，一是摆英雄架子，二是不能跟国民党彻底决裂，而对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的光辉业绩是始终予以肯定的，同时始终承认殷海光是在胡适之后给予他重大影响的一位人物。就在前引回忆录被删去的一节之后，李敖还有这样的话：“胡适和殷海光是我大学时代最佩服的两位前辈，其他不论师友，与我固有交情，但谈佩服则吾岂敢。由此可见，我这个大学生是如何挑剔、如何眼高于顶了。”他佩服殷海光，但不是全面和无条件地佩服，而是“有限度地”佩服；他有交往，但是极少，而且印象不佳。这才是真正的李敖，有什么说什么，是好就是好，是不好就是不好，不吞吞吐吐，不隐讳曲折。只不过前边所引回忆，把后来的一些感受掺杂进去罢了，而这是一个人回忆往事时很难避免的。在研究某种历史现象时，人们重视原始资料胜过重视回忆，原因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