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匪徒们不是每一次都能得逞。在1934年3月，匪徒们遇到了一次重大的打击。当时，他们在奉命赶走土龙山区的农民们，而匪徒没有想到的是，农民们已经组织好了一支义勇军在等候他们。农民们虽然没有精良的武器，但凭着保卫自己土地的决心，跟匪徒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次战斗大伤了老‘影’麾下匪徒的元气，一百多名匪徒在战斗中死了。
日本当局当然对此结果很不满意，他们命令驻扎在哈尔滨附近的依兰县的驻军，向土龙山的农民们发起进攻。当时的土龙山义勇军是由东三省一位叫谢文东的地主率领的，这支义勇军英勇无比，这一次把进攻的日军全部歼灭了。
一个月以后，不死心的日军动用了10架军用机，轰炸了土龙山两天两夜。在这样强大的进攻下，谢文东的义勇军伤亡惨重，日军最终占领了土龙山。日军带着他们的移民团进驻了。
这群日本移民是什么样的人呢？
日本移民团，又称“日本开拓团”，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实施的一项侵华政策，日本政府为了实现永久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在军力一时难以达到的农村，有计划地输入日本的武装农民。这些人被称为开拓团。日本人试图同化满洲，使日本人成为东北的主体民族。
但是据日本官方宣称，他们挑选的这批移民不论体格和品性都是佼佼者，这批青年驻扎到中国的农村，是为了用日本先进的技术改良中国农村。而据我所知，这些青年大多长在城市，对种地毫无经验。所以他们到中国农村所能做的就是等农民收成的时候，依靠着日本宪兵的武力不劳而获地将农民的心血搬到自己家中去。这群真正的土匪抢走了粮食还不够，还要强行带走村里的年轻女人。
一些日本移民也许是因为害怕，他们不敢冒险抢夺中国村庄的收成，所以他们倾向于强迫使用中国农民在他们采用非法手段“偷来”的农庄里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给他们耕种土地获得的唯一的报酬就是能够勉强填饱肚子，让自己不至于饿死。日本土地所有者拥有所有的收成，并且他们还时常强占中国农民的姑娘。
1935年10月26日，我、宪兵队的井上少佐与司法处的队长，我们三人在20个日兵的护卫之下，到大东沟县附近的一个村里调查7个日本移民被杀的案件。我们没有在村里发现证据，但少佐却命令宪兵放火把这小村庄烧毁了。
走出村子的路上，我们见到前面有四五十个中国的男女老幼，由日本宪兵押送着，不知道到哪里去。井上少佐把他们叫住盘问，一个领头的日本人回答，这都是他管辖下的佃户，他们在两天前的夜里逃走了。宪兵把他们都抓了回来，现在正押送回去。井上少佐听了那名领头的日本人的话，表示赞许地点点头，让他们过去了。
当那群农民像畜生一样被赶着，蹒跚着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心中真不是滋味。这些逃亡农民的凄惨状况真让人不忍心多看。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受到了残酷的鞭打：身上被打得皮开肉绽，面颊也是血肉模糊。我知道这种惨状在日本人心中是引不起任何同情的，在他们的观念中，中国人是什么东西，他们不过是该被日本天神后裔所鞭挞的畜生。
绑票、拘禁、暗杀、抢夺，日本人用尽一切暴力的手段征服满洲，现在满洲似乎已经成为日本人口中的一块肥肉了。日本人肆无忌惮地军事占领满洲，掠夺满洲的人力资源，让满洲的富人变穷，让满洲的穷人无路可走。所谓“繁荣的满洲”只不过是座海市蜃楼。满洲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无尽的财富被日本侵略者掠夺。但日本人忘记了一个事实，农村的兴旺靠的是中国农民的努力，没有农民们的辛勤耕作，满洲就不可能成为一块物产丰富的土地。现在在日本人的压迫下，几万农民为了生命的安全，抛下土地争先恐后地逃到内地去了。除了农业，矿业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如果要问一个农民怎么舍得祖辈的事业逃走，他们会说：“为什么要工作呢？反正再辛勤地劳动都会让日本强盗抢了去。”
日本在满洲的军费急速上涨，日本人原本没打算用多少军队占领满洲，但是他们发现使用少量驻军就能控制这么大一块肥沃丰饶的领土是不可能的。他们本来宣称在占据满洲一年之后，只要用两个师团，再加上日本宪兵就足够维持满洲的治安了。他们认为在几月内就可以肃清中国义勇军了，他们梦想苏维埃军队只要经过他们一次次的打击后就可以从边境后撤了。现在看来，他们的预期全都错误了。尽管日本投入了无数的兵力和几十万警察，但他们的打击越强，义勇军的反抗反而越是活跃。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以游击战术骚扰日本人，就算是日本人管制下的南满铁道，现在也常常受到义勇军的袭击。
至于苏俄政府，他们在边境上驻扎了30万装备了新式武器的军队。为了对付这支军队，日本至少遣派了25万士兵来做防线。我们从日本陆军大将南次郎在海拉尔对军官们的一番训话中可以看到日本人对苏俄军队有多么头痛。他说：“你们必须时时刻刻做战斗的准备，现在的情势还没有允许我们解甲放马。日本决不能每年消耗几千万来支持这样巨大的一个军队，所以俄国必须与我们签订不侵犯条约，让他们把军队撤退，否则我们将用武力把他们赶走了。”
带着血腥的钱
我的新上司，我已经说过，看上去很像一个温和谦虚的和平爱好者。他说话从来不盛气凌人，就算是他在指责下属的时候，他也像一位牧师一样低声地循循善诱。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绝对不是。他的工作目标就是金钱，多弄些钱。他常常对我们说：“日本穷得很哪！我们占领满洲耗费了我们巨量的军费，但我们占领满洲的目的不是来花钱的。你们都得多弄些钱去！多去逮捕有钱人，让他们交赎款，多想办法抢夺有钱人的财产，农民们虽然没有钱，但他们的土地也可以抢夺了来。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命令，多弄些钱过来！”
“多弄点儿钱来……多弄点儿钱来！增加创收……出卖更多的专卖……逮捕更多的人民……让绑匪们更加卖力一点儿……让他们绑架更多的人质……让人质的家属支付更多的赎金……钱……钱……钱……日本军队需要更多的钱……日本宪兵需要尽快填满他们的口袋……日本警察们需要现金，更多的现金，巨额现金……现在大家都在忙着搞钱！”以上的话是处长经常在我面前念叨的。
于是满洲各重要城市都充满了恐怖的黑影，从前很多人都认为这些绑架案是绑匪干的，现在都知道日本当局才是真正的绑匪。
从前很多人只敢私下低声地议论和怨恨，现在民愤大得大家已经公开高声地批判了。尤其是外国人，他们在报纸上，在大街上谴责日本当局才是绑架案的幕后黑手，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宣布出是哪个警局、哪些宪兵队的人在干这些绑架的事。在哈尔滨的外国领事团们召开了一系列的特别会议，专门讨论绑架和专卖权的问题，领事们还收集了很多证据呈递给日本当局。
比如说，一个中国妇女，她的丈夫一个月前被绑架了。她前往警察所寻求帮助，希望能够让他的丈夫获得自由。她竟然在警察局认出了一个警察就是绑匪，这个警察曾经跑到她家里来要求巨额赎金。
1933年1月8日在齐齐哈尔，有几个匪徒闯入了一个有钱的中国人家中，把主人夫妇和仆人都锁在一起。正当匪徒们在四处搜寻钱财的时候，花园中的保镖向他们开枪，两个匪徒被打死，其余的逃走了。被杀的两个人中，被认出一个是日本宪兵队所雇的俄国绑匪，另外一个是日本翻译员。此事被记者报道了出来，越发让外界证实了一个长期以来的传言，在满洲实施恐怖的绑票的，不是什么山野来的土匪，而是日本当局。
我为了自己的职责，不得不将社会上已经鼎沸的民怨告诉我的上司。但他却不在意地说，公众的议论与他毫不相干，如果外国人不喜欢“满洲国”，不满意日本的治理，唯一的办法就是请他们滚出去。
但民怨由外国驻哈尔滨的领事团传到了东京，东京方面向满洲的日本当局下了训令，命令必须设法遏制这些谣言。我的上司这才不得不正面对待民怨，他召集全体警官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讨论应付的方法。
两天后警察厅刑事科在各报发布了一则告示。告示中说：“针对这一段时间以来哈尔滨与邻近地区发生的多起恐怖事件，警察厅经过多方调查，已经查明谁是真正的绑匪。这两个罪犯是凡勒斯基和门特立卡。警厅现在正在追查当中，不出几天，就可以让罪犯落网了。”
在宣布这则告示的几天后，警厅刑事科又给各家报纸提供了许多“事实”，来罗织这两个“罪犯”的“罪状”，说他们俩是多起绑架案的首领，所有的绑架案都是他们指使的。他们绑架了如此之多的人质。每家报纸的标题后面都跟着一段叙述，把所有的绑票恶行都推到了他们两个人身上。
日本当局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聪明的群众会相信吗？当然不会，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告示中所说的这两个人都是替罪羊，是烟幕弹。民众们都互相嘲笑着说：“看他们又对我们玩什么愚蠢的把戏呢？”因为坊间都在流传，凡勒斯基犯了盗窃罪，被关进了监狱三年，最近才从监狱中出来。他三年来都在监狱中，怎么能够分身来干那些勒索的勾当呢？至于门特立卡，他不过是个专事扒窃的小偷，他怎么有胆量去干那些动辄勒索数十万的“大单”呢？这帮日本人说谎的技术真是太高明了！
击毙两个凶徒没过几天，哈尔滨各个报纸都刊出了一张“号外”，“号外”宣称，绑架案的首领凡勒斯基和门特立卡在哈尔滨郊外沙曼村的一所小屋子里，被警务人员发现，经过激烈的交战后，这两个匪徒终于被击毙了。这两个家伙的尸体上被发现中了150多发自动手枪的子弹，在法律给予他们惩罚之前，这两个恶棍被日本警察击毙了。
在接下来几天的报纸之上，都刊登了关于此次交战的详细描写，记者似乎亲临现场，描述了警探是如何勇敢，又如何在小屋子里抄获许多军火和武器。报道的最后说，现在满洲可以安宁度日了，可怕的恐怖已经被消灭。因为这两个危险的绑票集团的首脑已经伏法了，真应该感谢英勇善战、勇气十足的日本警察们。
我的上司和东京方面互用电报道贺，各警务机关的长官也在相互庆贺，接着大摆庆功宴，奖励为抓获盗匪“英勇奋战”的警员们。一切皆大欢喜。但事实是如何的呢？
事实是我亲眼所见的。警厅刑事科探长私下去找这两个被称为绑匪的凡勒斯基和门特立卡，给他们一笔钱，劝他们暂时离开哈尔滨到郊区的沙曼村躲避，等民众渐渐忘了此事以后再出来。这两个笨蛋中了日本人的诡计，他们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在沙曼村的一座小屋四周布置了机关枪。等凡勒斯基和门特立卡到了沙曼村，进了小屋正在悠闲地吃面包和腊肠的时候，日本人便向这两个毫无防备的可怜虫开了枪。凡勒斯基的胸部中了31粒子弹，门特立卡的背部中了19粒子弹。
哈尔滨乃至满洲的居民都非常清楚警察们设这么一个完美的圈套背后的企图，这两个相对而言并不是最罪大恶极的匪徒傻乎乎地掉进了日本人的陷阱，丢掉了性命。当人们继续谈论绑架案的时候，我的处长命令新闻审查机构禁止报纸刊登一切涉及绑架案的新闻。警察们得到命令，只要发现有人谈论绑架案，就立即予以逮捕。
“绑匪”死了，满洲的绑架案就绝迹了吗？当然没有，绑架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了。我可以简单地举几个例子。
拥有百万财产的许邦西将军本来已经被我的旧上司绑架过一次了，现在我的新上司又命令老“影”的手下把许邦西将军再绑架一次。这件事情发生在1933年的4月8日，新上司跟他要的赎金是50万元。日本人把许邦西折磨了6个月，收到了赎金才放他回了家。
一个叫查普佛斯基的犹太富翁在这一年的6月上旬被绑架了。他是一个骨头很硬的人，他没有听从宪兵队的命令，拒绝写信给亲人交赎金。在经受了三个礼拜的可怕折磨后，他的意志依然没有动摇。宪兵队只好在一个夜里，命令俄国探员带查普佛斯基到哈尔滨附近的一处荒野里，枪杀了他，并把他草草埋了。
宪兵队干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以后，他们的野心依旧没有终止。他们威逼被害者的妻子，强迫她签字，以便他们向银行领取查普佛斯基君的存款。但银行拒绝付款，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查普佛斯基君死亡的确切消息。
日本宪兵队对于金钱，真像狗见了骨头不肯放弃。银行方面既然坚持要查普佛斯基君死亡的确证，那很好办。他们回到枪杀的地点，把尸体挖了出来，把头砍了下来，放在预先布置好的河边某处。第二天早晨，宪兵队的一个探员“无意中发现”了查普佛斯基的尸体。
有了这样的证明以后，银行无法再拒绝付款，宪兵队取走了查普佛斯基的巨额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