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6月中旬，处长通过我命令老“影”组织一次对蒙古部落的偷袭，处长希望抓到七位蒙古人的头领，其中包括两位王子。7月9日，老“影”带回了15位蒙古人的头领，这些人是他在3个星期内俘获的。参加交涉谈判的中国人告诉我，日本司令官从这些蒙古部落榨取了300万元赎金。老“影”跑了这一趟，日本人只赏给他5万元作为酬劳。日本人实在是会做生意，他们不费一人一马一枪一弹就获得了如此巨额的收益，却只肯给老“影”一点点儿跑腿钱。
直到1936年6月16日，我一直以来最期待的一件事得到了实现，老“影”和他的手下拦截了一列火车，杀死了21名日本兵和2名日本军官，抢走了哈尔滨的满州银行的30万元现金，这些钱原本是要送给齐齐哈尔支行的。老“影”用这种举动宣布了他脱离日本人的掌控。
吸尽了民脂民膏
日本在占领东北三省的初期很迅速地委任了许多“顾问”，名义为“顾问”，但这些人大多是恶棍流氓，专帮日本人干坑蒙拐骗的事。日本人发现这一群人的所有人都发了大财，于是日本当局又想出了一个生财之道，他们规定凡是被委任为“顾问”的人，必须先花上一笔巨大的“买官费”。
日本人野吉也想做“顾问”，于是他送了5万元给日本驻屯军部，第一个买到了“中央警视厅”高等顾问的肥缺。野吉靠着这“顾问”的头衔压榨百姓，两年之后居然在银行新增加了30万元的存款。
警厅刑事科的“高等顾问”也是一个肥缺，一个名叫卫下内的日本人在这职位上连任了3年，他为了保住他的地位不动摇，每年都要送给日本军事当局10万元。当然，这些钱也是他搜刮得来的赃款。以上说的是大警局的买官价，较小警局“顾问”的价钱，大约是每年3000到5000元。
日本人敛财的方式真是数不胜数，民众的任何行为都可以成为他们敛财的借口。他们有一个侦探组织，专门监视民众的家庭聚会，像寿辰、订婚、结婚、普通友人宴餐等。正当百姓们高高兴兴聚会的时候，警察突然从天而降，大声敲开别人家的门宣布：“你们这里有10人以上的聚会，按照满洲的法律，10人以上聚会是要向政府申请的。你们没有经过申请就举行聚会，所以现在你们全被捕了。”警察把人逮捕到警局，交了很重的罚金才能回家。不仅百姓聚会会被抓，甚至老百姓玩纸牌、打麻将、唱歌跳舞也被日本警察冠以“扰乱治安”的罪名抓捕，其目的，当然是要钱。
哈尔滨的治安状况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很多家庭停止了娱乐活动，甚至很多人都不敢到亲戚朋友家串门。大家都不轻易外出。
日本警局还想出一个新的骗钱方法，就是所谓的“户籍调查”--几乎每个月日本警务当局都要在报纸刊出公告，以各种各样的借口说门牌号数又要变更了，每家都必须更换门牌。警察一家一家地给各家换上新门牌，每个门牌收一块钱。就这么小小的一块门牌，就让哈尔滨的警局赚了大钱。实际上，门牌是由一块薄薄的马口铁做的，实际价格仅仅是几分钱。
日本人从百姓身上拔毛的方法数不胜数，比如“取冰专卖权”。哈尔滨的冬季天寒地冻，松花江上结了厚厚的冰，中国百姓常常到松花江上敲取冰块，以卖给哈尔滨和近郊的居民。哈尔滨的住宅都有一所冰窖，居民们买了冰块后储藏起来以备夏季用。松花江上的冰是“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去敲取。
日本人看到了这生意，又开始打坏主意了。1933年的2月正是开始敲冰的时节，百姓来到江边却发现有日军驻守，一问才知道，有个叫高桥的东洋鬼子向日军当局缴纳了一万块钱，获得了松花江的“取冰专卖权”。日军当局见有钱赚，当然很愉快地收了钱，并派兵驻守在江边。日军当局规定，老百姓如果取100公斤的冰，须缴纳5毛钱的费用。
“打扫烟囱独占权”是更搞笑的一项生意。发明此生意的是一个叫几田的日本人，他开了一所卖玩具和漆器的店，但开了许久无利可图。好在他很“聪明”，他跑到日本军部说，他愿意纳款一万元取得哈尔滨打扫烟囱的独占权。“打扫烟囱独占权”的意思就是哈尔滨所有住户的烟囱都必须由几田派出的人来打扫，包括住户自己都没有权利打扫自己家的烟囱。军队的长官居然没有把几田当疯子看待，而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指派10名宪兵听几田的指挥以实行他的专卖法。从此以后，哈尔滨有烟囱的人家都遭遇过以下的一个喜剧。
一个日本宪兵，一个翻译和一个中国工人走到一户居民的门前拍门。
“你们几位想干什么？”主人开了门，很奇怪地问。
“我们来打扫烟囱。”
“对不起，我的烟囱不久前刚打扫过，是清洁的呀！”
“先生，你可能没有看到新的规定，在哈尔滨除了我们‘打扫烟囱专利社’可以打扫外，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做这工作。你还是让我们进去打扫你的烟囱，否则的话，你不但要出打扫费，还要出违警罚款了。宪兵在这里，他可以明白地告诉你，这是一项哈尔滨的居民必须服从的命令。”
“打扫费要多少钱呢？”
“两块钱。”
“好的，这里是两块钱，请你们走吧，我的烟囱不需要打扫。”主人看到有日本宪兵跟随，通常只想给钱息事宁人。这三个人收了钱又走到第二家，表演同样的一幕。他们一天下来，能收不少钱，过一段时间再借着打扫烟囱的名义挨家挨户敲门，又是新一轮的大笔收入。
哈尔滨最出名的骗子，名叫山崎，他真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他跑到日军司令部说，他想设立一所事务所专门收债券、借据和各种债务契约，只要军部肯合作，他愿意将净利四分之一送给他们。日军当局表示赞同，于是山崎的事务所在中央大街和六道街转角开张营业了。
山崎的营业进行得很顺利，他不问债券的真伪，通通照票面百分之二或五的低价买了下来。慢慢地，他照着票面的金额收回了不少债务，并且还收到3分到36分一年的利息。山崎就这样倚仗着宪兵队的靠山，盘剥了无数房产、商店、土地等产业。
我举个例子，来让大家看看他是如何杀人不见血的。哈尔滨有一个叫鲍琴的家伙，专门放印子钱，他以700元的代价，卖给山崎25000元票面的期票，这些期票有的是假的，有的已经付清，有的已经过期多年。其中有一张200元的借据，是寡妇海尔聂克夫人三年前和鲍琴签的，海尔聂克夫人早已本利一齐偿还清楚，因为还款时鲍琴推称借据遗失，所以鲍琴只给了海尔聂克夫人一张收据，借据却被他自己藏了起来。
这张收据不能帮助海尔聂克夫人对抗山崎，他坚持要她归还本洋200元，和三年来每月5分的息金，并且另外要收她845元的手续费。这位可怜的寡妇仅有一所小屋，山崎要求海尔聂克夫人将小屋拍卖来赎买那张借据。
还好海尔聂克夫人的女儿在我的办公室工作，她着急地向我求援。我决定把这事告诉我的上司，一是因为山崎的靠山是日本宪兵，我怕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对付不了他们；二是我认为这种恶行应该让上司知道。侥幸的是，上司看在我第一次求他的分儿上，给了我一个面子，答应过问这件事。
两天以后，海尔聂克夫人从山崎那里收到了她的借据，和另外一张收款清讫的收条。
这是万千罪恶中我能帮忙的一件，但也仅仅是为数不多的一件。还有数不胜数的暴行我无能为力，如果是被我看到的、知晓的，我都为那些受着苦难的人感到难过。
在日本军部完全控制之下还有一个叫“侨民局”的组织，他们任命一个从前为军官的俄国人做主任，他是被强力任命的，所以毫无自主权力，他的工作就是专门在日人写好的公文上签字。“侨民局”分为六个部门，全体雇员都是俄国人。这帮雇员的品行都极差，实际上，日本人雇用他们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骗子、流氓和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罪犯。
“侨民局”不仅管理俄国流亡者，居住在“满洲国”的任何一个欧洲人都在它的管辖范围内。所有涉外的银行、公司、社团、工厂、商业机关、餐馆以及其他机构场所，都要到它那里去登记。凡是在寻找职业的外国男女，都必须去“侨民局”登记，领了执照方可工作。“侨民局”就是靠了向这些机构与职员收费与征税赢利。当然，这些钱最终都流入了日本军部的口袋中。
“侨民局”委派了一个“视察员”，他常常到各营业机关去调查，并索阅外国职员们的登记证。如果发现某一个外国职员并没有登记在案，便立刻命令这家机构将这名职员解雇。
“侨民局”在全“满洲国”还有一项副业，就是发行彩票。这笔业务也给日本军部带来了巨额收益。
“侨民局”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了一个严密的侦探网。因为“侨民局”原则上在满洲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办事机构，而且这些办事机构和中国内地的其他城市会有正常的联络关系，至少是提供信息方面的服务，因为他们管的是在华的外国人。所以日本宪兵队向“侨民局”的雇员中安插了数百名特务。差不多“侨民局”的雇员都是日本宪兵队的特务。
他们在满洲和中国内地的重要城市，如北平、天津、汉口和上海都设立了机关来收集谍报，这些日本宪兵的暗探加起来有好几千名。在我替日本干情报工作的这四年半中，我常常接到“侨民局”探员的谍报。
该局的势力还渗透进报界中。日本人在天津和上海都办了他们自己的俄文报，主编分别是福斯拉琴尼和斯洛沃，这两名主编都是“侨民局”的探员。
该局还有另外一项特殊的重要工作，他们专门建立了一所军官学校和两所干部学校，由日本人专门招募一批胆子够大的俄国青年，并训练他们使用武器，学成之后把他们送到中俄边境，从事劫掠和破坏的工作，在边境引起事端，然后将责任推到苏俄政府的身上，日本当局便可用这借口提出抗议，并进一步地进入俄国的境内了。
我曾因为职责的关系，到中俄边境去视察过几次，对这批俄国青年的状况有一些了解。他们穿着由日方制造的红军制服，在边境小村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常常抢劫得农户鸡犬不留。抢劫后又做出假装退往苏俄境内的模样，使当地人确信盗贼是真正的苏俄士兵。抢劫后的第二天早晨，日军当局便向莫斯科提出强硬抗议，抗议俄国军队对满洲“国境”的“侵犯”。
日本人也在领空中做着同样的表演。日本人把他们的几架飞机涂上了苏俄飞机的颜色和标志，由日本机师驾驶着飞到满洲的上空，散布几万份中俄共产党的宣传品，偶然还要投下个“铁蛋”，当然这些宣传品和“铁蛋”都是日本人制作的。随后，日本军部立刻派人到出事地点，收集传单，并传讯看到过程的民众。
等“证据”收集好后，东京又向莫斯科提出抗议，日本同盟通讯社也忙着向世界各地新闻界发出虚假新闻。中国有句古话叫“三人成虎”，意思就是谎言说了三遍，别人也就信了，日本的诡计施展得多了，世人或许也就相信苏俄真是个凶狠的魔鬼。
“侨民局”内有很多日本人资助的俄国团体，这些团体到内蒙古、察哈尔和热河去，帮助日本人奴化那些地方的人民。日本还雇用了大批由俄国人组成的护卫队，他们驻扎在满洲铁路线的各站，起到阻挡中国义勇军的作用。
不要看日本人给俄国人的待遇还算不差，每人每月60元的饷银，还提供制服，包食宿。但是这些白俄一旦抵达了他们遥远的哨所，这些哨所通常距离城市好几百公里，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待遇与日本人承诺给他们的有天壤之别。日本人把他们骗进来之后，就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他们，他们要吃与日本人配给中国人的一样低劣的食物，他们的营房甚至还不如牲口房。日本人答应给他们一个月60元的薪饷实际上他们一个子儿也领不到。
所以俄国雇员逃跑和叛变的行为经常发生。1933年8月16日，哈尔滨通龙门镇的铁道刚刚开始建设，就有一队俄国护路军叛变了。那天，21个护路军杀死了两名日本官佐和五个日兵，杀了人之后他们烧毁了火车站，带了五挺机关枪和许多步枪逃走了。
日本人在他们占领满洲的最初的两年内，利用“难民营”作为借口，将数百家俄国居民迁往了三河，此地距离哈尔滨70公里，距离苏联边境不远。
日本人向这些白俄承诺，只要他们移居三河，就会给他们财政方面的援助，还会给他们农业补贴，给他们农具、马匹、耕牛，为他们盖房子。这些白俄移民不知道，日本人安排的恶毒陷阱在等待他们。一旦他们踏进了三河的集中营，这些穷苦的白俄居民就要被强迫劳动。日本兵看守他们，不让他们逃走。日本兵们袭击年轻的姑娘们，对她们百般凌辱。
三河集中营的头目是一个前白俄中尉特巴什。他自封为将军。他污蔑数十位同胞是共产主义者，将他们关押起来。在三河集中营里面，白俄居民们遭受的各种虐待和羞辱、压迫很难在本章结尾一一阐明，他们受到了没完没了的惩罚。部分三河集中营的白俄居民们在1935年8月举行了一次暴动，他们杀死了几个日本军官和很多日本士兵。那个自封将军的特巴什和他的狗腿子们都被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