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伯烈（H.J.Timperley）
我被邀为这本书写序言，就冒昧地将此书出版的情形作一简略说明，并叙述一点著者万斯白君的情况。
我是1936年秋在上海初识万君，他找我，是因为他的太太由大连乘船来上海与他会面，却在青岛被日本当局扣留了，要我帮他发布这一消息。我写了一个字条介绍他去见当地办报的一位同业，过后我就不知道他到哪里了。
1937年末，万君又来见我，告诉我他已写了一本书，叙述他在满洲受雇于日军特务机关的经历，并让我设法替他出版。我问他为什么要来和我商量这件事，他答道：“因为你知道这些事情，更因为你也与日本人发生过纠纷（注：1937年的12月，我在和日本当局打官司，因为他们将我发给《曼彻斯特卫报》的电讯扣留了，而他们没有权力这么做），所以我相信你不会对这件事置之不理。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写了这本书，他们会马上置我于死地的。现在我已脱稿，我想尽快将它出版，然后我就可以带家眷离开上海了。”
我答应他考虑一下，但这是随口敷衍的，因为我自己也正有一本书在手头，我知道我是分不出时间去阅读万先生所写的稿子的。
过了一两天，他将原稿送来给了我，我把它交给一位有批评能力的报界同业，请他给我一个坦白的答案。使我惊异的是，我接到了一个极其热忱的回复，但是我还是不满意，决意再测验一下。我对一位心腹朋友说明了情形，他是一位外国官员，因为地位的关系有便利的机会查明万氏的叙述是否真确。读完原稿后，那位官员问我能否约著者见面。他们见面后，经过几次长谈，他深信万氏说的是实情。
那位外国官员写信给我说：“对于书中所述的许多恶行，我虽然在调查中知道了事实，但读到其中揭发出来的日军在征服中国人所用的那些野蛮的方法时，还是感到非常震动。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命是西方文明的保卫者，这书对他们乃是一种大大的谴责。我相信就是他们，倘若他们读到这本书的话也将非常吃惊吧。
“因为保守主义笼罩英国，英国人习惯于绥靖政策，本书将给那些姑息养奸、养虎为患的人们一个教训，如果英美等国还在太平洋地区实施孤立主义政策，坐视日本侵略亚洲而无所作为的话，日本****的炮口也定会转向他们。日本的侵略暴行已经违背了西方国家的法律观念，也侵犯了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如果他们任由日本肆行无忌，而不对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民施以援手，他们在亚洲的利益也难以保障。
“这是我读过的一个民族对异族侵略的最有力的控诉状。日本侵略者的少数头目建立了一个非正义的掠夺财富的精密体系，中国东北数千万民众生活在黑暗之中，他们的血汗养肥了成千上万的寄生虫。日本侵略集团内部的倾轧也非常严重，大鱼吃小鱼的现象比比皆是。日本人在东北粉饰太平东北，可是广大民众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求生，生活在秽乱和饥饿之中。”
为得到第三个人的意见，我请了我的朋友、《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将原稿阅读了一遍。他交还给我时附有下列评语：“据我所知，书中提及的几桩事情都具有十分真确的内幕实证。这是一本揭开重大秘密的书，有着毫无疑问的独特价值。”
此后，我便亲自逐字逐句阅读那原稿，以我于1933年至1935年担任《曼彻斯特卫报》及《亚细亚杂志》采访记者游历满洲所获当地情况的知识为标准，我深信万君的为人，大体上承认他写的是真确的。
关于这本书本身已经说得够了，读者无疑想知道些著者的背景吧。
万斯白于1888年生于意大利阿基拉。22岁服满军役后便加入墨西哥革命军，在玛德拉将军部下当军官。在墨西哥服役期内曾两度受伤，并升至上尉军衔。据万君自述，他于1912年离开墨西哥从事新闻记者的工作，遍游美国、南美、澳洲、印度支那等地，足迹曾远至中国的西藏、蒙古和俄国的东西伯利亚等边地。
1916年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联军情报处看重他对于中国军队的了解，将其招募，在俄国贝加尔地区、滨海省和阿穆尔省、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地工作。在这几年内，万君结识了许多中国要人，其中有时任东三省督办的张作霖，并于1920年做了张作霖的幕僚。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满洲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
但是不久，万君就与意大利当局发生冲突，因为有意大利军火私运入满洲，张作霖若要维持其辖境内治安的话，万君因职务的关系就应当制止意大利军火贩卖。最后，在中东铁路督办朱庆澜的引荐，并在东三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处长魏永兴、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姚志曾的保证下，他改换国籍成为中国人。1932年，日本人做了满洲的“主人”后，用威胁他家室人身安全的方法，迫使万君为日军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效力。这也就是他这本书对世界产生影响的重要理由，他所言种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他有勇气发表他这些惊人的经历，也是让我们钦佩的。
因家人的命运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所以他必须听命于日本人，但他对日本人企图压服满洲所用的方法非常反感，这种反感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来了。万君用他那别人模仿不来的风格叙述故事，他怀着愤怒记叙他痛恨的事情。但是注意，他在书中对于一两个日本官员，如武藤大将与尾井大佐，因他们品性笃真，他也会盛加推崇。
在我个人看来日本民族大都是吃苦耐劳的，很像中国、印度或欧洲的农民。少数握大权的军阀所干的种种罪行，日本人民不能负其咎责。日本人民对于这种种恶行，看上去似乎居于帮凶或唆使的地位，其实他们是被真相所蒙蔽。我真诚地期望人们在读完这本书后，对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也期望书中提及的种种暴行不要再重演。
H.J.田伯烈
1938年6月22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