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中国籍的意大利人
我从1916年开始在远东做间谍，在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认识了许多中国军政官员，其中一位是东三省的军阀张作霖大帅。他知道我工作的性质，好几次要求我报告一些在俄国的中国人生活的实情，以及其他有用的情报，那些材料我是愿意提供给他的。他又一再对我说，倘若我决意留在东方的话，那他邀请我去为他工作。他的条件很动人，巨大的物质优惠令我难以拒绝，我又想到了战后欧洲惨象，决定接受邀约。所以在1920年9月24日，我加入了张作霖的特务机关，张氏那时在满洲，是人所共知的东三省督办。
大帅对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除了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外，要我不得让其他人知道我是在为他工作。因为吴俊升是他的好友，所以吴就成了我的直接上级。对外，我仍应假装着是为自己的政府或协约国列强工作的。在“一战”期间，我是由联军情报处雇用在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处从事各种指定工作的。
我与张作霖大帅见面的次数不多。张大帅在沈阳召见我的时候，通常都是在晚上，我得装扮得像一个中国人，戴上黑眼镜，头上戴顶西式的呢帽，把帽子拉下遮住眼睛，由他的一个亲信带着我去。
我为大帅工作了八年，我觉得他是一个高尚且勇敢的人，他言出如山，对忠心的下属来说他绝对是一个好上司，但对犯错误的人以及那些企图辜负、滥用他的信任的人来说，却非常严厉，他不能容忍那些背叛了他的人。
在俄国、蒙古、朝鲜、中国的那几年内，我是以不同的名字、用不同的护照去执行工作的。这是这套勾当中必要的一部分啊。
我的活儿很多，也很杂：搜集政治情报，监视别国特务人员的动静，追捕土匪和偷运军火毒品的人，密查贩卖白俄青年女子的人贩（白俄是因为俄国革命逃到中国东北的），以及时刻观察、记录、破坏日本和苏联方面的活动。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需要经常变换身份。我的公开职业有很多身份，也以小生意人的身份掩护过自己。譬如，在蒙古我当过金矿或煤矿的调查专员，当过筹建俄满间交通商务建设铁道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秘书。这是一份我很喜欢的工作，正因得此便利，我在1911年3月7日搭乘了这条铁路的首班车，游历了俄国。在1922年，我在满洲里--俄满边境铁路的一个地方，在一家中俄文报馆当编辑；此后，我又在库伦做了好几家报纸的通讯员。
1923年2月，我奉命回到沈阳侦查私贩军火，军火走私当时在东北是对治安的严重威胁。开头两个月，我在山海关、秦皇岛、以及沿京奉铁路一带的地方取得了不小的收获。3月2日，我就第一次缉获五百支来复枪。那些枪械是意大利造的，当军火贩翻过长城，离山海关还有九里路的时候，我就将他们捉住了。3月22日，我缴获另外一批一千支的来复枪。4月12日，在我的部署下，我的探员们又在北戴河附近缉获二百支意大利自动手枪。4月27日，在更靠近关内的一个偏僻的乡下，我们捉到了几个私运两千支以上来复枪的走私者。这些军械都是满洲当地土匪订的货。
张大帅给我的任务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在中国存在治外法权，很多外国人的违法行为很难受到法律约束。可是励精图治的张大帅还是尝试树立他的辖区内的法律规范的权威，让自己的政令通行无阻，他试图挫败任何有损于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犯罪行为。
我的侦察私贩军火的活动让意大利政府知道了，我六月间到天津时接到了意大利驻津总领事格勃利里的一个邀请，要我去见他一面。
我去了，他问我在天津预备做些什么工作，我答他说是来游历旅行的。
“别对我讲假话吧，”他说，“我对你到天津来的目的知道得很清楚。我得警告你，你虽然有中国当局给你的种种证明文件，但你还是意大利人，仍旧在我的管辖之下，假使我再发现你有什么不轨的举动，我就要拘捕你，将你驱逐回国。现在给我滚出去吧，我没啥再跟你说的了。”
做我这一行，受到的威胁太多，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恐吓了。尽管如此，我必须履职，而且我决心一切凭良心办，不去顾念违法者的国籍。
在那一个夏天，我所缉获的包括数千支来复枪、手枪，同时我还查获了二百公斤的吗啡和海洛因，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公斤的鸦片。
11月14日，我得到了日本当局的同意，加上我的中国主人的帮助，我在天津的一艘日本轮船上搜到了四千多支意大利的来复枪，这些东西是预备运送到广州去的。第二天，我在本地日报上看到了一条意租界警署署名的文告，那上面声称：“在日轮为中国当局所缉获之军械，虽属意国出品，然决非天津意海军营内之所有物。”我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他们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11月18日上午10点，一位和我很要好的意大利警官来看我，他很不安地对我说：“我亲爱的万斯白，我因负有使命来此，因此不得不置友情于不顾了。总领事格勃利里让我带给你一个非常紧急的驱逐令，并需立刻遵行。他要你在半小时内到车站，搭10点45分之前开赴上海的火车，你不准对任何人讲或以电话通知别人，但你可通知你的夫人，说你因要事急需赴沪，但不能告诉她，你是受了驱逐令而去的。假使你企图通知别人，那我就必须用武力押解你到车站。我知道，我对你的行为是非常不公道的，但是我是奉了命令而来，得交差，我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别把事情闹大，否则我将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逮捕你。我对你充满敬意，我希望你能够把我的话听进去，请你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到火车站，我马上就去火车站，在那边等你。在此期间，你不要试图联络别的人来帮助你逃脱，你除了可以告诉家人你要去上海外，我奉劝你不要轻举妄动。如果你不配合我，我就只能把你抓起来押到上海。”
我除了接受这强制的条件外，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我对这个貌似“十分为难”的朋友无话可说，我只能匆匆地和我的妻子打了个招呼，告诉她我有急事要去上海。
半小时后，我被锁在一辆载货的火车车厢里，同行的有四个意国的水手和一个名叫罗美诺里的下级军官。
11月19日，我们到达了上海，我就立刻被转到意大利军舰卡拉布里亚号上的密室中。
幸运的是舰长是个正直的意大利人，他得知我被押到军舰上，立刻召见了我，当我将遭遇告诉了他，他就派了一个长官带了一封信去给意大利驻沪总领事罗三，信中说他不便将意大利皇家海军的军舰让别人做不正当的勾当，除非他在当天下午4点钟，能得到扣押我的正式证件，否则他就要将我释放。那证件终未送来。4点5分，我就离开了那艘军舰，恢复了自由。
两天以后，意大利副领事弗莱乔洛给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当局送去了一张拘票，上面写着请拘捕一个名叫A.万斯白的人，他是从卡拉布里亚号军舰逃上岸的水手。
然而那位上海公共租界捕房英国总巡捕也是一位正直的人，他也很有力量。他跑去见意大利总领事并指出，如果拘票上所附万斯白的照片确是其本人，那么他就会立刻拘捕他，因为他现在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是必须删去拘票上的“水手”和“逃兵”字样。因为据他所知，万斯白是一个已经在中国居留了15年的人，他不是一个水手，是不是意大利方面弄错了，的确有个水手逃跑了，照片被弄错了，照片是万斯白的照片。如果是这样，万斯白就是无辜的。
就在此时此刻，中国当局也在向意大利公使提出抗议。但是意大利公使回应说，因为万斯白是意大利公民，中国政府没有理由干涉有关于万斯白的任何事务，如何处理本国公民，是意大利政府自己的事情。
关于我被捕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当地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但是意大利驻天津使馆却拒绝撤销驱逐我的命令。最终，为了让事情早点结束，我和租界的警察当局商量后，决定满足意大利政府方面的要求，我答应就逮，租界当局将我送到了意大利副总领事弗莱乔洛那里去。我的一些朋友当面质问弗莱乔洛我究竟有什么罪过，他却回答不上来。他只含糊地说是弄错了，于是我就被释放了。
几天后，我又被传到领事馆去，他们告诉我，意大利公使要我离开中国。他们已为我预备好船位，上船后另送五千元给我。我拒绝了。
1924年4月9日那天，当我经过邓脱路的时候，突然被一个人袭击，他在我胸前刺了一刀然后迅速逃走了。中国当局认为凶手是一个意籍退役水手。无独有偶，我还遇到另一起暗杀事件，一个住在上海的意大利人两次企图杀死我。他的同伙，包括三个俄国人和一个印度人，已被严厉惩罚。俄国人在哈尔滨的中国法庭被判刑，那个印度人则被英国法庭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