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出入妓院，勾引农妇，终生婚姻很糟糕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非常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奇怪地有所选择，甚至在纵容自己。托翁认为自已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
永远的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三大部头”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精心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托尔斯泰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时，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翁的作品中纵然有反动的、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列宁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高尔基曾言：“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托尔斯泰出生于距莫斯科不远的图拉省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俄语意思“明媚的林中空地”，今属图拉省晓金区）。庄园占地380公顷，树木成荫，风景优美，有森林、河流、湖泊、草地等，光苹果园就有30多公顷。这里被人们称为托翁的“摇篮和坟墓”，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托尔斯泰家是历史悠久的名门贵族，其谱系可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伯爵曾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尼古拉耶夫娜是沃尔康斯基公爵之女。他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其监护人姑母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另一姑母监护。于是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退学，回到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曲折、漫长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还给他们送茅草，因得不到信任而中止。1849年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被提升为14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上流社会之间，甚至还欠下一大笔赌债。
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开始暗自创作；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服役两年半。虽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加入多瑙河部队。沙俄与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于次年参加了这个城市著名的最后防御战，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1855年托尔斯泰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作为知名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人欢迎，并逐渐结识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和批评家。其发表于著名的《现代人》杂志的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自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在彼得堡，托尔斯泰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因为他重新投入娱乐圈子，酗酒好赌，浪费天才；他不喜爱荷马、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优美艺术”，反对“教诲艺术”实即暴露文学。托翁倾向于德鲁日宁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61年又与屠格涅夫开始长达17年的疏远。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托尔斯泰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他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普鲁东，听狄更斯演讲。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
1962年，托尔斯泰新婚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罗曼·罗兰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
托尔斯泰心灵的宁静与和谐并没保持多久。1869年他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此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也谈到了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
1873～1877年，经12次修改，托尔斯泰完成了其第二部里程碑式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反映普通家庭婚姻问题，擅长心理刻画、文字细腻华美的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推崇，称“《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坛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作者本人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
7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这么说）；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同时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
1881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了贫民窟；1884年创办媒介出版社；1891年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作品的版权；并多次组织赈灾；1898年决定将稿费资助受官方教会迫害的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1889～1899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其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沙皇政府早就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复活》发表后，当局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借机革除了他的教籍。
1901年，托尔斯泰强烈抗议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
托翁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他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波利亚纳家中秘密出走，途中患上肺炎，11月20日病逝于一个小车站阿斯塔波沃（今列夫·托尔斯泰镇）。
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立墓碑和十字架。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充满感情地赞许托翁的墓地，说那是“人间最美的、感人至深的、最温暖的坟墓”。
据说托尔斯泰5岁时，大哥尼古拉告诉他一个秘密，说只要把这个秘密解开，世界上就不再有贫穷、疾病和仇恨。他又说这个秘密已写在一根小绿棒上，绿棒就埋在小山涧旁的路边。这个小绿棒的故事令小托尔斯泰神往不已，找寻绿棒是他年幼时最热衷的冒险游戏。托翁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传说中的绿棒，死后也是被安葬在这片树林里。
早期的性爱迷狂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辉煌的、伟大的，但也是复杂的、孤苦的；包括他的生活、创作和思想、情感。
托尔斯泰多情而软弱，自负而彷徨，无私而自相矛盾。他终生性欲高亢，沉溺于床事之欢，即使在中年皈依后，依然在禁欲与欲望之中挣扎。“我不跟你一起睡觉，无法激起创作灵感……”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非常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奇怪地有所选择，甚至在纵容自己。托翁认为自已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
青年时期，与女性交往总让他感到非常羞涩，因此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厌恶，并给他带来了通常的结果。他写于1847年的一则日记记录着他因“从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正被迫接受治疗。1852年他在给哥哥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况：“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银的副作用让我遭受了说不出的痛苦。”可他仍继续光顾妓院，除了妓女，还有吉普赛女郎、高加索姑娘、当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任何俄罗斯乡村姑娘。
其日记的基调是不变的自我谴责，并掺杂着对女性的憎恶：“好像是玫瑰色的什么东西……我打开后门，她进来了。现在看到她我就无法忍受，如此淫荡，可耻，可恨，（她）使我违背了我的准则。”“女人把我引入歧途。”接下来的一天，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女佣们妨碍了我”。1856年4月的某天，从妓院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太可怕了，但这绝对是最后一次。”1856年另一篇日记写道：“令人作呕。女人。愚蠢的音乐，女人，冲动，雪茄烟雾，女人，女人，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