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两个有志于写作的人并没结婚，而是彼此维护着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一起工作，一起参加政治活动。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隐私权，但每天都见面，经常共同工作或是边喝威士忌边交换意见，而且常常一起外出旅行。纵观波伏娃一生，萨特可以说是她最深爱、最尊重的人物。不过，两人也屡屡被其他异性吸引。
1931年波伏娃到马赛教书，萨特则到勒阿弗尔任教。期间，一个名叫奥尔加的17岁女子走进了他们俩的生活。据说他们仨经常在床上疯狂地“三重奏”（波伏娃命名）。这个三角关系虽然在二人爱情旅途中只占很短暂的时间，却留给波伏娃足够的题材来完成她的处女作《不速之客》。而奥尔加接着还成了萨特第一部剧本《苍蝇》的女主角。
1939年二战爆发，萨特上了前线。在炮火的间隙里，他每天都给“亲爱的迷人的海狸”写情书。有人曾批判二战后1940～1944年的萨特与波伏娃的举动是“一段如此甜蜜的沦陷时期”。那时波伏娃凭借《女宾》进入大众视野，而萨特的名声则比战前更加响亮。1945年他俩及几个朋友共同创办了《现代》月刊。20世纪50年代，他们双双受邀访问并游览了东西方许多国家。
波伏娃头脑明晰、意志坚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好奇心。她一生写了许多作品。她将存在主义哲学和现实道德结合在一起，创作了小说《达官贵人》（说明知识分子不能为革命和真理同时服务）、《女宾》、《他人的血》、《人不免一死》、《名士风流》等。她一直被人们视为是第二萨特、女萨特。
她最重要的著作是《第二性》（1949年出版）。作者认为，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女性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男性亦然。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并向中性化过度。这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意志和智慧的一本书，被认为是女权运动的“圣经”，也是西方女人必读之书。该书在美国极度畅销，对造成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波伏娃和萨特都进入了晚年，他们都没有儿女。波伏娃说：“对我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我对养育小孩这件事本身感到厌恶。当我还很年轻，并憧憬着与表兄杰克缔结一个布尔乔亚式家庭时，我也许想要有小孩。但我与萨特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基础上，因此我从无生小孩的欲望。我并没有特别的欲望去复制一个萨特。”“我从未产生过生儿育女的愿望，因为我知道要成为一个作家，必须有大量时间和自由。”
波伏娃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女人，一个一生执迷于爱的女人。透过她与萨特一生一世的爱情契约的誓言，如常人所能理解的只是萨特身边不乏女人，而波伏娃也有几个肝肠欲断的恋人。他们这种独特的爱情宣言，允许两个鲜活的个体呈现出开放、自由的性爱观，但彼此又非常明了他抑或她都是第一位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他们终于险些闯过外界的种种诱惑，而最终又回到彼此的灵与肉的交流中。
波伏娃的情感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她既做到了我心飞扬，又做到了爱你如昨，才会演绎出传奇人生，谱写出传世之作。
她那丰富多彩的私生活影响至深。时至今日，在法国社会党女候选人塞戈莱纳·罗亚尔的闺蜜、小说家奥雷利·费利佩蒂看来：“女性主义可不是性冷淡，波伏娃就是性感、耀眼的明证。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她仍是一盏明灯，指引着方向。”
萨特、波伏娃与其他男女
萨特一生遇到过许多女人，除了波伏娃，还有奥尔加、旺达（奥尔加的姐姐）、比安卡、多洛蕾、阿莱特等。他一直对这些姑娘们说，你们也应该写作。他说：一个人只有创作虚构出来的作品，才能避开生活中的遭遇。而且，他决不成为一个有妻室的人，决不结婚，决不过安定的生活，决不用财产填塞一生。他只想周游世界，积累对写作有好处的种种阅历。
他还告诉波伏娃，她应该坚持个人自由，应该保持好奇、坦率、真诚，做些与写作有关的事情。萨特只比她大3岁，但他的老练成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她追求同样的目标——写作，而且他还赞美了她的容貌。
可是，波伏娃毕竟是一个女性；她认识到，对一个姑娘和她所受的教育来说，婚姻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应该结婚。但萨特却绝对讨厌婚姻生活。当他们的恋爱进入实质阶段时，萨特喜欢对波伏娃说：“我们的结合是一种本质上的爱。”他无非是拥护多配偶制，他们都可以体验“偶然爱情”。他同时也告诉她，他们的关系会持续不衰。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仍不能取代和其他人的短暂约会。
萨特主张多方接纳来自异性的诱惑，反对婚姻的静止性。他希望与波伏娃共同建设一种自由、平等、相互信任和给予的超越传统的爱情关系。他曾经跟波伏娃说：“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意外的风流韵事，那也是件乐事。”即灵魂深深相依，身体可以自由，可以彼此找“调剂品”；并且“双方不应互相欺骗，也不应互相隐瞒”。这既是对忠实的承诺，又给了各自充分的自由。波伏娃说：“我们两人的观点一致。”
他们两人已充分认识到，他们是属于一类人。当然，问题在于如何避免与他人短暂风流后的懊悔和嫉妒之类的情感。
其实，波伏娃除了萨特也还有博斯特、奥尔格伦、朗兹曼（据说匈牙利作家阿瑟凯·斯特勒亦是）；此外，她还有同性恋伴侣奥尔加、旺达、比安卡、娜达丽、勒邦等。她自己也毫不避讳对双性恋的热衷，在小说《女宾》和4卷本的回忆录中，她都毫无顾忌地“暴露”自己，用她的放荡不羁震惊巴黎，更为“好学”的现代法国女性树立了“榜样”。
所以他们才有“兩年契约”，那是1929年某个午后，他们一起看完电影后，萨特提出来的。这一切在后人看来简直就是“行为艺术”！只不过这个“兩年契约”太长，竟然坚持了51年，坚持了一辈子！也因为这些风流韵事，他们被戏称为“存在主义的舞王舞后”。
波伏娃一位女友曾向她提出问题，如何理解她与萨特的爱情及《第二性》里的一句话：“一对幸福的男女是在爱情中认识自己，置天地和时间于不顾，他们自我满足，他们实现绝对。”波伏娃回答道：“至于《第二性》的引文，并不直接波及萨特和我的问题。我从我们的爱情里获得了启发，而源自幸福爱情的绝对感，幸好是普天下都能实现的事情。两个深深相爱的人热爱生活，是无需任何别的理由的。纵然岁月流逝，真正的爱情始终能保持，会赋予生活全部的意义，全部存在的理由。”
但问题是，她真的幸福吗？真的愿意吗？萨特死后，她马上出版《永別的仪式》，讲述长达10年不可与外人道的噩梦，讲述她的“灵魂伴侣”身体上的衰弱，那些不堪的细节：萨特半聋，几乎失明，酒精中毒，大小便失禁。书的最后她说：“他的死将我们分开，我的死也不会使我们重聚。”
波兰籍犹太女子比安卡·朗布兰生于1921年，1938年先是热恋上了她的女教师波伏娃，后又爱上了萨特。但实际上她寻找的只是父母。比安卡认为：“对我来说有三个萨特，第一个是慷慨迷人的男人，第二个是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而第三个是粗野的男人，这正是我认识的萨特。”
波伏娃曾在给萨特的信中描述与比安卡的一夜：“充满激情，但如脂肪过多的肥鹅肝一样令人沮丧。”直到几十年后比安卡才读到这些。她始终不能接受这段“三重奏”关系：“说到底，他们俩就是窥淫癖，把我当作文学素材。”
比安卡在1993年出版的《萨特、波伏娃和我》（原名《一个被勾引的姑娘的回忆》）一书中，不仅对自己与波伏娃之间的暧昧关系引以为耻，更披露了萨特和波伏娃的“不凡爱情”其实别有隐情：“波伏娃把她班级里的姑娘当成鲜肉，总是自己先尝一尝，然后将她们献到萨特手里。或者粗鲁地说，是处理给萨特。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萨特为满足征服需要而发明、波伏娃也不得不接受的一种讹诈。”
这个犹太女学生当时才16岁半，在被夺走初夜时，萨特对她说：“旅馆的女仆一定很惊讶，为什么我能连着数日把处女带进屋来。”最后，就如萨特对待大多数波伏娃招来的女学生那样，当他对比安卡感到厌倦，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中断了联系。
萨特后来去美国访问时，结识并爱上了多情的多洛蕾，以后经常寻找机会去美国走一走。同样，波伏娃去美国访问时，爱上英俊的翻译奥尔格伦，回国后给他写的情书热烈得让人傻眼。但是当多洛蕾要和萨特厮守一生时，当奥尔格伦要和波伏娃永不分开时，两人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萨特和波伏娃的爱情，精神的交流和交锋大于肉体的交融和交合。这对哲人的感情生活里，有些事情在常人是不易理解的。
1956年萨特认识19岁的阿尔及利亚女学生奥尔凯姆·阿莱特，这个姑娘不久成为萨特的情人。1965年萨特把阿莱特收养为女儿，养女比养父小32岁，并一直陪伴他终生。波伏娃不甘落后，她有同样年轻的西尔维·勒邦。萨特死后，她也收养了她。波伏娃写道：“我们互惠互利，她令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将我带向未来。”两个女人一起旅行，一起参加讲座，彻夜聊天，甚至发型都很相似。
二战期间，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的同时，也对同性恋进行镇压，纳粹党徒监禁了数以万计同性恋者。波伏娃就是在那段风声鹤唳的日子，与她的学生娜达丽、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结为同性伴侣。有人把娜达丽称作波伏娃“暴风骤雨般的情人”，她对波伏娃的感情热烈奔放。但她母亲向维希政府指控波伏娃煽动未成年少女淫乱，最后导致1943年波伏娃被开除出国民教育系统。
雅克·劳伦特·博斯特被唤作“小博斯特”，英俊优雅，笑起来十分迷人。1940年前后他先是萨特的学生，后娶奥尔加，与波伏娃保持了近10年的情人关系。直到波伏娃与美国情人奥尔格伦相爱，她就和博斯特分手了。
博斯特有些不快，本来他是因为与奥尔加的关系时好时坏，所以与波伏娃保持情人关系以慰藉自己。现在他只能独自面对不幸的婚姻。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波伏娃分手的要求。
在奥尔加与博斯特的婚礼上，波伏娃和萨特还做了他们的证婚人。虽然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时常吵架。博斯特还一度成为波伏娃的“偶然情人”。
除了萨特、博斯特之外，波伏娃另外一个著名的情人要算是美国芝加哥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了，1949年他的小说《金臂人》曾获普利策文学奖。波娃一共给奥尔格伦写了304封情书。
1947年3月15日，40岁时的波娃在纽约结识了39岁的奥尔格伦。奥尔格伦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相貌英俊，长着一头漂亮的金发。他刚刚离婚。和波伏娃相遇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而波伏娃已经名满天下。
波伏娃亲热地把奥尔格伦叫作“我亲爱的丈夫”、“温柔鳄鱼”（波伏娃给他取的外号，因为她觉得他笑起来很滑稽，牙齿全露在外面，像鳄鱼）。奥尔格伦则把波伏娃叫做“疯狂青蛙”，因为她自嘲在给奥尔格伦写信的时候，像一只喋喋不休的青蛙那样唠唠叨叨。
其实奥尔格伦很反感“偶然爱情”。“在我们这，”有一次他在绝望中写信给她，“妓女们管这叫万能钥匙。”他还反感她爱喝酒——她经常晕乎乎地在酒吧软垫长椅上啜泣，像演戏一样，发带歪到一边。
奥尔格伦曾带波伏娃参观自己的家。他住在一个破烂的小巷子里，房间乱七八糟。但是波伏娃十分喜欢他住的地方，这可能和她天生厌恶奢侈有关，也有可能是爱屋及乌。
在他面前，她表现得很纯情。她会在给他的信上印几百个红唇印，向他保证：“我会乖乖的听话，我会洗碗、拖地，我会自己去买鸡蛋和甜酒。如果没有你的允许，我不会碰你的头发、面颊和肩膀……我永远不会做你不准我做的事情。”
1947年7月，奥尔格伦曾在书信中计划当波伏娃再次来到美国时，自己将会向她求婚。但波伏娃的回信让他意识到：婚姻对双方来说意味着放弃对他们任何一人都是十分充实的世界。
1951年9月18日，波伏娃又去了纽约，顺便看望了奥尔格伦。面对冷却了将近1年的感情，她心里有点淡淡的哀愁，奥尔格伦即将与前妻复婚，一切似乎都已经不能回头了。
后来奥尔格伦因心肌梗塞在家中猝然死去，享年72岁。他身边保存了存放信件的那个铁盒30多年，其中有当年波伏娃随手送给他的两朵小花，但早已变成干花。
克劳德·朗兹曼是唯一曾与波伏娃共同生活过的男子。1952年他们两人在一个杂志研讨会上相遇，当时他是无名的年轻记者。他请她去看电影，自认为已经太老、不会再谈爱情的她流下眼泪，因为她已经44岁了，而他才20岁出头。
他和她共同生活至1950年代末，先后在毕榭西路、维克多舒乐赫大道、蒙巴纳斯公墓附近的公寓住过，此后还每周至少去看望她2次，直到她1986年去世。
在她的葬礼上，是他在灵柩前，在一群女权分子的嘘声中念完了悼词。他说：“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与一名偶像生活在一起。她是女人中最不刻板的一个，有趣，快活。一个真正的女人，完全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