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明知而不惧，反映他愿为大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这与他对末世之官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的认识是相通的。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象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听后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左宗棠曾说：“纪泽能说出他父亲的实情，可以说是没有辱没他的父亲。”这也是一个例证。民国时徐一士所著《曾胡谭荟》中说，曾国藩是看名誉比生命重的人，所以拼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象曾国藩那样自我解脱。曾纪泽在光绪元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权利，他的外交手腕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慈禧也感叹曾国藩可算是有真正的后人。
成大事箴言：
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咸丰三年三月
4．屡败屡战，挺膺负责
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话说明艰难困苦与伟人成长的关系：“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曾国藩也说：“吾生平长进，皆在危难之际”；“处心积虑，正是磨炼英雄，育汝于成。”
曾国藩以一个儒生而带兵打仗，失败真是一个连着一个。他把幕僚所写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实在也是羞愤难当之下，情不得已。尤其是他曾经四次自杀未遂，其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哪里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但是他终于还是能够战胜自我，调整情绪，蓄气长志，“屡败屡战”，这点精神，就更难为一般人所理喻了。
曾国藩能够战胜失败，走向成功，关键在于“打脱牙，和血吞”，“一味忍耐，徐求自强”。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月（1854年4月27日）凌晨，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沿湘江北上，浩浩荡荡向靖港进发。顺流疾进，刚至中午，湘军水师和陆师都到了靖港镇外。
陆师过了浮桥，曾国藩即下了进攻的号令。然而，一进靖港镇，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港外的太平军一齐杀出。湘军初战受挫，这次又遭遇伏兵，一下子乱了阵脚，纷纷后退。李续宾、王鑫等人想督军迎战，但部下谁也不听指挥。一片喊杀声震山荡水，“活捉曾国藩”的吼声更让中计的曾国藩心惊胆颤。然而，他心知不能一败再败，必须誓死抵抗。面对溃逃如潮的湘军，他怒火中烧，令护卫把将军旗插在江边，自已执剑立于旗下，高声断喝：“过旗者斩”！
溃兵涌来，曾国藩大吼一声，挥剑砍翻一个，余者呆立瞬刻，绕过军旗，继续狂奔。后面的败兵如排山倒海，曾国藩一把长剑再也不知刺向何人了！
这时，太平军大队冲入湘军队伍中，一片砍杀之声，湘军完全失败了。卫兵一把拉过曾国藩，护入座船，仓惶向长沙败逃。
曾国藩呆坐舱内，五内俱焚。衡州出师后，与太平军交锋，两仗两败，落了个狼奔豕突的结局，自己惨淡经营，苦练了将近一年的湘军，竟是如此无用。他想如此下去，原先的豪言壮语将全部落空。再回长沙，官绅们的冷眼将不堪入目。何况，这次是否能逃得回长沙，也很难说。耳畔，响起一片败兵的嚎叫，一片“活捉曾妖头”的怒吼！他左思右想，决定不如趁早一死，免得自讨其辱。这时，幕僚陈士杰、李元度看到曾国藩神情有异，命令章寿麟驾一舢板，随护座船左右。
岂料座船随员稍未注意，曾国藩猛然起身，推开舱门，纵身跃入江心。“曾大人跳水了！”章寿麟一面大叫，一由舢板跳入江中，很快救出曾国藩，扶进船舱中。大家七手八脚为他换衣、推腹，好在他并未呛水，尚无大碍。大家一路劝解，狼狈退回长沙。
曾国藩大败之后，再埋头募兵练兵，原来的老湘军只剩了4000人，他陆续增至水陆两师2万多人，修造舟师，配备炮械。咸丰4年（1854年）6月中旬，曾国藩再次指挥水陆二师北上，发动湘军的第二次攻势。
7月1日，湘军水师统帅褚汝航克复岳州，太平军骁将曾天养反攻，大败。6月14日再反攻，又败。曾国藩沾沾自喜，得意洋洋，7月15日他又亲自出阵，率李孟群、陈辉龙两支粤桂水师，自长沙到达岳州，次日在南风大作中出队攻打白螺矶。
曾天养带几艘小船来诱敌，陈辉龙拼命地往前追，大船搁浅，动弹不得，于是陷入包围，曾天养埋伏的战船齐出，陈辉龙阵亡，水师统帅褚汝航，同知夏銮，千总何若澧急驶救援，结果这三员大将全部受伤落水而死，陈辉龙全营覆没，褚汝航等也损失了20多条战船，官兵阵亡好几百人。——人家打得好好的，曾国藩一上来便损兵折将，而且空前惨重，他使褚汝航送了命，把他克服岳州，三次大挫曾天养的汗马功劳一笔勾销。
先声夺人的石达开从容部署，他用罗大纲守梅花州，林启荣守九江城，自己极为巧妙地以东岸县城为大营，督促水陆两师严密布防湖口内，扎了大小木牌各一座，东岸筑土城，西岸筑木城，营外广布木柱、竹签，厚达十余丈，然后再沿城掘壕数重，埋设地雷，上用巨木纵横为架，却是遍设铁蒺藜，所有防务工事，太平军倾城而出，一日之内便告完成。第二天早晨曾国藩又坐官船前来窥探，直惊得他目瞪口呆，石达开似有神助，他竟能在一天之内将这座陷于重围的九江城，变成了金城汤池，铜墙铁壁一般！
12日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李孟群合兵一处，并力猛攻梅花洲，曾国藩心生一计，命水师120余号，精兵2000余人，尽除鄱阳湖口障碍，冲入湖内。翼王见状哈哈大笑，因为湖口障碍如此容易清除，正是他的诱兵妙策，当时只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太平军工兵齐出，飞速设卡筑垒，断了这一队水师的归路，使实力雄厚，所向披靡的湘军水师，在湖里湖外，被斩为两段。
妙在他困住了湘军水师之后，也不去攻打他们，当夜，石达开命令梅花洲的罗大纲，尽起舴艋小舟，突击湖口彭玉麟、李孟群的水师，黑暗中彭、李不知来船多少，心惊胆战，被太平军斩了都司史久立，焚掉大船9艘，小船30余只，李孟群、彭玉麟开船便走，一路痛遭太平军小船袭击，这两员水师大将，差一点儿送了性命。
李孟群、彭玉麟率领残余船只，逃到上游，另一半水师还困在鄱阳湖里，左冲右突，逃不出来，曾国藩急得彻夜不眠，绕舱彷徨，他辛苦经营多年，视为百战百胜无上法宝的水师，被石达开略施小计，一次袭击，损失了一半有余。
12月25日，石达开挥师反攻破敌，半夜三更，星月无光，他使林启荣自九江，罗大纲由小池口，两路进攻，只用了100多只小船，突击湘军水师，衔枚疾进，金鼓一鸣，待驶近湘军水寨，火弹喷筒齐发，满江密布火网，曾国藩麾下的战船，纷纷起火燃烧，一队舢板，直扑曾国藩的“坐驾船”——旗舰，黑夜之中，远近不辨，吓得曾国藩衣冠不整，被护卫救上小舟，仓惶逃到陆上，投奔罗泽南的大营。他“旗舰”上的管驾官，监印典吏，两名把总，无数卫士全部被杀，水师全溃，将士四散奔逃，湘军的文卷册牍，粮台银两，尽入太平军之手，这一战湘军水师100多号战船烧得精光。曾国藩在罗泽南的营里，目睹水师覆灭，船沉勇溃，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为罗泽南、刘蓉竭力拉住。曾国藩自杀不死，黯然逃到南昌，受尽天下的冷嘲热讽，奚落讪笑，他说，这一次惨败，是他的平生四大惭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也曾使曾国藩灰心丧气，悲观到极点，乃至蓬头垢足，不饮不食，跑到山上去写遗嘱。但是，他的自杀作为，并非悲观失望，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一次次失败，完全是由于自己指挥不当，这种羞愤也足以让人以死相谢了。更重要的，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之类的思想，早已把他的灵魂浸透了。“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是曾国藩的素质，他早已经写了“死在沙场是善终”这样的诗句。事实上，从他从戎那一天起，就已经作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作为一个文人而勉为其难来带兵，如果难以期望大成，那么但求自己一死，不也难能可贵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其实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有着普通人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使他成为英雄的，不过是他最终能够战胜失败、战胜自我罢了。
成大事箴言：
官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易。如韫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险难，不谓人言籍籍，莫测所由，遽至于此。
————同治十年十一月
5．打脱牙和血吞，方能立不世之功
梁启超就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还以忍耐教导他的幕僚、弟弟。同治五年（1866）曾国荃抵湖北任巡抚，因与总督官文不和，遂上疏劾之。清廷令他剿捻，但屡次失败。为此，曾国荃心情抑郁，经常发牢骚。曾国藩请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去信“慰之”。但曾国藩仍不放心，以自己的坚忍成功进行现身说法，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给他的九弟曾国荃信中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育汝于成，李申夫曾说我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求自强，因而引用谚语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两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口诀，不料被申夫看破。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师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三县之失，也颇有打脱门牙的迹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只有一字不咬定牙根，徐图自强为妥。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已颇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里，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反抗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接连失利。决战湘潭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攸关大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立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确实，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政权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划江而治的条件下，才具备发动北伐的可行基地，夺取全国政权才有可能。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涸而消亡。
曾国藩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急派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调水师总督褚汝航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使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说，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
湘潭之战的胜利，改变了对曾国藩黑云压境的形势。然而曾国藩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当另一部湘军在靖港大败后，遭来咸丰帝一顿数落与指责，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并将曾国藩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役的惨痛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
在曾国藩看来，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真正原因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其组织原因是良莠不齐，勇懦不一。同时他还深刻意识到：最初来投奔他的人，非亲即故，且抱着各种目的而来，因为台面小，所以凡事多让，久而久之，连原则也丢失了。他认识到，一旦条件有所改善，局面有所打开，就应破除情面，以正视听。他检讨导致湘军缺乏纪律的原因，主要是他过去治军强调以道义相号召，用忠义感召部下。而且，湘军的骨干，与曾国藩都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同乡，就是同学，或者是同僚。他过去总觉得对他们无法用法纪来进行约束。这样，在湘军内部，实际上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
曾国藩体会到，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时事艰难，贤人君子大半潜伏不出，我以义声倡导，同履艰危。故诸人起初跟随我，并不是为了利，我对他们也就难以绳之以法。其致失败由此缘故。
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顿。经查，湘军岳州大败，敢于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五千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决定将王鑫留在湖南。命罗泽南跟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扩至一万余人。在衡州、湘潭修造船只，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二千，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一千余人。在困境中持此种态度与行为的人必当是一个具备成功素质的人。至于能否成功，用曾国藩的观点，还要看“天意”了。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有失败才有成功，这是历史上许多成功者所证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经过艰苦的磨炼或一系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因而，有许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难。这里最主要的奥妙就是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会创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质。而具备了成功的品质，才能成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自知之明，就是要知道自己败在哪里，及时调整，就是要马上去掉不利成功的因素，发扬有利成功的因素。
成大事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