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谈到营销，英特尔最近的过去出现的另一个危机点涉及到奔腾芯片，就是你们发现该芯片的数学运算能力上出现了很小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们对那个问题的反应是怎样的？您能否谈一谈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描述一下你在这次事件中的感受？
答：奔腾芯片问题正好说明，我们英特尔公司面对的正好就是数百万消费者，而不是几百位工程师。因为“内部的英特尔”这个广告活动就决定于我们向消费者推广这种微处理器产品。有时候，你会实现变更的一部分，一部分的调整而不是另外一个部分。而我认为，这里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例子。我们习惯于从工程师到工程师地做产品宣传——谈一些非常专业的话。接着，我们开始向数百万消费者宣传微处理器，并没有意识到产品的宣传工作越简单，也就越容易留下印象。你没有时间和地点，也没有能力进行理论性的、技术上的说服工作。
因此，我们就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是在处理没有名字的数百万消费者，我们在努力想与他们推理，就好像我们是坐在一张会议桌上与一大批工程师们一起开会一样。那样并没有起作用。因此，这是个相当令人悲伤的学习过程，我们终于想到，我们的技术支持系统必须要适应自己的营销信息。如果你是在向消费者做营销活动，你就得支持消费者。
问：您想到这一点花了多长时间？
答：哦，从日历表来说，那并没有费去多少时间。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那是令人痛苦的经历。
问：可最终，奔腾芯片一点问题也没有了，说它坏话的人也不多了。
答：嗯，技术上的问题很快就解决掉了。处理消费者费了一些时间。学习怎样以他们的用语来处理他们的问题。可是，我们也明白了。实际上，回过头来一想，整个事情只不过是几个星期而已，可是，它与持续了数年的内存芯片危机非常类似。
问：您的管理风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定期做些马后炮的事情，分析公司的每一个成功和每一次失败的原因。这对您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这种分析过程在今天的美国商业当中很常见吗？
答：分析成功并不是很有必要。成功有许多种，大多的父辈讲述，成功的故事太多太多。因此，那不是太需要的。可是，有一种倾向是从失败当中走开，让它就此埋藏。有很多正规的学习都丢失了，因为失败没有得到分析。因此，真正的学习就是那些从失败中学习来的实际的事实，因为某些东西没有做到位或者某些事情做错了，某些东西没有能够发挥作用。除非你强调这些东西，否则，它们在将来也不会完成，或者它们在将来也不起作用。因此，组织真正的改善，或者在其能量或者产品上的改善，都来自失败原因的分析。
人们不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种极大的倾向，我会说，兴许就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可是，英特尔公司肯定就有，那就是把抱怨的事推向一些团体、组织或者个人身上。事情没有办好，就是因为你没有干某事。好吧，它没有发挥作用，就是因为制造业中的那些火鸡们粗制滥造的结果，或者是其它某些事情。这并不能让你学习到任何东西。你得放低姿态，多多自律。这种学习的目的不是要把抱怨推向任何人，而是要以理性的、客观的态度准确地学习到底是什么东西出了麻烦的。这种练习的目的是要让这个过程或者产品更好些，而不是推诿责任。
保持这种自律并非易事，可是，那是非常有用的。因此，我们还在不断地尝试这个东西。
问：您最近的一本书的名字是《狂者生存》，这很明显是使您非常出名的一句话。
除了您所描述的偏执和恐惧以外，还有哪些特征是今天成功的执行总裁们必须具备的？这些特点是不是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您会不会说，在过去的20年、50年或者100年内？
答：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让你的眼睛盯住产出的东西——在我更早一些时候出的一本书里面，我就是想在书名里面抓住其精髓的，书名就叫《高产出管理》。你做事情是为了一个目的。你在做一些事情，是因为你想得到一个结果，将这个结果不断地放在你的眼前，就会让你时刻掌握着某些东西，比不放在你眼前要强得多。
另一个东西是，你有可能会卡在一些东西的过程中，卡在事物的表象上，卡在一些外部标志上面，并忘记了你想产出什么东西。也就是你早先想得到的东西。我再次认为，跟其它任何行为一样，这种焦点会在一个组织里面得到宣传，那就是那个组织的角色模式的领导作用。因此，组织的领导集中精力于结果是非常重要的——测量的结果、令人宽心的结果，而不是举动和行为以及风格和所有其它的一些东西。它们与结果最多也只有一种极细和投机性的关联。我倒想让这个东西成为另外的一个名目。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些东西改变了没有？我真正不明白。我的怀疑是，它们很可能没有变。当你读莎士比亚，并看看理查德三世时代的领导层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听上去就跟今天的领导层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如果领导层的因素在过去的500年当中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为什么它们会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内发生变化呢？
问：变化的全部概念，有多少变化正在动摇你的行业和整个世界，以及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些都使我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有一个领域看上去是不受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巨大变更的影响的。那就是政府。看上去，它在环行路上毫不受影响，看上去几乎是不为所动。您同意这个看法吗？如果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
答：可是，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我们可以在稍稍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你不仅包括我们的政府，而且也包括世界各国的许多政府的话。苏联的政府不太受变化的影响，不受影响，完全不受影响，可突然间，当作用于它的力量变得如此之大的时候，不仅政府没有了，苏联也没有了。因此，有很多例子说明，世界上有很多的力量，它大到足以震撼一些触摸不得的政府，然后将它掀翻在地。
现在，有关美国制度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因为不停的选举，人们开始讨厌了，人们不想干了，它就容易发生增量的变化。因此，它也是在不停地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你可以避开那种突发性的事件，而那是这些无法进行增量变化的政府必须容忍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在看到一些变化。
问：嗯，这话听上去令人鼓舞。
答：这方面不太令人鼓舞的一点是，这种变化并没有加速。你知道，商业上面的一切都变化了很多，变得很快，因此，虽然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有能力进行变革，可是，这个过程却是非常缓慢的。比如美国商业在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成了强大的世界性竞争力量——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极困难的——那种巨大的变革却没有在政府里面看出来。因此，有关我们这个制度的好消息是，它有能力进行增量的变化。坏消息是，它只能进行增量的变化。
问：真有趣。您在商业世界提高了美国的地位。您认为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未来如何？我们作为美国人是否拥有任何特征，使我们具有更适合竞争或者不太适合竞争的特点？
答：笼统地说，我认为我们再次获得了在世界商业领域进行非常合理的优势竞争的能力，因为我们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这大概是从50年代开始的，当时，美国商业具有了如此庞大的控制能力，我们都是牛气冲天，坚信我们的方法到那时为止是最好的。这个观点使我们进入了70年代和80年代的混乱之中，当时，很多公司出来的时候姿态低得多，态度实用得多。接着，我们便能够接受重要的经济大国而不是控制性的经济大国的地位。
当我们接受了那个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更有竞争能力了。因此，我愿意将我们看成一种有活力的经济大国，肯定也是处在领先地位的经济大国和贸易伙伴。我们是科技的领先来源之一，可是，不论根据什么标准，我们都不能算是科技的唯一来源。这种调整就是80年代的故事。
问：因此，我们并没有那种成功的惯性与我们作对吧？
答：没有。很正确。我们在相当难过的10—15年内，还清了因为这种成功的惯性而欠下的债。
问：您是不是真的读所有的电子邮件，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您怎么会有时间做这么多的事？而且，这会给您带来什么？
答：它会帮我得到信息和没有经过过滤的视点。它还帮助我对一些事情作出很快的反应。我一天可以在一个主题或者议题上进行两三次信息交换，以解决人们之间相当复杂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在某个同一的时间内身处三个不同的大陆。电子邮件可以立即对一些问题作出反应。它就像戴着手套开汽车，或者手指放在方向盘上开汽车一样有差别。这就是以这种方式感觉到路面的颠簸的。它会花一些时间，可是，它也会替换掉一些时间。我的意思是，我一天可能在电子邮件上花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可是，我平常也可能花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在读纸做的邮件上，而这种邮件几乎就要消失了。
问：您认为，这也会改变人们做生意的方式吗？
答：绝对的。它使一切事情的节奏加快了。就像我们谈论它的时候一样。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会怎么进行商务活动。今天的英特尔公司最有活力的电脑及通信商业系统就是我们的电子邮件系统。它比电话更为重要。更为重要得多。
问：您认为还有没有可能会在某个点上，您会被行业中的某些事情吓一跳？
答：嗯，生活在担心之中的关键，就是要避开被人吓一跳。因此，如果我的害怕导向建设性的行动，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就是不会。如果我松懈下来，或者让紧张感走开，或者如果我犯一个错误，那么，是的，那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对于那一点，没有什么可以保障的。
问：可是，您总是保持警惕的吗？
答：我尽力而为吧。我希望我能够。这事是说不准的。只有在事情发生之后，你才可能知道。“嘿，我可警惕着哩，我避开了这一次。或者我利用了那次机会。”可是，你永远也不可能预先看到。
问：英特尔花去成吨的钱进行研究和开发。当前，您投资在哪一行里，是您相信会成为接下来的抢手货的？
答：我认为我认不出什么是接下来的抢手货。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下一代微处理器的许多不同的基础工作，这里面涉及功能结构、硅科技、设计技术、不同的晶片尺寸、制造工艺，甚至还包括可以利用我们建筑在这些微处理器上的优势的软件。这是相当庞大的一些活动，所有这些都会给我们另一代计算能力——我们和整个世界。
可是，我们的大部分努力都继续集中在我们的核心业务上面，也就是计算和通信，以及使其更好，更快，并使它能比以前的电脑做更多的事情。
问：您是来到这个国家的移民，而您却取得了不止美国人之梦的成就。我不知道，您作为这个国家的新来者的经历当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使您为在英特尔的成功做好了准备工作，或者说，这种经历驱使您以某种方式朝这个方向努力？
答：有很多人都想从我的背景当中发现什么东西，发现使其成为必然的东西，可我却看不出来。我意思是说，我就过了我这辈子的生活。我一生都得精力充足，可是，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大部分早年移民来到美国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就谈不上什么年龄了——都精力充足地去适应新社会的生活，适应新的语言，新的行事方式。你得精力充沛，特别是为了将以前的生活抛在脑后。其中一些人做得不错，另外一些人并没有干得好。因此，当一个移民并不能保障在美国成功，在任何地方亦是如此。
问：如果安迪·格罗夫没有加盟，您认为英特尔会是个什么样子？
答：我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问题，不过，我倒是想过，如果没有去英特尔，我会去什么地方。
问：嗯，那也是个好主意。我们也把这个一起捎上。
答：嗯，英特尔对我一向不错，我认为我有可能在别的地方也一样干得好，可是，我碰巧就在这里出现了转折点，你知道，为像哥登这样的人工作，它鼓励我做一些变更，延伸自己，并支持我，现在还是这样。
从研究生院毕业以后，我就开始为哥登工作，一开始在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实验室为他工作，然后又到了英特尔公司。他一直就是我的恩师，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在生活中发生了变化。这是非常走运的一个巧合，这与英特尔没有太大关系。这是一种个人的情形。我希望自己为此而作出了一些贡献。而且，我认为，我自己在英特尔的28年是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的，我也知道，英特尔也发挥了它的作用，它允许并鼓励我以一种相当有效的方式进行开发。这一直就是一种良好的关系所致。
我喜欢我做的事情，我也喜欢与我共事的那些人。而这一点是任何人所可能拥有的最好的一部分。
问：您的职业生涯一直都在丰富着您，对英特尔的股东们和这个国家的PC用户们亦是一样。您认为您会是最后一个知道什么时候该再往前走的人吗？您在自己的书中是这么说的。或者说，这是不是使你一直警惕的那些东西之一？
答：这个话题我一直都在认真考虑，实际上以前就想了很多，因为我看到了一些例子，我周围的一些业内人士或者别的行业中的人士在业内呆得太长了。我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候往前再迈一步，就是说，给人们的反应是“为什么？”而不是“是时候了。”因此，一方面，那是一个因素。另外一方面，我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因此，对这个问题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在太早的一面而不是太晚的一面犯个错误。天才知道我是否有那种客观态度和自律精神来做这件事情，可是，那是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