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为患作为君主时代朝政败坏的重要征象之一，往注在王朝的末期表现尤著。从中国历史上宦官为患最严重和典型的汉、唐、明等几个朝代看。无不如此。有清一代的太监。由于顺治、康熙及乾隆的立法，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朝政的程度看，都远不及明朝。然而．晚清时期。特别是慈禧太后柄政的半个世纪里，大监对朝政的影响力较清前期明显加强。而关键在于受西太后的保护出现了一批“权监”人物他们与朝政发生了密切关系。
太监，作为被皇家役使的对象，从总体上说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然而，该群体又专门服务和完全附属于皇家，不免是一个寄生性的社会赘疣，并且，因为与皇家权贵形影相伴的特殊条件，及其内部管理体制上的需要，也总有少数太监爬到比较高的地位，甚至窃取干预朝政的相当权力，扰乱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清朝前期，由于统治者尚能注意总结和汲取包括太监干政在内的过去王朝施政失败的教训，整肃纪纲，对太监约束较为严格也较为有效。顺治帝时，特铸铁牌立于内务府和交泰殿内，上面载有皇帝敕谕，宣明以明朝阉寺害政祸国为鉴，严禁太监干政。康熙帝登基之初，即将原太监系统的“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只设从属于内务府的“敬事房”作为太监的专门管理机构，并修撰《国朝官史》，详定宫制。乾隆时又作出太监官衔最高不超过四品的规定。有关种种法规，切实执行。
清朝后期，国势江河日下，朝政日益腐败，弊端愈形严重，情况较前发生明显变化。有迹象表明，自道光朝开始，皇帝对所喜爱的太监就有所放纵，至咸丰朝更变本加厉。特别是从慈禧太后柄政的同治朝开始，女主对亲信太监的利用、纵容和封赏，愈加漫无限制，开晚清权监势力彰明之门。
慈禧之所以违反祖制，大用太监，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专权的需要。慈禧太后自酝酿政变夺权之始，就离不开心腹太监与有关人员的秘密联络。譬如，她在热河召见恭亲王奕？即由“太监数辈传旨出宫”。至于政变成功后，对于亲信太监的非分利用和放纵，更是明日张胆。并且，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干预，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分化繁杂，使得朝政空前复杂化。慈禧太后为了对付政敌，维护和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千方百计地广置耳目，豢养爪牙，网罗党羽，培植亲信。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伴随她的太监便大有用场可派。事实上，权监成为后党势力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
第二，后宫私生活的需要。在以声色犬马为常乐的宫闱环境中寡居，对于女主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难言的悲苦，由所喜爱的太监伴玩，便成为其日常不可缺少的一种微妙排遣。据晚清宫廷的知情太监忆述，慈禧太后与总管太监李莲英的关系即非同一般，每日三餐，早起晚居，他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问候，慈禧太后常邀李莲英与她一道“溜弯儿”，或是把李莲英招到她的寝宫，两人常常谈到深夜。李莲英则不择手段地垄断专宠。亦据在清官的知情太监说，慈禧太后曾宠爱上一个叫姚宝生的御医，经常传他进宫诊脉，同他聊天，李莲英怕这个御医占了上风，便设计挑唆恭亲王奕沂，逼这个御医自杀了。
因为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晚清权监势力的生发即不足为怪了。当然，所谓“权监”人物在太监群只占少数。有清一代太监较之明朝一直少得多。然权监少则少矣，但又毕竟形成了一股群体势力。慈禧为利用他们，自然也得保护他们，有时甚至还替他们遮瞒。于是，权监们倚仗女主的宠爱，无所不为，使晚清已经败坏的政治雪上加霜。表现在：
第一，媚主邀宠，寄生累国。晚清太监最有权势者为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小德张）三人。三人能在众多的太监当中“脱颖而出”，出人头地，全赖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不择手段地媚主邀宠。安德海即“以柔媚得西太后欢”。李莲英更为典型，他“本一无赖子”，入宫由梳头太监爬到总管的地位，被封二品，靠的就是善投慈禧太后所好，哄得主子欢欣。譬如他那梳头“绝活”，就是专为邀宠于慈禧而学就的。平时总是挖空心思地对慈禧太后百般谄谀。李莲英自己就曾公开标榜“不会做人，要学做狗”。张兰德则同样用“奴狗”献媚的方式换取晋身之阶，他曾有这样的现身说法：“侍候人的人，应当比被侍候的多三招，如随太后出宫，得要先看天气预测冷暖，好带衣服，不能忘记携带她日常用的东西，察颜观色，一呼即到，一要就有。”“奴狗”们的这种卑鄙心术和行径，势必更助长主子恶听逆耳忠言，而生活上愈发荒唐的劣性，从而直接间接地害及朝政。
权监们又是寄生为害的大蛆虫。其食俸待遇按定制虽然已比一般太监所享高若干倍，但这对权监们的实际消费和收入来说不啻九牛一毛。从日常生活看，总管和首领太监都有专人厨房，有的和主子吃一个厨灶-o权监们积累的财产之巨更是惊人的。如李莲英在家乡大城县有地36顷，浮财难知其数。张兰德的财产，据估计，约有2000万两。他们的惊人消费和积累，无疑成为国计之大害。
第二，贪赃纳贿，败坏朝风。权监们巨额财产的积累，主要靠贪赃纳贿，巧取豪夺。因为他们是主子身边的亲信，可以障蔽官府，淆乱宸廷，并且自身也窃得很大权势，大臣们要向上邀宠，不得不先走通他们的门路，甚至正常公务方面的必须请示，有时也得买通他们的关节，故大臣伺机向权监送礼行贿直成趋之若鹜之事。李莲英过40岁生日，“内白军机，外自督抚，无不有庆祝之礼，赃私之积以千万计”。荣禄、袁世凯都曾向李莲英行贿。至于张兰德，袁世凯为了窃权逼清帝逊位，大肆贿赂张兰德。除了受贿之外，权监们还利用在宫内的方便条件大肆盗窃和侵夺珍宝器物，像张兰德建造的私宅，室内装饰陈设之物大量的是宫中珍品。若辈所获不义之财难以有精确统计。如果说，是当时腐败的朝风给权监们的贪赃纳贿提供了可能而合适的条件，那么，他们这种恶举，无疑又反过来促使了朝风的进一步败坏，朝纲的进一步紊乱。
第三，为虎作伥，戕害异己。主子脚下的“奴狗”，其另一面又是恶犬。对于主子的政敌和所憎恶的人物，他们阴毒凶狠，非常人所能为。若辈既然能“恃太后之宠幸，凌蔑皇上”，既然不惜对落难的珍妃投井下石，那么对主子所恶的臣工们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消说对于手下敢于拂意逆行的一般太监了。他们不光是充当主子的恶棍打手，为了自己的争宠竞势，也很惯于拉帮结伙，互相利用，勾心斗角，戕害异己。他们之所以能够爬升成为权监，这方面的心术和本事不可或缺。安德海、李莲英是这样，张兰德在这方面更典型。他靠倾轧别人爬上大总管的职位后，为了防止别人对此位侵夺的可能，又搞跨了杜兰德、李兰芳、颜海潮、陈瑞峰、万宝斋、狄八等号称“三十六友”的联合势力。他还用拜把子、收徒弟等方式来网罗和扩充亲己势力，将他们安置于各个管事的职位。宫廷内部的派系斗争，是牵连朝政大局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权监势力的介入，不但直接作为后党的帮凶，而且使派系争斗更为复杂化，更加重了朝政的混乱。
第四，仗势恃强，公然干政。严禁太监与外官交结及干预朝政，乃是清一代的一条重要“家法”、“祖制”。顺治帝时特立的铁牌犹在，但晚清权监们已视若废器矣。交结外官、干预政事对于若辈来说已成为明目张胆、司空见惯之事。自慈禧太后在热河酝酿发动政变之时，与恭亲王密谋，安得海即参与联络，成为得宠的一大事功。其后遂愈发“干预政事，纳贿招权，肆无忌惮”。他在出宫南下途中，尚“一路招摇”，“于预地方公事”。李莲英的气焰更不得了。据在军机处供职的官员忆述，李莲英与大臣们在一起时，竞至“宰相、尚书、侍郎、京卿围绕屈膝折腰”，而李氏“昂然竦立于中”。在帝后两党的政争中，李莲英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日进谗言于西后，言皇上有怨望之心”，促使“西后废立之谋日蓄于胸中”。张兰德在这方面亦不落后。据在他手下当差的太监忆述，张与许多大员勾结，他在隆裕太后垂帘时，竟至“随口称奉懿旨，虽对摄政王（载沣）亦有之，以故宫中无敢与抗颜行者”。
从由上论列的几个方面，已可见权监影响朝政之彰著，危害朝政之恶劣。但也应该注意到，晚清权监势力也不是到了可以完全为所欲为、泛滥无度的地步。譬如说，从其活动范围看，主要是限于宫中，而不像明代那样权监的足迹遍布朝野四面八方，其黑手伸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无所不监”、“无监不乱”的恶局。从其干预朝政的机制看，主要还是紧紧依附和借助于专权的主子，到头来还是狐假虎威，并不像有的朝代那样，权监公然凌驾于名义上的主子之上，自行揽权施政，甚至达到在主子面前指鹿为马的横暴地步。即使清朝灭亡前夕张兰德的骄横，也主要是表现在日常意态上，而远不能一手操政。从祖遗严限太监的法度看，其余威在晚清也还没有消弭净尽，仍然有一定约束力，即使慈禧太后有时也不能全无顾忌。